第四章 《插天山之歌》小說與電影比較
第三節 主題之探究
電影呈現的時間是有限的,大概近兩個小時,因此非常需要組織化的編排。
文學作品改編成電影是無法將所有內容搬上銀幕的,需要選取最重要的環節完整 交代劇情,還要安排最精彩的部分以吸引觀眾。原著所欲呈現的主題意識,在改 編成電影之後可能會有些許的不同。
「逃亡」和「反抗」是《插天山之歌》小說的兩大主題,這兩個主題可說是 一體的兩面,和「母土」有著很深的牽連。鍾肇政把小說主角的姓氏定為「陸」
是有意義的,他說:「我的動機倒很單純,就是對『陸』這個字有偏愛。這個感覺 從何而來,現在想想也很模糊了;但從《濁流》開始,『陸』這個姓的象徵意義便 漸漸明晰起來。最主要的是象徵陸地,人對大地的認同、歸屬,還有我感覺這個
字很莊嚴。」77在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日本宣佈台灣進入「戰時體制」,進行「皇 民化運動」,同時採用特務統治,直到戰爭結束78。日本使用嚴密的特務系統來箝 制台灣人民的思想,許多知識分子只好轉入地下活動。而日軍為了供應前方的戰 事所需,將大量糧食送至戰場,並不時實施「供出」。「所謂『供出』,……實則為 軍隊要一般人民繳出一些物資,有馬草、柴、月桃、山芙蓉、相思樹皮等。這些 東西山裡固然到處都有;然而從採集到曬乾、運輸等,在在都需要可觀的人工,
卻又都是一點報償也沒有的,可知它對山村居民的騷擾、負擔是多麼嚴重。(頁 96)」 另外還有「志願兵」和「奉公」,台灣人民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是想反抗的,但日 本控制的這麼嚴密,想策動大家反抗,縱使是消極的,也似乎不太可能。因此陸 志驤為躲避日本特高的追捕而逃亡,他逃亡到深山裡,受到親友的掩護。對這些 台灣人來說,能夠保護志驤的安全,就像是保住抗日的種子,這是另一種形式的 抗爭,即使逃亡是一種消極的反抗。志驤因逃亡而得以親近山林、親近母土,學 習農耕、劈柴、鋸木、捕魚,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生存。越往深山逃,就離日本的 統治越遠,認識和自己不同的山裡人,他從逃亡中獲得成長,重新追尋生命的意 義,這一切是來自於母土的庇護。彭瑞金說:「透過陸志驤『逃亡』經歷,把這個 特定時空裡人的生活、人的思想做了很清晰的描繪,『特高』的步步逼進,等於是 一隻日本統治者箝制台灣人民的魔手,這個時候台灣人民已不是用鋤頭、用竹竿 來反抗了,也不再是走議會設置運動、文化協會的步子了,這是面臨決定性的時 刻,要用智慧、耐力、意志來和統治者競賽,或許陸志驤的故事,正可以給我們 這樣的啟示。」79此時所謂的「智慧、耐力、意志」,既非知識份子的言論批判,
亦非庶民的抗暴行動,表面上呈現消極的忍耐,內心卻有堅持不妥協的志向,矢 志永遠與統治者周旋。
電影中所呈現的主題除了原著中的「逃亡」和「反抗」之外,主要還有凸顯 小說中原有的「尋找」,以及加入「台灣意識」80。黃導演在電影中放進尋找代表 台灣女性的奔妹、大地之母的意象,奔妹代表的是一個理想的女性。在逃亡的過 程中,志驤也找到了愛情。奔妹是屬於山林的,「如果是她──那個阿奔仔啊──
77 陳燁,〈永遠的赤子---鍾肇政紀事〉,《台灣文藝》127 期,1992 年。頁 21。
78 王詩琅,《日本殖民體制下的台灣》,台北:眾文,1980 年。頁 11。
79 彭瑞金,〈傳燈者鍾肇政〉,收於《鍾肇政集》,台北:前衛,1992 年。頁 286。
80 2008 年 4 月 12 日,國立交通大學《插天山之歌》影片放映暨座談會內容。
她必定能在這山裡好好地過下去。她可以成為山裡的公主,不,是女王,她能統 治整個山,管理整個山──包括草木、鳥獸以至於溪澗裡的帕哥魚都對她服服貼 貼的。她會為我帶來這寧謐天地裡的寧謐生活。(頁 82)」所以她是母土的象徵,
滋養著志驤,也讓他不安的心在逃亡生活中獲得安定。黃導演把鍾肇政的成長小 說《八角塔下》融入電影中,表達出鍾肇政在中學時期,台灣意識得到啟蒙。另 外,導演還希望藉電影表達:一、志驤在逃亡過程中,閩南人、客家人和原住民 這三種台灣人,他都遇到了。二、認識客家的腦寮和山居生活的重要作息──伐 木。三、那個時代男女之間的愛情表現。四、呈現當時日本統治台灣比較低壓的 氣氛。透過這個電影和文學題材的再現,讓年輕的一代了解是台灣是如何從過去 走到現在的。81另外,電影中特別凸顯台灣意識是因為作家鍾肇政在黃玉珊導演所 拍攝的《鍾肇政文學路》紀錄片中,多次強調他的台灣意識,以及對「逃亡」、「恐 懼被國民黨追捕」的情況,所以黃玉珊導演和作家陳燁在改編時,很自然就回歸 並且成全鍾肇政在寫作時被壓抑的台灣意識。82從台灣過去的經歷,我們可以很清 楚的了解為什麼老一輩的作家特別有台灣意識。鍾肇政一生努力寫作的目標也就 是希望告訴我們:台灣人是什麼。電影版的《插天山之歌》比小說更能彰顯作家 鍾肇政的「台灣主體性」,尤其在距離小說出版三十二年之後才拍攝的電影83,對 當代台灣觀眾而言,詮釋的角度更傾向「後殖民台灣」84。
第四節 時間推移與鋪展地點之比較
文學作品不論在創作或者是閱讀都不受時間的限制,但電影並非如此,它受 限於時間。「任何一部影片都有三個基本時間:事件時間、敘述時間和感受時間。
事件時間是指影片中直接展開事件的時間;敘述時間是指用形象和語言進行交代
81 2008 年 4 月 12 日,國立交通大學《插天山之歌》影片放映暨座談會內容。
82 2008 年 11 月 18 日至 11 月 19 日,筆者和黃玉珊導演的通信內容。
83 《插天山之歌》小說於 1975 年出版,電影則在 2007 年拍攝及上映。
84 陳芳明,2007,《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頁 38。
「倘然日據時期可以定義為殖民時期,而一九四五年以後定義為再殖民時期,則一九八七年解嚴 以後應該可以定義為後殖民時期。所謂後殖民主義的『後』,並非是指殖民地經驗結束以後,而 是指殖民地社會與殖民統治者接觸的那一個時刻就開始發生了。對於殖民體制的存在,殖民地作 家無不採取積極的抗爭(如批判),或消極的抵抗(如流亡、放逐)。因此,這裡的『後』,強烈 具備了抗拒的性格。……台灣作家對於殖民權利的支配,從未放棄過抵抗的立場。」
的時間;感受時間是指觀眾直接感受影片的時間。」85電影和小說在時空方面的處 理,有非常顯著的差距。小說讀者只能藉著想像去體認作者描述的空間感,所以 小說是以時間為主,利用時間的推移來建構空間概念。電影則是利用影像清楚的 展現在觀眾面前,因此觀眾可以明白體會電影所要傳達的空間形象,因此電影以 空間為主,就是透過一個空間推移到另一個空間,來傳達時間的遞轉。86 《插天山之歌》的主角陸志驤是一個逃亡的抗日青年,整個故事就是以陸志 驤的逃亡路線建構出時間的推移以及空間的轉換。先是志驤從日本神戶出發要回 到台灣,後來落入海中,幸運的他抓住浮木漂回台灣北部的富貴角,接著到淡水,
然後是台北,之後回到故鄉桃園龍潭鄉的靈潭庄九座寮。回到家見到父母之後,
就開始漫長的逃亡路。首先是到台北州海山郡八角寮的綱雲叔公家,志驤在這裡 學習鋸木、拖木馬、劈柴,這是他放下知識分子的身分,學習農事的開始。在這 裡有庇護他的親人,也有幫助他的朋友,還有成為他妻子的山村女孩奔妹。日本 警部的追捕讓志驤無法在此久留,於是他再往深山走去,來到了新竹州大溪郡湳 仔溝的姑母家,然後被姑丈安置在枕頭山山腰上的腦寮。在這裡他認識了原住民 達其司,並學會了釣鮎魚、鉤鱸鰻。原住民教導他最原始的生存方式養活自己,
志驤重新認識了大自然。無奈日警還是追查到此,志驤只得再往更深的山中,到 蕃界內的新柑坪,投靠姑丈的朋友張凌雲。張凌雲把志驤安頓在一所隘寮中,並 不時告訴志驤最新的戰局。這段期間志驤和奔妹舉行簡單的成婚儀式,在張凌雲 的協助下,他們在這裡開墾種蕃薯,度過了一段安定的日子,並在此孕育了一個 新生命。也是在這裡,桂木警官終於逮捕了他,在大溪的郡役所待了一晚之後,
最後故事是在大溪街上結束。
小說中空間的轉換是順著時間的推移,是以順敘法配合地點的鋪展,中間曾 經短暫的回憶中學生活。電影中間情節的時空轉換比較像是用鏡框式的架構,一 開始志驤就已漂到岸上,獲救醒來後在回家的途中開始回憶中學生活,電影場景 也隨即轉換到淡江中學八角塔下。然後是龍潭九座寮家中,再到八角寮、湳仔溝,
接著才藉夢境出現在太平洋船艦上跳海、爆炸、沉船的情況,之後又再度回憶中
85 周傳基、梅文,《作為文學的電影劇本》,頁 108。
86 楊嘉玲,2001,《台灣客籍作家文學作品改編電影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 論文。頁:91。
學時的片段,接著場景仍舊回到湳仔溝的腦寮、山溪,再來是新柑坪,大溪郡役
參見於網站http://www.efun.name/celeb/article/yu_shan/75(2008.11)
字來表達,電影對白則是一種影像語言。費爾德說:「對白必須傳達故事的資料或 事件給觀眾,對白要能顯露人物,對白必須顯示人物內心或彼此的衝突、人物獨 白的思想和情緒狀態,對白是由人物而生。」89小說中可以極細膩的描述人物的內 心思維,並且會使用較優美的詞藻來修飾小說語言;改編成電影時則要把焦點放
字來表達,電影對白則是一種影像語言。費爾德說:「對白必須傳達故事的資料或 事件給觀眾,對白要能顯露人物,對白必須顯示人物內心或彼此的衝突、人物獨 白的思想和情緒狀態,對白是由人物而生。」89小說中可以極細膩的描述人物的內 心思維,並且會使用較優美的詞藻來修飾小說語言;改編成電影時則要把焦點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