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天山之歌》寫作動機與創作的時代背景

文學作品來完成一種社會的改革，希望達成他們心目中更理想美好的社會。這當 然也是一種很好的觀點，一種很好的文學觀。雖然我的文學觀多少與此類似，但 畢竟還是有這樣的差別。我盼望我們中國人以後可能有什麼樣的遠景，我便在作 品中間接地，隱含地表現我的觀念。」¹³而《插天山之歌》就是在當時的社會環境 影響下，間接地表達鍾肇政的心靈活動。由此可見鍾肇政的文學是有社會意義和 責任的，但並非激烈的、煽動的，而是含蓄的、婉轉的。

鍾肇政的文學特色，在於正面的、光明的台灣人形象的建構，並以鄉土為背 景，台灣社會為內容。發揚台灣精神，是鍾肇政作品的主要使命。他的文筆淳美，

並揉雜了日語、客家語和閩南語，這對於小說人物的塑造更加的傳神。以敏銳的 筆觸，把人物內心的流動寫地非常細膩。又其作品質量豐碩、氣勢磅礡，從中呈 現大時代的小人物，對讀者而言，是貼近生活的。並且其中有最真實的、最深刻 的，台灣人民的歷史。

第二節 《插天山之歌》寫作動機與創作的時代背景

一、寫作動機

鍾肇政曾自述在他的文學作品中有一個永恆的主題，他也願意付出一輩子的 創作能力來闡發這個永恆的主題，那就是「台灣人是什麼？」、「台灣是什麼？」

而這個永恆的主題是離不開龍潭、離不開台灣的。¹⁴他也認為作為一個作家，尤其 作為一個台灣作家的終身主題，就是關心台灣人。¹⁵《插天山之歌》是鍾肇政的大 河小說《台灣人三部曲》的第三部，這三部曲乃是在寫台灣人陷日五十年的遭遇，

塑造台灣人的形象。鍾肇政在《台灣人三部曲》後記中提及，第一部曲《沉淪》

完成後，在蒐集資料準備寫第二部曲時卻遇到了阻礙，那些日據中期台灣文化協 會以及民眾黨、農民運動等事蹟，不但資料難以掌握，而且處處是不能碰的禁忌，

13 鍾肇政，〈日據時代的台灣新文學運動〉，《中國現代文學的回顧》，台北：龍田出版社，1978 年。

頁 84。

14 參見公視製作之文學紀錄影集「作家身影－傳火炬的長跑者鍾肇政」

15 鍾肇政，〈談台灣文學－從一個台灣作家的成長說起〉，2000 年，《浩然講座－第三屆國家文藝獎 得主系列演講文集》。頁8。

因此不得不暫時擱置。後來聽到有家刊物奉命不能刊載鍾肇政的文章，讓他覺得

女性，她勞動、大量付出的形象是鍾肇政作品中女性特質的基調。小說中女主角 奔妹的形象，就是鍾肇政妻子的形象。鍾肇政說：「不可否認的，我太太是在我 的心靈活動、生理活動、也包含了一切生活中最密切的一個人。那麼，她自然呈 現出來的一個形象，就變成我內心裡面的女人典型之一。所以，當我在書裡面塑 造一個女人的時候，這樣的典型一定會投影的；像奔妹這樣熱情、勇於把所有苦 難都擔待起來的女性，可能是她投影最多的一個角色。」²¹

由以上論述可知，《插天山之歌》的故事就是象徵作家的遭遇；而鍾肇政寫這 部小說最迫切的目的，是建立保護傘，可說是當作一種政治庇護。錢鴻鈞也說：

「此書情節雖非作者的真實行為、非行動上的自傳，但筆者要強調的一點是，這 本書是作者當時創作時的心靈所影射的自傳。簡而言之，作品中的逃亡情節也就 是作者逃亡的心情……其精神象徵也可視為作者的內在精神，或是本書主角將成 為作者理想男子漢精神的寄託了。」²²小說中的情節隱含作家的遭遇和心境，實在 是一部有「心」之作。

二、創作的時代背景

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後，原本台灣人民期盼的光明和樂並沒有出現。與中國 大陸的長期隔閡等因素，使得本省人與外省人產生對立，在一九四七年發生了二 二八事件，接著有「戒嚴」和「白色恐怖」，文藝創作和言論自由受到管制，而許 多作家都噤聲了。這個時期有許多隨國民政府來台的大陸籍作家，於是「反共文 學」興起。台灣光復後的第一代作家，因為並沒有反共的經驗，而無法也不願寫 反共的作品，因此那些反映台灣人民生活的作品便受到打壓。葉石濤說：「五○年 代的台灣文學趨勢不甚明瞭，唯一明白的是，這樣的言論箝制，一丁點創作自由 也沒有的時代，產生不了任何反映台灣現實的文學。」²³六○年代，雖然現代主義 文學興盛，但台灣本土文學亦有了新的發展，鍾理和、鍾肇政、廖清秀等作家，

用中文表達對自己的生長地域台灣的關懷，而《台灣人三部曲》就是從這時候開

http://ws.twl.ncku.edu.tw/hak-chia/c/chinn-hong-kun/chiong-leng-hun.htm（2008.10）

21 陳燁，〈永遠的赤子---鍾肇政紀事〉，《台灣文藝》127 期，1992 年。頁 23

22 錢鴻鈞，〈《插天山之歌》與台灣靈魂工程師〉，1999 年 10 月 6 日。

參見網頁http://ws.twl.ncku.edu.tw/hak-chia/c/chinn-hong-kun/chiong-leng-hun.htm（2008.10）

23 葉石濤，《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年代》，1999 年，台北：前衛。頁 146

始起筆的。七○年代鄉土文學興起，其中的現實主義文學論者乃以葉石濤、鍾肇 政等人為代表，強調文學的精神意識的本土化與承繼歷史傳統。葉石濤認為：「台 灣的鄉土文學應該是以『台灣為中心』寫出來的作品；換言之，它應該是站在台 灣的立場來透視整個世界的作品。……這種『台灣意識』，必須是跟廣大台灣人民 生活息息相關的事物反映出來的意識才行。既然整個台灣的社會轉變的歷史是台 灣人民被壓迫、被摧殘的歷史，那麼所謂『台灣意識』－即居住在台灣的中國人 的共通經驗，不外是被殖民、受壓迫的共通經驗；換言之，在台灣鄉土文學所反 映出來的，一定是『反帝、反封建』的共通經驗以及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跟大 自然搏鬥的共通記錄，而不是站在統治者意識上所寫出來的，背叛廣大人民意願 的任何作品。」²⁴《台灣人三部曲》就是紮根於台灣這塊土地，表現出對本土的感 受，對讀者而言，是比較真實的作品。

鍾肇政在創作《插天山之歌》的期間，仍是受到監視的。他自述：「民國六十 二年，我在《中央日報》連載《插天山之歌》時，正好新居也落成，有間房子空 了出來，就貼了招租條子，沒想到來承租的是個警總特工人員。這也是後來才知 道的，原來他們懷疑我的《插天山之歌》裡那個追捕志驤的日本特高桂木警部，

是另有寓指，就調查起我的一切來。」²⁵既然讓小說在報紙副刊連載，卻又在暗中 進行調查，這兩者之間產生了一種弔詭的現象。彭瑞金說：「……以此合理化、正 當化對台灣的統治權，採取戒嚴統治、禁錮人民思想、剝奪人民基本人權，訂定 文藝國策，宰制文藝活動、資源，限制、查禁文藝作品，打擊異己，正是《插天 山之歌》的創作背景。²⁶」所以《插天山之歌》是在「肅殺」的政治環境中，「和 平」的被創造了出來，而其中的內蘊和象徵，就更加引人一探究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