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情節比較分析

電影《插天山之歌》和小說原著同名，黃玉珊和陳燁根據鍾肇政的小說改編 成電影劇本，黃玉珊導演自述：「我把原著的《八角塔下》跟《插天山之歌》併在 一起，因為《插天山之歌》其實已經是一篇長篇小說，裡面提到主角所坐的船被 美國的潛水艇擊沉之後，他游泳上岸，然後他發現後面還有一個日本警察在追他 的時候，他必須先回家一趟，但是經過他的母校時產生一些回憶。我覺得這個部 分其實滿重要，是他後來為什麼到了日本後會去參加一些反日的組織，或是他回 來台灣之後，要組織一些反抗的行動，所以我很自然就把《八角塔下》，鍾肇政敘 述在高中時期，他在淡水中學所受到的日本教育，受到壓迫的那一段放進來。在 建構主角的心路歷程，他會恐懼逃亡，碰到很多人幫助他，我覺得這是可以連貫，

所以我就做了這樣的改編。鍾肇政先生很習慣在他的小說裡面，都會有「陸志」

什麼來做為男主角的名字。例如：陸志龍《濁流三部曲》、陸志驤《插天山之歌》、

陸志駺、陸志麟《怒濤》，就像是他自己的一個象徵。我也得到鍾肇政先生的同意，

將二篇合併，但用同一個主角的名字。」⁷¹在電影情節當中，等於是結合了兩部小 說的故事。

電影的開始陸志驤即抓著浮木被沖上岸，對於小說中在沉船前的描寫是放在 之後志驤的夢境中。這樣的安排可免去一開始要仔細地交代志驤跳海的經過，並 讓觀眾對後來志驤為什麼需要逃，產生好奇的心理。日本特高桂木之所以知道志 驤還活著，是因為救起志驤的漁夫到淡水的銀行把日本銀行券兌換成台灣銀行 券。這個部分在電影中沒有交代，更可以顯示日本的統治系統是非常嚴密而全面 的。電影中刪去了漁夫太太的角色，也省略漁夫述說兒子都被召去當軍夫的部分。

雖然沒有直接呈現台灣年輕男性的悲慘遭遇，但這個部分可從之後志流參加青年 團並且要奉公，還有原住民達其司被保送到「勤行報國青年隊」去受訓六個月，

最終也將被送去前線打仗的情節中顯現。小說中的志驤在回家途中經過淡水回憶 起中學生活，電影中則放入《八角塔下》的部分情節，用學弟被學長侵犯以及同 學林鶴田的抵制和反抗，去凸顯台灣學生在日本統治下，受日本教育的悲哀。把 小說中僅是回憶的片段用具體的事件呈現，讓觀者更了解中學教育對志驤的影響。

志驤逃亡的第一站是叔公陸綱雲的家，電影中刪去了維昂伯父的三兒子志東 和小女兒阿五，以及阿萬嫂的兒子阿木三個不重要的角色，這對整個故事的發展，

並不會造成影響。在奔妹帶志驤逃到湳溝仔的姑姑家途中，志驤告訴奔妹：「我們 是台灣人，也是支那人。」電影的這一段情節中，志驤只說「我們是台灣人」，沒 有說到「也是支那人」。這個部分的改編是導演想要凸顯台灣意識，所以只說「我 們是台灣人」。由於作家鍾肇政在寫作《插天山之歌》時，是要躲避國民黨的追捕，

並且想要以小說顯現自己對國民政府無二心，因此在當時必須讓「台灣人」是「支 那人」，讓台灣是屬於支那的一部分。然而經過三十年，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已不復 存在，導演自然不必受限於外在環境。這樣的改編，是導演尊重作家的台灣意識⁷²， 也是順應這個台灣意識逐漸抬頭的年代，因此電影中不讓「台灣人也是支那人」。 小說中志驤逃到南溝仔，姑丈李阿丁要他到山中腦寮居住，並且帶了《三字 經》、《百家姓》、《四言雜字》、《薛仁貴征東》以及《三國演義》給志驤讀；電影

71 台灣電影網「導演座談會『電影與文學的對話』－談小說改編成電影」座談會資料。

72 2008 年 4 月 12 日，國立交通大學《插天山之歌》影片放映暨座談會內容。

中則特別加上志驤在腦寮閱讀《東洋史》。也因為志驤讀了《東洋史》，才會再度 回想起受日本教育的中學生活，然後便順勢加進《八角塔下》書中男主角陸志龍 被日本教官高橋痛毆的情節。這樣的改編可以讓觀眾更了解志驤加入抗日組織的 原因，應該是和過去的經驗有關。小說裡獨居山中的志驤，遇見了原住民青年達 其司，他們起先用閩南語交談，後來志驤用日語跟他說話，達其司也以流利的日 語回應。電影中的這一段，兩人的交談從頭到尾都是用閩南語。黃玉珊導演說：「過 去原住民到平地和漢人貿易或交往時，為了溝通方便，是使用閩南語。⁷³」所以閩 南語是當時他們比較常使用的語言，因此在電影中讓他們都講閩南語。至於完全 不採用日語，導演顯然是要強調兩人的本土意識，令觀眾確立他們的台灣認同。

志驤逃到新柑坪，後來舉行簡單的儀式和奔妹結為夫妻，兩人為了長遠的生 活，種了一大塊的蕃薯田。電影中加入奔妹挺著大肚子到街路上叫賣地瓜，桂木 和另一位警察在街上巡視時，注意到了懷孕的奔妹，當時桂木看奔妹的眼神，似 乎呈現出特高的專業敏感度。這段情節的增加，是後來桂木找到草寮的一個伏筆。

另外，原著小說中是慶雲伯母幫奔妹接生；而電影中則刪去慶雲伯母的角色，由 奔妹自己處理生產過程。這樣的安排，可以更加凸顯出奔妹的獨立和堅強，「大地 之母」不管在多困難多惡劣的環境下，依舊可以生存，可以孕育新生命。以女性 角度象徵「台灣」，似乎要強化「無父兄保護」的孤女形象⁷⁴。

小說的結尾是志驤用低沉有力的歌聲唱著〈予科練之歌〉；而電影的結束是志 驤回到草寮，看到奔妹抱著孩子微笑著站在路旁等待。小說的結局表達的是自由 的喜悅，是解脫後的痛快。雖然台灣光復了，日本人也不能再拘役志驤，但志驤 脫口而出的歌曲竟是殖民者灌輸的日本軍歌。胡紅波說：「日本軍歌是充滿『傷 感』、『悲壯蒼涼』的。所謂『傷感』，是由於作者對於『大和魂』有著特別深 切的瞭解，而感受到二次大戰期間所譜的軍歌都充滿一股悲壯蒼涼的哀調。作者 安排主角唱予科練之歌，所要表達的一方面是反映主角內心異常複雜的衝動與悲 喜交集，一方面則是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失敗、皇民化統治的終結，著意表示強烈 的反諷及嘲弄。⁷⁵」因此他真正要表達的是內心深沉的哀傷。而電影的結局則再度

73 2008 年 4 月 12 日，國立交通大學《插天山之歌》影片放映暨座談會內容。

74 邱貴芬，1991，〈當代台灣女性小說裡的孤女現象〉，《文學台灣》第一期，頁 111-118。

75 胡紅波，1996，〈兩套《三部曲》裡的山歌、採茶和民俗語言〉。

強調勝利後仍要回歸母土，一切的希望是從母土開始，新生兒就是台灣的重生，

電影改編的結局呼應了片名「插天山」的意象。黃導演認為小說結局唱日本軍歌，

跟小說的主題抗日不太配合。而插天山所代表的意象是陽光升起，照射整個山林，

插天山就是陽光升起的地方。因為光的意象是很難表現，所以用小孩的新生表現 這個光明的意象。電影中在志驤去看青年訓練時的背景歌曲就是予科練之歌，所 以在結尾不再使用這首軍歌⁷⁶。小說的結局安排，讓人覺得有些突兀，但也促使讀 者思考一個問題：政治上的脫離殖民是否比文化上的擺脫要容易？文化的後殖民 現象才是複雜的難題。相較之下，電影的結局，則顯得簡單易懂，無需深思光明 與希望的背後，是否有改變身份認同的困難。這也說明了電影作為流行文化，在 人物角色的安排上，無法媲美於菁英讀者所期待的小說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