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癌婦女性生活滿意度之相關研究

世界衛生組織（WHO, 1975）對性（sexuality）所下的定義：「性是 人類在生理、情緒、智能與社會等各層面的統整，可促進個體朝正向人 格、溝通及愛的成長」。性是高度複雜的現象，不僅影響個體的自我心像 與感受，並影響與他人間的關係；性包括生物層面的性歡愉、感受給予 與接受肉體上的歡愉，並且對個人與他人間關係的連結具強而有力的影 響（Woods, 1984）。性是動態的，個體會隨著時間、地點、伴侶的狀況而 有不同的反應（阮芳賦、林燕卿，2003），性不僅是兩個個體間身體性器 官的接觸，還包括心理的滿足、彼此的親密、滿意與溫暖的感受，其廣 義意涵更強調情感、親密行為、身體接觸如牽手、親吻、愛撫、擁抱、

與伴侶互相自慰與性生活等（阮芳賦、林燕卿，2003；Coleman, 2002）。

性的滿足是完整個體的一部分，是健康的重要因素，可提升生活品質、

促進個體的成長、自我了解與自我實現（Hughes, 2000; Whipple &

Komisaruk, 1999）。

性生活問題確實困擾不同階段的乳癌婦女，不僅治療結束初期會受 到影響，更延續至存活多年後的婦女。從文獻的爬梳，以下分幾個部分 敘述。

一、 性生活滿意度共同的困擾

研究調查發現，67%−77%乳癌婦女在罹病之後仍保有性生活，在保 有性生活的乳癌婦女中，有 21%−49.3%的婦女表示對性沒有興趣

（Burwell, Case, Kaelin, & Avis, 2006; Fobair et al., 2006; Takahashi et al., 2008），過去文獻也指出，乳癌婦女失去性生活最主要原因為對性失去興

33

趣、生理因素造成性交困難或不適及過於疲勞（Fobair et al., 2006; Ussher et al., 2012）。治療後在性生活滿意度遇到的共同困擾是性生活頻率減 少、性活力降低、性困擾增加、性慾降低，對性生活的滿意度及對伴侶 的親密度下降（Fobair & Spiegel, 2009; Ussher et al., 2012）等，這些都反 映了不同的性生活層面的問題。Fobair et al.（2006）的研究指出，乳癌婦 女性生活頻率減少者占 60%−78%，但過去對性生活相關議題的研究，除 了性生活頻率降低的問題，尚包含性功能、性慾、整體的性生活滿意度 或性親密等不同面向（Fobair et al., 2006; Yang et al., 2011）。在美國一項 針對加州存活五年以上的年輕乳癌婦女在生活品質之研究發現，仍有 56%的婦女性慾降低，性慾下降是乳癌婦女普遍的性問題，且可能延續很 長一段時間（Bloom, Stewart, Chang, & Banks, 2004）。在 Rashidi and Dashti

（2015）對伊朗乳癌婦女的研究，對 90 名乳癌婦女以性身份、性角色和 性功能進行性行為模式及相關因素的分析，研究結果發現，有 60％的理 想性身份，50％的理想性角色，40％的理想性功能，能夠發揮 47.61％的 理想性行為；在教育程度上，其丈夫接受過小學教育的參與者有更理想 的性行為；而職業身份為家庭主婦者比工作和退休者有更令人滿意的性 行為。而在乳癌確診手術治療後，在南美洲巴西的研究，年齡介於40−60 歲、距離手術完成癒後平均約1−2 年的乳癌婦女，有近 4 成乳癌婦女沒 有性生活（Manganiello, Hoga, Reberte, Miranda, & Rocha, 2011）。但 Takahashi et al.（2008）在日本的研究，同樣平均年齡介於 40−50 歲、距 離手術完成癒後約 3.6 年的乳癌婦女，僅有 14.1%未恢復性生活。分析原 因可能與南美洲、亞洲不同文化背景或距離完成治療的癒後期間有關。

34

而距離完成治療的癒後期間愈短的乳癌婦女保有性生活的比例較低，可 能和身體狀況尚未完全恢復與適應有關。上述結果顯示，乳癌婦女需要 時間及協助，以改善生理不適與調整心理障礙，重拾以往的性生活。

然而可能受限於傳統東方文化對「性」隱晦的觀念，認為「性」除 了生育之外，是不宜公開談論的話題，因此儘管有陰道乾澀及性交疼痛 等身體症狀的困擾，因為國情文化的不同，導致即使婦女在性方面有疾 病症狀困擾也難以開口，而護理人員亦極少與乳癌患者談論及關心相關 話題（Zeng, Li, Wang, Ching, & Loke, 2011）。Fobair et al.（2006）的研究 發現，亞洲乳癌婦女仍保有性生活的比率低於白種人，約為白人婦女的 0.17 倍，但其性滿意度高於白人乳癌婦女。雖然亞洲乳癌婦女的性生活 滿意度高於白人乳癌婦女，但在亞洲乳癌婦女仍保有性生活的比率低於 白人乳癌婦女的情況下，其原因會否即是因為亞洲乳癌婦女性生活滿意 度低，而導致保有性生活的比率低？而即使亞洲乳癌婦女性滿意度高於 白人乳癌婦女，是否就真的表示沒有性生活困擾？是否是因為文化保守 的關係而難以啟齒向專業人員尋求協助？姚聰等（2012）在對中國術後 乳癌患者性生活教育需求的調查分析中發現，所有的患者均表示需要醫 護人員進行性生活指導，但僅 8.05％的乳癌婦女在術後接受過護理人員 的性知識教育，並且只有 18.97％的患者與醫護人員溝通過性問題。而處 在此文化範疇的台灣又是如何？陳姿君等（2015）在台灣的研究發現仍 有 88.3%的乳癌婦女從未使用潤滑軟膏或尋求其他方式來幫助緩和性生 活的不適感，顯現多數的乳癌婦女雖有性生活相關的困擾，但並不了解 疾病對性生活所造成的影響程度以及可嘗試的解決方法，並且有相當大

35

的比例在疾病治療期間或治療之後未主動與醫護人員討論有關性的問 題，因而使乳癌婦女的性生活產生負面影響。此外，梁文倩（2003）的 研究發現，夫妻雙方若有慢性疾病數者，就會影響性生活的體驗，疾病 越多性生活體驗就越差，性生活滿意度也較差。因此唯有先了解乳癌婦 女性生活滿意度之現況及可能影響的因素，才能於未來提供合適的介入 措施。

二、 身體心像

乳癌的治療，不論是手術方式或是術後輔助治療，一定程度會造成 病人身體結構、功能或感覺上的改變，如乳房切除後造成身體外觀改變、

身體不完整、毀形感；化學治療、放射線治療與抗荷爾蒙治療的副作用，

掉髮、疲憊、噁心、嘔吐、情緒障礙、睡眠障礙、皮膚色素沉著、皮膚 破損、月經不規則或提早進入停經期等，也使乳癌婦女易有負向的身體 心像（Anllo, 2000）。

乳房除了美觀作用，與性生活也有直接的關係，更是維持婚姻親密 關係的主角（胡至家，2005；陳美端，2008），20~40％的夫妻擔心如何 在沒有乳房的情況適應性生活（劉瑞靈、丘周萍，2002），鄭丞傑（2004）

的研究亦指出，乳房切除手術與其他癌症的治療相較，乳房手術更常發 生性問題，例如興趣減低、陰道乾燥、性交疼痛、性高潮困難以及常會 出現配偶間性協調等問題（李麗燕，2001；鍾美玲等，2001；Huber, Ramnarace & McCaffrey, 2006），陳姿君（2015）的研究也發現乳癌婦女 對裸體時胸部外觀的滿意度越低，整體性生活問題越大。

亦有研究指出，乳癌的相關治療會以不同方式影響乳癌婦女的身體

36

心像感受、情緒安適以及性健全。接受治療後的婦女，面臨的問題大多 是身體心像的改變、停經以及性困擾，包括興趣減少、無法放鬆、性激 起困難、性高潮減少、陰道乾燥、性交疼痛等（陳淑貞，2008），而 Huber and McCaffrey（2006）亦指出性困擾的產生，與生理、心理所帶來的負 面影響有關聯。陳婉瑜（2005）探討 71 位乳癌婦女術後身體心像、性自 信、性功能之關係的研究發現，乳癌婦女的身體心像觀感越正向，性生 活滿意度越高；鄭淑華（2006）的研究指出，身體心像感受與性生活調 適亦呈正相關，即身體心像愈正向，性生活調適愈好；Ganz et al.（1999）

認為，當考量婦女其他心理層面因素時，婦女的心理健康、身體心像等 因素對性慾的影響較大，身體心像是預測性興趣的重要指標，身體心像 的問題愈大，對性的興趣愈低。Fobair et al.（2006）也指出，接受乳癌手 術後未滿一年的婦女難以面對自己的身體、覺得自己沒有性吸引力及缺 乏女人味，乳癌婦女對裸體時胸部外觀的滿意度愈低，整體性生活問題 愈大。而陳鳳鈴（2011）的研究有不同的發現，認為術後乳癌婦女的身 體心像與性生活滿意度的關係是顯著並呈現負相關，身體心像愈負向，

性生活調適愈好。

三、 伴侶關係

性並不局限於身體、生理及性行為或性功能的表現，接受治療後性 自我的改變（Levin et al., 2010）、與伴侶間親密感的傳遞也含括在內，因 此不同性生活層面的影響因素也可能會有差異。有研究中亦提到，許多 訪談個案表示配偶出現更多言語及行動上的關懷，配偶在患病後的扶持 與陪伴，反映出夫妻間共命相依的情感（胡至家，2005）。已婚乳癌婦女

37

感受到夫妻性關係的改變，擔心被拒絕、遺棄，或擔心若離開伴侶，也 不會有人會喜歡缺少乳房的女人，因而委曲求全以維持婚姻關係（陳海 焦，1996；Anllo, 2000），但伴侶也會害怕性活動是否會影響病人的康復，

為配合病人的要求或因受病人的拒絕等，主動減少性活動，甚至完全沒 有了性生活；這些情緒、心理上的不安與人際間關係的壓力，會影響到 病人與伴侶間親密感的建立，使得雙方無法輕鬆的面對性活動，導致伴 侶間性關係的退縮，性生活因而受到很大的影響（于博芮，1986；阮芳 賦、林燕卿，2003；黃正宜、黃秀梨，1998；Hughes, 2000）。而未婚婦 女會因覺得身體缺陷而擔心未來的交友問題或因而失去婚姻的選擇權

（Hordern, 2000），由而亦導致伴侶關係的退縮。在親密關係的提升上，

李玉嬋等（2013）的研究結果指出，「親密關係團體諮商」的實施，能夠 有效提升在伴侶關係中屬於「低婚姻親密度」的成員在精神、身體、情 感與性方面的親密度，進一步催化其性伴侶親密關係而提升夫妻間性生 活的滿意度（Sterren & Verheij, 2009）。

Ganz et al.（1999）指出，性伴侶親密關係的質量和伴侶中的性問題 則是預測性滿意度的重要指標；在 Speer（2005）的研究也提出類同的看

Ganz et al.（1999）指出，性伴侶親密關係的質量和伴侶中的性問題 則是預測性滿意度的重要指標；在 Speer（2005）的研究也提出類同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