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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計算？因為威權體制的人權侵害並非領導者所獨行，往往是藉由系統性的體 制，甚至有社會各階層的人參與。若論侵犯人權的政治和道德責任，追究範圍的 界線恐怕難以劃定。如同捷克哈維爾總統所言：「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罪，發號施 令的、服從的、支持的、甚至袖手旁觀的，都直接間接支持了威權統治」。台灣 在白色恐怖年代，威權政體建置綿密的軍警特與民防系統，「檢舉匪諜、人人有 責」的口號不只是宣傳文宣，加上高額的檢舉獎金，造就不少公報私仇的冤案。
再者，即便未參與威權統治的偵防系統，人人為求自保，即使路見不平大都只能 選擇噤聲，造成對政治的疏離冷漠，以哈維爾所言，也是間接支持威權的存在。
在上述種種價值難題下，261不同的國家根據各自的民情、政治局勢和歷史脈 絡，會選擇或發展不同的策略和模式。以下分別就各種取向的代表國家，說明其 處理轉型正義的歷程梗概，以作為台灣的對照與參考。
二、轉型正義的過程與類型
探討民主轉型過程中，對於過往應「懲罰或免責」經常成為重要議題；對照 各國轉型正義的歷程，最為世人熟知並矚目的紐倫堡大審，在二戰之後盟軍對納 粹領導人進行起訴與審判，則屬報復式正義(retributive justice)的類型；還有東德 和捷克在共產政權崩潰後，施行「除垢法」（Lustration Law），規定公職人員、
議員、教師、媒體與商業領導人必須公開與前共黨秘密警察的關係。另一個極端 的例子，則如西班牙選擇遺忘與赦免，對於真相與責任都不再追究。
較為折中的例子是南非，以公開真相作為原諒的基礎，處理種族隔離的爭端；
有研究將之歸為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相對於報復式正義(retributive justice)，前者較強調個人之間的關係以及社會內部的聯繫，以「和解補償」為架
261 以上有關轉型正義的難題，主要引自吳乃德，〈珍惜民主資產，告別威權年代：轉型正義和歷 史記憶〉，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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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立加害者與被害者，的對話關係，以及社區的參與，超越報復與懲罰的層 次，促進矛盾與衝突的化解，並回復當事者權益，達成修補社會關係的效果。262
進一步比較各國民主政治發展背景，其中東歐與德國的轉型歷程，同樣都是 前威權政體徹底垮台，和台灣漸進式民主化的發展經驗相去較遠，因此筆者選擇 西班牙、韓國，及南非三種類型為例，就其國家發展背景、轉型歷程與重要影響 因素，作進一步探討和比較。
(一)選擇遺忘過去—西班牙
西班牙在佛朗哥將軍在 1930 年代內戰中打敗親蘇左派聯盟，實行三十六年 反共親美的獨裁統治。獨裁時期，有數以萬人不明原因失蹤或死亡，當他 1975 年去世之後，由佛朗哥所選定的繼承人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掌權，但是 他繼任之後，卻戲劇性的進行民主轉型，當時朝野一致決議不對加害者或是前獨 裁政權進行清算，以顧及社會和諧與團結，並於 1977、1978 年間頒佈赦免法。
等於放棄對舊統治集團進行追究，擇刻意遺忘過去的歷史，此種處理方式又被稱 為 disremembering（譯為「祛記憶」/或「遺忘過去」）策略。263
西班牙這段轉型經驗，關鍵之一是轉型前後政權之間的關係，後者由前者所 選定，並非透過激烈的抗爭改革所產生；關鍵之二是佛朗哥政權統治長達三十多 年，當時國內的公職體系幾乎都經威權系統所培植產生，若要究責，可能對社會 關係影響至鉅，264在此背景下，西班牙選擇遺忘的策略。但是，實施赦免法之後，
歷史似乎無法就此被遺忘，近年又產生新的社會要求，將在此節尾聲再進一步討 論。
262 參考洪英花，〈實踐修復式正義—以士院試辦刑事案件流程管理為例〉，《台灣法學雜誌》第 175 期，2011 年 4 月。
263 引自吳乃德，〈珍惜民主資產，告別威權年代：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頁 4。
264 有關西班牙轉型歷程，主要參考李遙，〈重新評價佛朗哥〉，《開放雜誌》2011 年 2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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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揭發真相以究責懲凶—韓國
韓國在1980年5月18日發生光州事件，人民抗爭受血腥鎮壓，許多人將「518 事件」與台灣的「二二八事件」相比擬。然而在高壓肅殺之下，死難者家屬與倖 存者仍成立許多不同的民間團體，不但每年的518進行追悼、紀念，並逐漸形成
「追究真相」、「懲處元凶」及「賠償受害者」的共識，265並引發全國性平反運 動，加上1985年國會大選造成強大反對黨，1987年學生與人民對全斗煥政府展開 強烈抗爭，迫使執政當局轉變，繼任的盧泰愚於1988年開始啟動「國會調查權」
與「聽證會制度」，但有許多真相未明，使民間無法滿意。
1993年，金泳三上任後定位自己是「繼承光州精神的民主政府」，肯定事件 性質為「518光州民主化運動」，但沒有具體調查真相與究責，民間激進社團於 是共同組成追究真相委員會持續施壓。直到1995年國會制訂不具追訴時效的兩項 特別法，以揭發真相並處罰主謀者，推動「歷史導正運動」，還由特別檢察官逮 捕兩位發動政變與屠殺的前總統。
之後上任的，是曾被以內亂罪判刑的金大中，他進一步由國會通過「疑問死 真相追究特別法」，與「民主化運動關聯者恢復名譽及補償之法律」，並據此成 立了「民主化運動補償審議委員會」，展開具體的補償作業。2000年10月正式成 立「疑問死真相追究委員會」直屬於總統，開始調查對抗威權政權的民主化運動 中離奇死亡的案件；2001年11月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從事人權問題的監視、
調查、糾正等工作。266
朱立熙長期觀察韓國的轉型正義，他分析轉型成功的原因，除了韓國人民「由 下而上」的堅定力量，使得「政客的投機」成為轉型的契機；其次，最後推動完 成轉型工程的金大中，本身是即是國家暴力的直接受害者，若由他進行清算工
265 引自朱立熙，《兄弟的鏡子》（台北市：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8），頁 18。
266 參考朱立熙，〈韓國 518 光州事件之處理與借鏡—韓、台「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的比較 研究〉，《二二八六十年國際學術研討會》(2007)，頁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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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容易被指責為政治報復，而受軍方勢力所反撲；然而，在他之前，有金泳三 的改革作為緩衝，是相當重要的因素。再者，韓國將行使國家暴力的軍事領導人 移送司法審判，致使威權政體的相關情治與官僚體系受到挫折與警醒，才能鞏固 新的民主改革，朱立熙的評論，可作重要註解：
韓國的經驗證明了，民間政治菁英與社會團體所採取的積極並徹底清算過 去的策略，並不致損及民主化的安定性，反而是鞏固民主化的決定性功 能。267
(三) 揭發真相作為特赦的基礎—南非
南非白人統治者在 1990 年之前實施多年種族隔離政策，造成許多種族歧視 的人權侵害。曼德拉因為領導反種族隔離運動而被判罪，他 1991 年出獄之後，
出任非洲民族議會主席，展開長達四年的「全國政治協商會議」談判，推動民主 制度，並促使聯合國通過對南非的白人政權展開經濟制裁的決議，終於使種族隔 離政策正式廢除。268
1995 年，總統曼德拉宣佈依法組成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由前南非總主教戴斯蒙．屠圖 (Archbishop Desmond Tutu)擔 任委員會主席，其宗旨是在「釐清真相」的基礎上，促進全國團結與民族和解，
並建立「人權文化」，使過去因社會不正義所發生的災難不再重演。其具體任務，
除了全面調查侵犯人權事件的真相之外，也透過讓受害者講出真相，以恢復其公 民尊嚴；另外也對講出所有事實真相的加害者，評估實施大赦。
屠圖主教主張，真相的披露，無論是被害家屬的哭訴或加害者對於暴行的報 導，都具有療傷止痛的效果。而加害者對真相的陳述必須公開進行，故針對每個
267 參考朱立熙，〈韓國 518 光州事件之處理與借鏡〉，頁 15-27。
268 陳宗巖，〈南非種族隔離政策〉，《全球觀察員網站》
http://www.globalobserver.net/web/dictionary/index5.php?d_i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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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舉辦聽證會，讓加害者、被害者家屬、委員會成員及觀眾齊聚一堂，還有 各種媒體公開報導。如此運作約三年，讓舉國上下都充份參與了披露真相的過 程，期間經常有成員流露出各種強烈的情緒，引發共同的反省，影響個人與社會 關係的互動，成為全民的洗禮。269
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受到世界各國矚目，除了聽證會的震撼之外，曼德 拉與屠圖主教皆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兩人在國內外的知名度與影響力，也是委 員會順利推動的關鍵。南非人普遍認為，此舉讓南非人看清了自己和國家，撫平 了許多人的怨恨，為社會穩定與和解奠定了基礎。
然而，從另一角度而言，委員會也並非完全成功，因為許多當年推行種族隔 離政策的領導人都蔑視此委員會，也拒絕向該委員會作證；還有些白人還戲稱真 相委員會是「面巾紙委員會」，對受害人聲淚俱下的陳述嗤之以鼻，這些前政府 高官卻一直未受到起訴，令屠圖主教在多年後表示不滿。讓一些受害人失望的另 一個原因是，只有極少數的受害者得到了經濟補償；因為這些受害人在向真相委 員會作證的同時，就自動放棄了通過法律尋求補償的機會；對此，屠圖主教認為 國家對於制度受害者的經濟補償明顯不足。
但是，這除了是政治上的妥協之外，由於宗教性的價值前提，所以也被賦予 更昇華的目標：雖然正義沒有獲得伸張，至少讓歷史真相得以大白、加害者得以 懺悔、受害者得以安慰、後代得以記取教訓；同時更重要的是，國家社會得以避
但是，這除了是政治上的妥協之外，由於宗教性的價值前提，所以也被賦予 更昇華的目標：雖然正義沒有獲得伸張，至少讓歷史真相得以大白、加害者得以 懺悔、受害者得以安慰、後代得以記取教訓；同時更重要的是，國家社會得以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