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二節 企業經營績效與 ESG 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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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傾向抑制包括EPS、營收成長機會、淨利率和營運現金流等的成長率。換言 之，這些因素都已證實和公司績效相關，故本研究亦採納之。Peterson & Jeong (2010)的研究並未發現研發支出、銷售支出和品牌價值以及公司財務績效指標 間有明確的滯後性關係，故本研究不將行銷支出及研發支出的滯後性納入研究 範圍。
本研究和以上文獻的不同處主要有二：其一是研發和銷售支出比率採總資 產金額為分母，而非營業額為分母。根據Hirschey & Weygandt (1985)的研究，
研發和銷售支出應視為無形資產，而非短期一次性的費用。這也呼應企業在做 研發和行銷投資時，基於長期策略思維的考量，其支出額較不會隨短期營業額 上下起伏變動，故本研究採研發和銷售支出佔總資產比率而非佔營業額比率，
以符合企業實際經營狀況；其二是之前研究所探討影響企業績效的因素多限於 2～3 個，考量經營績效的複雜性，本研究採六個因素，輔以 Miles & Snow 的 策略型態，以較全面的觀點探究各因素與公司績效間的關係。
第二節 企業經營績效與 ESG 之關係
ESG 或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對企業財務績 效的影響存在兩種不同的認知。認為負向相關者的立論在於企業需要花費額外 的成本投入ESG，對財務績效會有負面影響，因此主張 ESG 是獲利率的副產 品，只有獲利能力好的企業才負擔得起ESG 的相關倡議。而主張正向相關者，
認為企業的ESG 活動，對內，可加強員工對組織的認同度，強化其對工作的投 入，而產生更好的績效；對外，則可提高客戶、投資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對該 企業的信賴，進而提昇企業之聲譽，且企業財務績效和ESG 可雙向增益彼此之 成效。
Oh & Park (2015) 研究韓國企業社會責任 (CSR) 和企業財務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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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 CFP) 間的關係，取樣公司為 295 家上市製造業，
分析期間為2004-2010 年。其探討的三個議題為（1）對韓國公司而言，CSR 和CFP 間是否存在一正面關係？（2）此關係會因產業別而不同嗎？(3) 假設自 變數、CSR 的時間遞延性和對 CFP 的影響為線性，那麼其二者之關係會隨時間 而強化嗎？作者採用韓國公民經濟正義聯盟針對該國上市製造公司發布的 KEJI (Korea Economic, Justice Institute) 指數作為 CSR 變數，以資產報酬率 (return on asset, ROA), 投資資本回報率(return on invested capital, ROIC ) 以及 銷售成長率作為CFP 變數。同時，加入全球金融危機的虛擬變數和遞延的 CSR 以進一步瞭解CSR 和 CFP 在金融危機後關係的變化。研究結果顯示研究對象 的CSR 確實和 CFP 有正向關係。其次，CSR 對 CFP 的影響與行業別相關。對 於韓國政府重點發展的能源密集產業和金屬&非金屬產業，在獲利能力和成長 性的CFP 指標面向上，CSR 都有顯著的正面影響。而在屬輕工業的食品和飲料 行業，CSR 對 ROIC 有所貢獻，但對公司的營收成長卻無影響。至於成長中的 化工、電子及機械產業則顯示CSR 對公司的營收成長有正面影響，對 ROIC 則 無。最後，金融危機對CSR 和 CFP 間的關係不具顯著影響性。
Weber & Gladstone (2014)從 KLD 公司的研調資料庫挑選大約 3000 家最大 的美國上市公司，以三種不同的方式對公司財務績效 (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 CFP)和公司社會績效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CSP)間之關係 進行研究：(1) 其把對 CSP 的評估延伸為一個複雜且具多方利害關係人的概念；
(2)將 CSP 在特定的時間點上對公司財務績效的影響，分別當作獨立變數和因變 數；(3) CFP 分別和積極與消極利害關係人之間的關係；分析期間從 2003 年到 2009 年。研究結果發現，員工是和 CFP 關係連結最強的利害關係群體，其次 是消費者。自然環境與社區團體則和CFP 的鏈結關係最低。研究結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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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nio, et al. (2020) 實證企業社會責任的揭露和財務績效間的關係。研究對 象為中國商業銀行，員工生產力定義為營業額除以員工總數，並作為中介變數。
銀行績效則分為資產報酬率(return on asset, ROA)、股東權益報酬率(return on equity, ROE)和名義利率盈利率(nominal interest margin profit, NIMP)三個面向。
研究結果顯示公司治理揭露是唯一對ROE 和 NIMP 有正面影響力的，而員工生 產力對銀行績效的各面向均有顯著的正面影響。
美國 State Street Associates 和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針對 2020 年 1 月 1 日市值至少 10 億美元的全球上市公司，選取了 3,023 家作為樣本，分析期間從 2020 年 2 月 20 日S&P500 的市場高點到 3 月 23 日的市場低點（跌幅接近 30%），
各公司的股價、股票特性和市值，研究其和企業對員工、供應鏈、產品銷售和 服務上所做的回應的關聯性。研究假設為：愈正面回應 COVID-19 危機及對員 工、供應商和顧客所造成的影響的公司，其在市場崩跌時的表現將優於同類公 司。考量不同行業對 COVID-19 的曝險和影響程度不同，作者將樣本公司分成 158 個子產業，亦得到一樣的結果。整體而言，其研究證實在COVID-19 造成 股市大崩盤時，投資人尋求具備韌性的企業標的，作者據以建議企業可視在利 害關係人上的投資為策略資源 (Cheema-Fox, 2020)。
Oh & Park (2015)、Weber & Gladstone (2014)和 Tunio, et al. (2020)分別針對 韓國上市製造業、美國上市公司和中國商業銀行探討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 績效間的關係，其研究結果均支持二者間有正向關係。Cheema-Fox (2020)選取 3000 多家全球上市公司，研究他們在 2020 年 COVID-19 衝擊資本市場期間，
對利害關係人所做的回應和其股價及市值的關係，研究發現愈正面回應利害關 係人的企業，其在市場崩跌時的表現愈優於同業。根據上述發現，本研究亦將 ESG 的表現納入分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