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研究結果
第五節 健康焦慮在疾病監控覺察、知覺疾病控制與疾病後身心變化間的
鑒於本研究架構以及上述各研究變項相關迴歸分析結果，可發現「疾病監控 覺察」、「知覺疾病控制」、「健康焦慮」與「疾病後身心變化」間有不同的影響力，
因此本節將進行「擔憂健康與焦慮」、「害怕死亡或嚴重疾病」分別在「疾病監控 覺察」、「知覺疾病控制」與「疾病後身心變化」間的中介效果驗證；中介效果的 檢證須符合變項之間必須有顯著相關，亦即「疾病監控控制」、「知覺疾病控制」
因素須與「擔憂健康與疾病」、「害怕死亡或嚴重疾病」、「疾病後身心變化」相關，
根據各分量表相關係數矩陣表(見第五章表 5-1-3)，從疾病監控覺察、知覺疾病控 制量表中篩檢出與健康焦慮、疾病後身心變化顯著相關的因素，發現共有五個，
分別是求醫動機(MB)之「被動求醫動機(MB1)」、後果監控(MC)之「自行調藥處置 (MC3)」、自我照護行為(CA)之「調整心情想法(CA3)」，及自我照護阻礙(CB)之「知 覺內在限制(CB1)」與「知覺外在限制(CB2)」。本研究檢驗健康焦慮的兩個因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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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健康與疾病(HA1)」與「害怕死亡或嚴重疾病(HA2)」分別在這五個疾病監控覺 察/知覺疾病控制因素與疾病後身心變化之間的中介效果，並驗證假設三 a 與三 b。
研究以 Baron 與 Kenny(1986)所提出的中介效果分析方法，以簡單迴歸及階層 迴歸進行三種路徑的迴歸分析，以檢驗中介變項「健康焦慮」(擔憂健康與疾病 (HA1)/害怕死亡或嚴重疾病(HA2))在預測變項「疾病監控覺察/知覺疾病控制」(分 別是被動求醫動機(MB1)、自行調藥處置(MC3)、調整心情想法(CA3)、知覺內在 限制(CB1)、知覺外在限制(CB2))與依變項「疾病後身心變化」之間的中介效果。
中介效果成立的要件有四：(1)預測變項能夠顯著地預測依變項；(2)預測變項能夠 顯著地預測中介變項；(3)在控制預測變項的情況下，中介變項能穩定地預測依變 項；(4)當加入中介變項之後，預測變項對於依變項的預測力有顯著地下降。如果 符合這四個條件，那麼變項間的中介歷程便獲得支持。
在中介效果模式驗證裡，首先第一種路徑迴歸(模式一)以「疾病監控覺察/知 覺疾病控制」作為預測變項，「疾病後身心變化」為依變項並進行簡單迴歸分析，
檢驗「疾病監控覺察/知覺疾病控制」對「疾病後身心變化」的預測力。第二種路 徑迴歸(模式二)以「疾病監控覺察/知覺疾病控制」作為預測變項，「健康焦慮」為 依變項並進行簡單迴歸分析，檢驗「疾病監控覺察/知覺疾病控制」對「健康焦慮」
的預測力。第三種路徑迴歸(模式三)以「健康焦慮」為預測變項，「疾病後身心變 化」為依變項進行簡單迴歸分析，檢驗「健康焦慮」對「疾病後身心變化」的預 測力。第四種路徑迴歸(模式四)以「疾病監控覺察/知覺疾病控制」與「健康焦慮」
作為預測變項，「疾病後身心變化」為依變項並進行階層迴歸分析，檢驗「疾病監 控覺察/知覺疾病控制」與「健康焦慮」分別對「疾病後身心變化」的共同預測力。
並在中介效果模式驗證中，進行變項參數的 Sobel test 檢驗(Hoyle & Kenny, 1999)。
本節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份探討中介變項「健康焦慮」之「擔憂健康與疾 病(HA1)」在預測變項「疾病監控覺察/知覺疾病控制」中(被動求醫動機(MB1)、
自行調藥處置(MC3)、調整心情想法(CA3)、知覺內在限制(CB1)、知覺外在限制 (CB2))與依變項「疾病後身心變化」間的中介效果；第二部分則探討中介變項「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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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焦慮」之「害怕死亡或嚴重疾病(HA2)」在預測變項「疾病監控覺察/知覺疾病控 制」中(被動求醫動機(MB1)、自行調藥處置(MC3)、調整心情想法(CA3)、知覺內 在限制(CB1)、知覺外在限制(CB2))與依變項「疾病後身心變化」間的中介效果。
壹、健康焦慮之「擔憂健康與疾病(HA1)」在「疾病監控覺察/知覺疾病控制」與
「疾病後身心變化」間的中介效果
一、「擔憂健康與疾病(HA1)」在「被動求醫動機(MB1)」與「疾病後身心變化」
間的中介效果
經由表 5-5-1 得知，在模式一中「被動求醫動機」能顯著地預測「疾病後身心 變化」(β=.263，p<.001)，表示被動求醫動機越高，疾病後身心變化越高。模式二 中，「被動求醫動機」能顯著地預測「擔憂健康與疾病」(β=.314，p<.001)，表示被 動求醫動機越高，擔憂健康與疾病越高。在模式三中，「擔憂健康與疾病」能顯著 預測「疾病後身心變化」(β=.460，p<.001)，最後在模式四中，當加入「擔憂健康 與疾病」後，「被動求醫動機」對於「疾病後身心變化」達顯著預測(β=.127，p<.05) 且預測力降低，Sobel test=4.06 (p<.001)，為部分中介效果。因此可知，個體的「被 動求醫動機」是透過「擔憂健康與疾病」部分中介效果而影響「疾病後身心變化」。
表 5-5-1 擔憂健康與疾病在被動求醫動機與疾病後身心變化之中介效果
β t 值 ΔR² R²
模式一
依變項：疾病後身心變化
被動求醫動機(MB1) .263 4.028*** .069 .069 模式二
依變項：擔憂健康與疾病
被動求醫動機(MB1) .314 4.991*** .099 .099 模式三
依變項：疾病後身心變化
擔憂健康與疾病(HA1) .460 7.501*** .211 .211 模式四
依變項：疾病後身心變化
被動求醫動機(MB1) .127 2.000* .071
擔憂健康與疾病(HA1) .431 6.776** .166 .237
*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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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擔憂健康與疾病(HA1)」在「自行調藥處置(MC3)」與「疾病後身心變化」
間的中介效果
經由表 5-5-2 得知，在模式一中「自行調藥處置」能顯著地預測「疾病後身心 變化」(β=.242，p<.001)，表示自行調藥處置越高，疾病後身心變化越高。在模式 二中，「自行調藥處置」能顯著地預測「擔憂健康與疾病」(β=.215，p<.01)，表示 自行調藥處置越高，擔憂健康與疾病越高。在模式三中，「擔憂健康與疾病」能顯 著預測「疾病後身心變化」(β=.460，p<.001)，最後在模式四中，當加入「擔憂健 康與疾病」後，「自行調藥處置」對於「疾病後身心變化」達顯著預測(β=.146，p<.05) 且預測力降低，Sobel test= 2.80(p<.01)，為部分中介效果。因此可知，個體的「自 行調藥處置」是透過「擔憂健康與疾病」部分中介效果而影響「疾病後身心變化」。
表 5-5-2 擔憂健康與疾病在自行調藥處置與疾病後身心變化之中介效果
β t 值 ΔR² R²
模式一
依變項：疾病後身心變化
自行調藥處置(MC3) .242 3.732*** .059 .059 模式二
依變項：擔憂健康與疾病
自行調藥處置(MC3) .215 3.351** .046 .046 模式三
依變項：疾病後身心變化
擔憂健康與疾病(HA1) .460 7.501*** .211 .211 模式四
依變項：疾病後身心變化
自行調藥處置(MC3) .146 2.396* .059
擔憂健康與疾病(HA1) .437 7.190*** .182 .241
*p<.05，**p<.01，***p<.001
三、「擔憂健康與疾病(HA1)」在「調整心情想法(CA3)」與「疾病後身心變化」間 的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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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表 5-5-3 得知，在模式一中「調整心情想法」能顯著地預測「疾病後身心 變化」(β=-.161，p<.05)，表示調整心情想法越低，疾病後身心變化越高。模式二 中，「調整心情想法」能顯著地預測「擔憂健康與疾病」(β=-.153，p<.05)，表示調 整心情想法越低，擔憂健康與疾病越高。在模式三中，「擔憂健康與疾病」能顯著 預測「疾病後身心變化」(β=.460，p<.001)，最後在模式四中，當加入「擔憂健康 與疾病」後，「調整心情想法」對於「疾病後身心變化」預測力降低且未達顯著預 測(β=-.088，p>.05)，Sobel test=-2.65(p<.01)，為完全中介效果。因此可知，當健康 焦慮的「擔憂健康與疾病」進入後，「調整心情想法」的效果下降，「擔憂健康與 疾病」更直接地影響個體的「疾病後身心變化」。
表 5-5-3 擔憂健康與疾病在調整心情想法與疾病後身心變化之中介效果
β t 值 ΔR² R²
模式一
依變項：疾病後身心變化
調整心情想法(CA3) -.161 -2.447* .026 .026 模式二
依變項：擔憂健康與疾病
調整心情想法(CA3) -.153 -2.355* .023 .023 模式三
依變項：疾病後身心變化
擔憂健康與疾病(HA1) .460 7.501*** .211 .211 模式四
依變項：疾病後身心變化
調整心情想法(CA3) -.088 -1.457 .025
擔憂健康與疾病(HA1) .455 7.536*** .202 .227
*p<.05，**p<.01，***p<.001
四、「擔憂健康與疾病(HA1)」在「知覺內在限制(CB1)」與「疾病後身心變化」間 的中介效果
經由表 5-5-4 得知，在模式一中「知覺內在限制」能顯著地預測「疾病後身心 變化」(β=.271，p<.001)，表示知覺內在限制越高，疾病後身心變化越高。模式二 中，「知覺內在限制」能顯著地預測「擔憂健康與疾病」(β=.275，p<.001)，表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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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內在限制越高，擔憂健康與疾病越高。在模式三中，「擔憂健康與疾病」能顯著 預測「疾病後身心變化」(β=.460，p<.001)，最後在模式四中，當加入「擔憂健康 與疾病」後，「知覺內在限制」對於「疾病後身心變化」達顯著預測(β=.139，p<.05) 且預測力降低，Sobel test=3.60(p<.001)，為部分中介效果。因此可知，個體的「知 覺內在限制」是透過「擔憂健康與疾病」部分中介效果而影響「疾病後身心變化」。
表 5-5-4 擔憂健康與疾病在知覺內在限制與疾病後身心變化之中介效果
β t 值 ΔR² R²
模式一
依變項：疾病後身心變化
知覺內在限制(CB1) .271 4.216*** .073 .073 模式二
依變項：擔憂健康與疾病
知覺內在限制(CB1) .275 4.365*** .076 .076 模式三
依變項：疾病後身心變化
擔憂健康與疾病(HA1) .460 7.501*** .211 .211 模式四
依變項：疾病後身心變化
知覺內在限制(CB1) .139 2.237* .066
擔憂健康與疾病(HA1) .428 6.904*** .167 .230
*p<.05，**p<.01，***p<.001
五、「擔憂健康與疾病(HA1)」在「知覺外在限制(CB2)」與「疾病後身心變化」間 的中介效果
經由表 5-5-5 得知，在模式一中「知覺外在限制」能顯著地預測「疾病後身心 變化」(β=.236，p<.001)，表示被動求醫動機越高，疾病後身心變化越高。模式二 中，「被動求醫動機」能顯著地預測「擔憂健康與疾病」(β=.287，p<.001)，表示被 動求醫動機越高，擔憂健康與疾病越高。在模式三中，「擔憂健康與疾病」能顯著 預測「疾病後身心變化」(β=.460，p<.001)，最後在模式四中，當加入「擔憂健康 與疾病」後，「知覺外在限制」對於「疾病後身心變化」預測力降低且未達顯著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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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β=.097，p>.05)，Sobel test=3.80(p<.001)，為完全中介效果。因此可知，當健康 焦慮的「擔憂健康與疾病」進入後，「知覺外在限制」的效果下降，「擔憂健康與 疾病」更直接地影響個體的「疾病後身心變化」。
表 5-5-5 擔憂健康與疾病在知覺外在限制與疾病後身心變化之中介效果
Β t 值 ΔR² R²
模式一
依變項：疾病後身心變化
知覺外在限制(CB2) .236 3.367*** .056 .056 模式二
依變項：擔憂健康與疾病
知覺外在限制(CB2) .287 4.574*** .082 .082 模式三
依變項：疾病後身心變化
擔憂健康與疾病(HA1) .460 7.501*** .211 .211 模式四
依變項：疾病後身心變化
知覺外在限制(CB2) .097 1.548 .054
擔憂健康與疾病(HA1) .439 7.008*** .175 .228
*p<.05，**p<.01，***p<.001
貳、健康焦慮之「害怕死亡或嚴重疾病(HA2)」在「疾病監控覺察/知覺疾病控制」
與「疾病後身心變化」間的中介效果
一、「害怕死亡或嚴重疾病(HA2)」在「被動求醫動機(MB1)」與「疾病後身心變 化」間的中介效果
經由表 5-5-6 得知，在模式一中「被動求醫動機」能顯著地預測「疾病後身心 變化」(β=.263，p<.001)，表示被動求醫動機越高，疾病後身心變化越高。模式二 中，「被動求醫動機」能顯著地預測「害怕死亡或嚴重疾病」(β=.222，p<.01)，表 示被動求醫動機越高，害怕死亡或嚴重疾病越高。在模式三中，「害怕死亡或嚴重 疾病」能顯著預測「疾病後身心變化」(β=.283，p<.001)，最後在模式四中，當加 入「害怕死亡或嚴重疾病」後，「被動求醫動機」對於「疾病後身心變化」達顯著 預測(β=.209，p<.01)且預測力降低，Sobel test=2.63(p<.01)，為部分中介效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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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知，個體的「被動求醫動機」是透過「害怕死亡或嚴重疾病」的部分中介效
此可知，個體的「被動求醫動機」是透過「害怕死亡或嚴重疾病」的部分中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