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學鬥第一次轉向：從內部盤整到電子報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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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黨政軍三退運動過後，事件告一段落。此時第一代成員接續畢業或出 國深造，傳學鬥面臨第一次成員輪替，組織運作也有巨大轉變。

第二節、傳學鬥第一次轉向：從內部盤整到電子報發行

自 1980 年代起直至 1990 年代是台灣社運的黃金十年。傳學鬥創立的時間處 於這波高峰的後期。黃金十年後，社會場域有專職化、組織化的趨勢。「我們發 現運動組織變得更細膩、主題更清晰單一、並強調深度耕耘。在鎂光燈與攝影機 缺席的情況下持續實踐，更需要驚人飽滿的精神力量。」（引自吳介民、黃秀如、

顧爾德、范雲，2013，頁 9）。屆時 NGO 增多、網路上的活動日趨興盛，但街頭 動員或是親身到場的積極份子也相對少了（吳介民等人，2013）。

黨政軍三退運動結束後，第一代成員相繼離去，當時社會的運動氛圍也趨緩。

1990 年代中後期，社運圈漸漸冷卻下來，轉而發展較為議題型的運動。從 1996 年至1999 年電子報發行前，傳學鬥的組織運作主要分成兩條軸線：舉辦讀書會 以及參與其他社會議題。因此成員加入組織的動機也就剛好是對讀書會有興趣者 或是想參與社會運動者。

我們那一代的傳學鬥已經到了台灣學生運動比較低迷的時期，這可能跟 民進黨上台（此指民進黨台北市執政）壓抑了許多親民進黨運動組織的 活躍度有些關係，導致當時整個社運界都是比較苦悶的，但我們還是參 與了不少『社會論述型』（姑且稱之），例如反反公娼、反核、反高學費 等。（受訪者G）

那時大家都在嘗試發展社會議題。那個年代最大的意義就是，我們了解 到我們失去了群眾基礎，以前反黨政軍的人非常多，很多人對國民黨不 滿是基於在一個扭曲的政治制度之下。選舉權開放，政黨輪替是可能的 時候，這些人就不見了，所以我們那個年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怎麼 去組織一個純粹的社會議題。（受訪者G）

我們轉向讀書會、電子報論述工作努力，那時候我們的主要活動不是上 街頭，而是很悶的在家讀書，一群人一起討論，然後將知識轉化成論述。

跟第一代傳學鬥相比真的是戰鬥力低落許多，當然這也跟大戰場消失有 關。（受訪者G）

一、向內盤整：讀書會

1995 年這些人（第一代成員）陸續畢業了，幾乎都離開學校，有的去 當兵有的離開社會有的去研究所，這部份就開始轉變了。有一段時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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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空的，他們都不在之後，剩下的人就轉成讀書會，那時我也在，剛好 已經回校園了，所以就我跟顧玉珍、黃慧櫻、還有很多其他人、戴瑜慧，

那段時間就變成一種讀書會的形式了。（受訪者E）

有一段時間是空著的，應該是96 年，那時慧櫻（黃慧櫻）就找幾個她 比較熟的，就我們其實在BBS 上罵更多，罵東罵西這樣認識的，後來 她就問我有沒有興趣，我就覺得也不錯啊就去看看。最早是我跟世倫（張 世倫）跟萬蓓琳還有慧櫻四個人，我們有個讀書會，一開始是很簡陋的 形式，後來就把魏玓他們找來跟我們見面，那時候小乖（顧玉珍）偶爾 也會來，辦了幾次後就越辦越大。（受訪者G）

讀書會是傳學鬥十八年來常見的機制，幾乎歷屆都有，不同時期的運作型態 與目的互異。1996、1997 年，因組織尚未釐出明確的運動方向，故讀書會的主 題多元，書目包含傳播政治經濟學、文化研究、女性主義等。愈到後期，讀書會 的目的性漸趨明確，尤其2007 年訪調開辦後，讀書會變成訪調的準備工作。

那時都是讀書會，他就是準備，等於是一個盤整的過程，因為第一代走 了，好像沒有留下什麼東西，找不到什麼就只好重新盤整，因為顧玉珍 還在，就把我們重新召集起來盤整。（受訪者E）

1996 年那時候都在開讀書會，那時就是政治經濟學投入比較多，加上 那時我在學校，我又是政治經濟學的，所以我提供很多次讀書會。那時 幾乎都在讀政治經濟學，文化研究的部份顧玉珍會帶，黃慧櫻也會提出 一些觀察，最主要好像是我們三個，其他有的人在插花。（受訪者E）

二、往外發展：參與各式社會議題

讀書會持續一陣後，組織人數穩定成長，傳學鬥曾達致十五、十六人的小高 峰。然而，當時社會上除了公視建台與立法的爭議外，其他結構型的傳播議題較 少，故以結構改革為主要討論方向的傳學鬥於此時期對於媒體改革的討論與著墨 不深。1997 年以後，因參與的人數漸多，組織始往外開展，橫向連結其他社會 運動組織。當時眾多社會議題同時出現於台灣社會，包括反高學費、反核、公娼 權益、援救蘇建和案等。組織內對於運動抱有高度熱忱的成員便積極參與，也因 而提升了社團的能見度。

那時是重新組織起來嘛，我們想成為一個學運圈認可的社團，所以那時 候我啊、世鼎（劉世鼎）啊、蓓琳（萬蓓琳）啊瑜慧（戴瑜慧）啊，我 們常去其他場子。做這些事情一部分是因為沒有真正的東西可做，另一 部分是說我們也想成為一個被認可的社團，其實效果是滿好的。我們有 點快就被大家認識了。（受訪者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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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那陣子參與比較多的議題，其實有點複雜，傳學鬥每一期都有一個 召集人，理論上是合議制，但很大程度上是召集人可以主導我們這些人 要做什麼，往哪些方向去做。那時候的召集人一開始滿積極想做很多事 情。尤其九〇年代末期其實有很多社會運動，傳播議題只是其中的一項 而已。……那時候大概就是，反高學費我印象中有參與並且有寫一些東 西，反核、公娼、援救蘇建和，我們跟台權會也有一些私交啦，主要是 萬蓓琳那裡，那時有做一些台權會的事情。（受訪者F）

從讀書會、組織漸漸擴大規模並往外發展的過程中，傳學鬥究竟要走群眾路 線還是學術路線、要靜或動，始出現討論與歧異。這般焦慮與分歧，是因成員各 自對於傳學鬥的定位有不同認知，面對組織耕耘的應是「傳播議題」還是「運動」， 成員分配的比重不一。然而，整個組織仍得面對當下的「傳播學生鬥陣」並沒有 找到組織應處理的核心傳播議題。不論是主張往內培力耕耘的成員或是主張向外 連結發展的成員，都無法逃開這個焦慮。

我覺得可以這樣講（這段時間沒有很明確的運動目標），而且都是被議 題拉著跑，感覺還滿被動的，有點不知道這個團體的核心議題是什麼。

（受訪者F）

對我來說最焦慮的是我們不是一個運動團體，我們沒有自己發起的運動，

我對這個事情很難受，所以會一直去其他地方玩。社團一直有討論而且 衝突滿大的。（受訪者G）

當時我自己心裡非常焦慮，覺得自己沒什麼用，也積極參加各種實體社 運，例如和顧玉珍的台權會去援救蘇建和、參加反核、反高學費等運動，

那時候我很迫切想要「玩真的」，覺得讀書萬般無用，儘管我書還是念 得不錯，但無力感還是很強。（受訪者G）

（召集人）覺得傳學鬥一定要跟當時進行的社會運動，都要了解他們都 在幹什麼，我們可以做什麼，其實到後來變得很累，因為常常就是我指 派你們三個去聽公娼那邊進行的怎麼樣，或是派你們三個去參加台權會 每個禮拜的會議，可是其實因為功課很忙，傳學鬥有自己的議題，還要 去關心人家的議題，去人家那邊還要問我們可以幫上什麼忙，還要把議 題帶回來內部討論，後來消耗掉我們很多內部精力。那個小高峰後來大 家參與的熱情就被這個東西打消下來，因為我們其實沒有能力做到那個 程度，我們自己的議題都顧不好。（受訪者F）

這就是往內跟往外吧，有時候又會焦慮於是不是往外不足往內過度，但 是我那個時代的那個焦慮是往外有餘，往內不足，就是過度去參與外面 的事情，而沒有內部沈澱、反思的餘地。（受訪者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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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999 年，上述的組織焦慮未解，組織運作越發困難，而漸不運轉。然而，

走向歷史之際，發行電子報的決議成為傳學鬥的重要轉機。

三、回歸傳播議題－傳學鬥電子報創立

學運到了兩千年左右，很多異議性社團不太好經營，那大家也沒有想說 要發展成什麼樣正式的組織，而九五年那個時候是因為全學聯跟民學聯 之後沒多久，大家都還認為學生運動好像是一個可以做那種formal 的，

可以做長期的工作和運動。（受訪者A）

1999 年到 2000 年的時候，中間空窗半年接近一年的時間沒有總召也沒 有傳學鬥任何的活動跟作為。後來應該是昌德（劉昌德）、中祥（管中 祥）跟阿玓（魏玓）他們回來帶，大家想一想就說啊那就做電子報，才 讓他復活。……至少我作為一個碩士生，我的認知是那時是學長把傳學 鬥救回來的。（受訪者F）

1999 年至 2000 年，成員經內部討論後決議發行《傳學鬥電子報》，讓組織 持續運作。發行電子報對於1990 年代以降的學運、社運組織而言是較為省時、

省成本的選擇，並經常為沒有雄厚財力及資源的社運團體所用，屆時網路的發展 亦給予學生自主發聲的機會與空間，於是籌辦電子報成為組織當時的重點，並暫 時擱置關注所有社會議題的野心，透過文字、論述聚焦於傳播議題上。

做電子報這件事情其實是個反省，與其我們去參與那麼多雖然關心但是 其實沒有辦法投入那麼多的運動，不如回頭去做我們最主要關心的議題。

第一就是傳播議題，第二就是做跟傳播有關的實踐。所以這個實踐那個

第一就是傳播議題，第二就是做跟傳播有關的實踐。所以這個實踐那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