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經學教育的落實與儒生官僚政治的形成
第二節 儒生官僚結構的形成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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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儒生官僚結構的形成與影響
在我們進入第二節正文的討論前，筆者欲先對本節運用的理論框架作一說明。
自秦始皇行郡縣，以至於清末的 2132 年之中，中國一直是個高度集權的大一統 帝國，中國四大史家之一的呂思勉先生嘗論及此制帶來的重要性，謂：「自來至 史學者，莫不以周、秦之間為史事一大界，此特就政治言之耳。」101。
大一統帝國的政治體式在史學界有各種不同的稱呼，或稱為郡縣制、皇帝制 或官僚制，這些異稱透顯了研究者的關注焦點或有側重，但它們所指涉的對象其 實為一。研究皇帝制度的權威學者西嶋定生認為郡縣、官僚、對民的支配能力，
此三者是皇帝制摶成過程中缺一不可的因素。102與西嶋相異其趣，著重從「理」
之角度觀察皇帝制構成的學者甘懷真也同意西嶋定生所提出的三大脈絡：
影響二十世紀皇帝制度成立研究最鉅的西嶋定生(1919-1998)學說，強調
「郡縣制」、「官僚制」與「個別人身的支配」三大歷史脈絡是掌握皇帝制 度成立的關鍵，可被歸類於這個典範。103
而本文特別關注的則是官僚制這一脈絡的變化──或者更精準的是官僚內部的 成員重構的問題，尤其是秦／漢兩帝國官僚中成員身份間的顯著差異。相較於官 僚結構的內部重組，郡縣制以及對民的人身控制並沒有太大變動。這一跡象顯示，
秦帝國覆亡的原因可能即出在統治者運用官僚管理人民的原則與方式上。閻步克 是中國大陸研究士大夫／士人與政治演化的傑出學者，他指出了官僚的強大效 能：
秦漢帝國……確立一個君、臣、民三層一元的政治結構，君主與官僚構成 了最顯赫的統治階層……帝國統治採用了專制體制、集權體制和官僚體制。
科層化的分官設職架構，合理化的運作制衡機制、嚴密的法律規章及訓練 有素的吏員隊伍，賦予了它以可觀的能力、效率和可靠性。104
這一無所不能的超級政府，於二世內而亡所帶來的衝擊，使漢帝國在開國之初出 現一系列矯治暴政的政論性文章，如賈誼〈過秦論〉謂：「仁義不施，而攻守之 勢異也。」點出了法治與吏治的政治極限。105閻步克認為，秦政吏道對維繫社會
101 呂思勉：《秦漢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1。
102 參見西嶋定生：〈中國古代帝國形成史論〉，《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集（第二卷）》（北京：
中華書局，1993 年）。
103 甘懷真：〈秦漢的天下政體──以郊祀禮改革為中心〉，《新史學》第 16 期（2005 年 12 月），
頁 15。
104 閻步克：〈帝制開端時期的官僚政治制度──秦漢〉，收錄於吳宗國主編：《中國古代官僚制度 研究》（北京：北京大學，2004 年），頁 85。
105 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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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倫理的父道、師道極力壓抑，而將整合秩序的權威賦予獨尊的君，亦就是閻 文中所謂的吏道。當君權過份擴張，而政治系統中又不存在足以與之抗衡的另一 種力量時，就可能使國家運轉失靈。應該這麼說，君權汲取自由資源以保證統治 的權威，但自由資源的供應者卻是萬千小農，君權對自由資源的渴求與榨取，一 旦超出小農經濟的臨界點，帝國就可能發生結構性的崩潰。小農是支撐龐大帝國 用度的地基，農民破產最直接的反應便是起義，陳涉、吳廣能以匹夫而號召百萬 義兵就是小農經濟崩潰後的反抗行為。
在漢帝國以儒學為主要意識型態之前，曾有七十年左右的時間以黃老為主要 治術，以緩和秦政所帶來的創傷。106「無為」與統治者的欲望之間有著根本性的 差異，當統治者欲擴張領土、增加稅收時，黃老學說可以在根本上推翻統治者的 意見；此外，黃老之學的落實更造成了後來的政治困境，如諸侯勢力的張揚，以 及當武帝欲發動對外戰爭時，以黃老學說為主的舊勢力對武帝新政的掣肘，更使 得武帝拳腳難施。於是在經過一次大規模的政爭後，武帝於即位的第五年──建 元五年宣布立五經博士，尊儒學為帝國主要的意識型態。不過真正有意義的尚非 儒學的獨尊，而是仕進管道全面向儒生開放的指標性意義。閻步克樂觀地指出：
儒生的參政帶來了新的變化。……與文吏不同，儒生發揮著調節政治、制 約君主、整合社會的特殊功能，並導致了政治以至制度的相應變遷。107 猶太政治學學者艾森斯塔（Shmuel N.Eisenstadt）也認為士大夫政治在某種程度 上可以抑制過份膨脹的君主權力：
在整個中國歷史中，統治者與儒教士大夫之間正是在這一點上出現了多種 多樣的緊張狀態。皇帝傾向於強調更大的多種多樣的集體擴張主義目標，
而儒教士大夫則趨於限制這些目標，強調文化目標和意識型態。108
因為，皇帝即使再如何萬能，也無法以一人之身控制天下萬民，皇帝對人民的支 配需還需透過官僚們，當官僚結構的成員以儒生為大宗時，就與秦代以吏道為尊 的統治性格產生一百八十度的翻轉。以漢帝國為例，漢武帝以宇宙論的儒學為帝 國統治合理性張本，這同時意味著天子從此必須接受儒學系統中「天」對他的限 制。奉天承運的固然是天子，但詮釋天意的卻是博士（或精通此道的儒生）。儒 生與文法吏最顯著的差異即在立場的不同，文法吏純粹為君主效忠，而儒生則在 效忠之餘以經典中的教訓與傳統匡正君主的作為──這正是文吏政治所無法完 成的。
106 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頁 244-245。
107 閻步克：〈帝制開端時期的官僚政治制度──秦漢〉，收錄於吳宗國主編《中國古代官僚制度 研究》，頁 85。
108艾森斯塔 (Shmuel N.Eisenstadt.)著、沈原、江旅平譯：《帝國的政治體制》（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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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先生謂知識份子的黃金時代是在戰國時期。當時知識份子憑藉自身之 學養與道德，使得四方王侯一時爭相卑屈以厚致賢士，最後竟出現「道尊於勢」
的盛況，余先生認為他們實已發揮了士功能的最大可能限度。109然而筆者與余英 時先生卻有不同的理解，自公元前 221 年以來，中國長時間處於大一統帝國的統 治態勢中，為了適應新的統治型態，知識份子們自然可能以不同的面貌出現在政 治舞台上，唯一確定的是──戰國七雄割據一方的情勢不可能復返，投身於一統 帝國的官僚結構中，只是時間問題。
筆者關注的焦點在於，既然政治形勢有著絕大的差異，那麼我們如何判斷先 秦知識份子較秦漢知識份子發揮了更大的效能？也許這不是一個比較題，而是觀 察題──觀察秦漢官僚系統中的知識份子，他們在一統帝國的限制中的貢獻與侷 限。本文欲理解以儒生為主，且有明確理論限制帝王君權的官僚們，如何扮演他 們的官僚身份。又，今文經學究竟可以在政治上協助官僚們折衝皇帝與萬民之間 的衝突？或是官僚們加速了帝國的滅亡？
一、儒生官僚結構的成員
一般而言，漢朝仕進有察舉、辟除、皇帝徵召、私人薦舉、博士弟子課試、
任子、自衒鬻、納貲等數種管道，但兩漢官吏的仕進之途仍以察舉與博士弟子課 試為大宗，揚雄〈解嘲篇〉謂：
鄉使上世之士處虖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 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110
可知察舉、博士弟子試被視正統入官之途，若非經由察舉、博士弟子試，即使有 抗疏之才，也很難晉身高位。漢代任官之習除皇帝親自下詔、或少數超遷案例之 外，官僚內部的升遷有一定的慣例，揚雄所諷者可能是察舉、博士弟子試後內規 的升遷管道，或是此兩種仕途較受時論注目。
察舉與博士弟子試是最能使社會階層流動的仕進之途，西漢時，不少以布衣 徒步至兩千石以上的顯宦，皆出身於察舉或太學。一般人如欲想擺脫平民身份如 朝議政，這是最直截的方式。永田英正嘗針對西漢武帝以後的丞相，以及東漢太 尉的入仕的出身進行分析，後由劉增貴整體其中數據，製成表格111。如欲瞭解漢 代平民仕進的彈性與可能性可參考此表，茲引用如下：
西漢丞相與東漢太尉入仕途徑表
科 總數 孝 察 茂 射 賢 明 有 徵 辟 轉 入 良 任 不
109 余英時：〈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頁 41。
110《漢書》，卷 87 下，〈揚雄傳〉，頁 3570。
111 轉引自劉增貴：《漢代豪族硏究──豪族的士族化與官僚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硏 究所博士論文，1985 年 6 月），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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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儒生成員。
與西漢不同，東漢大部分的儒生官員來自官貴、豪族家庭，而減損了儒學內 部對權力的批判力。官僚的學術傾向，以及他們是否來自民間，能夠體會百姓疾 苦，對緩和統治階層與下層民眾的衝突有極大的關連。東漢官員因大部分出身豪 貴，漸漸失去緩和統治階層與人民間的矛盾的功能，一旦君／民間累積已久的壓 力爆發，民變也是預料之事。但即使如此，筆者也試圖針對西漢及東漢仍可適度 調節君／民衝突的儒生官員進行研究，以釐清他們如何在限制之中發揮調節的作 用。
二、儒生115官僚的實際作為
關於皇帝制的討論，前輩學者已經有豐富的討論，他們或從權力集中、對戶 籍的控制以及郡縣的完成來論證大一統帝國的形成，不過卻甚少有人注意公羊學 家對皇帝一詞的再定義。原本流傳於儒學內部的理論，對於政治內的權力運作與
關於皇帝制的討論，前輩學者已經有豐富的討論，他們或從權力集中、對戶 籍的控制以及郡縣的完成來論證大一統帝國的形成，不過卻甚少有人注意公羊學 家對皇帝一詞的再定義。原本流傳於儒學內部的理論，對於政治內的權力運作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