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研究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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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那幾位代言人恰好皆是大「儒」，因此在經過數十年經營之後，六藝的權 威解釋便只能由儒生代勞，此後諸家從此少見運用六藝者，因此學術漸漸走向封 閉。
邱秀春所代表是另一種典型看法：認為漢代制度化的經學對學術的影響負面 多過於正面，這是因為邱秀春以「學術自由」為其研究的基本立場，故對漢代經 學做出如此評斷：窄化的學官制度，影響了相關的典籍著作。
但筆者則傾向擺脫純粹從「學術」出發的立場，從「制度」影響政治與學術 的角度切入研究。且因為邱氏著重的焦點在武帝之後的儒家典籍損益，所以她將 大部分篇幅著重在學官制度如何影響儒家經典的產量，而少論及博士官及受經學 教育而擢升為官僚者（大抵是博士弟子員與察舉明經、賢良諸科）與漢代政治環 境之互動的情形，而這正是筆者想在她的研究成果上加以補充的。故論文名稱乍 看之下雷同度極高，但事實上討論的焦點並不相同。
本校教授齊覺生著有〈戰國秦漢間博士制度考論〉，這是一篇考察博士制度 歷時性演化的作品，就筆者目前所見，齊覺生是第一個將「士」與「博士」制度 直接結合討論的學者，其學術眼光非常精到，遺憾的是受於篇幅限制，所以僅能 大略提及，而沒有做詳細論述。14林耀潾著有〈西漢博士官考述〉，不過正如林氏 所自言：「下文對『士』的演變的陳述，係參考、隱括自徐復觀先生的論點。」15 換言之，徐復觀先生的觀點被承認是較具原創性與啟發性的，他的《兩漢思想史》
與《中國經學史的基礎》，到目前都是研究經學史學者必讀之書目，而其分析博 士的性格與其演變的階段，使筆者始明白博士的設置，並非出自純然理想的構造，
其設置及運用常受「力」與「勢」之影響，這也是筆者企圖研究學術與政治之間 的博士制度的契機。不過徐復觀先生太重視博士官與政治的互動情形，其行文手 法使得博士官在經學史中的意義沒有顯豁出來，這是筆者希冀可以追躡補足之 處。
第三節 研究進路
一、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在於透過政治而瞭解制度的變化，再從制度去理解學術 的變化，最後再從三者之互動變化去理解甚至解釋漢代博士制度與經學教育從興 盛到崩解的現象。本論文首先企圖從「政治影響制度」的角度切入，討論博士制 度的設置究竟是因為何種具體的政治的原因，其次再進一步討論「制度如何影響 學術」。
筆者一直在思考要如何瞭解先秦至漢代經學的變化，是否從經書、文字的版
14 齊覺生：〈戰國秦漢間博士制度考論〉，《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 4 期（1961 年 12 月），頁 274-285。
15 林耀潾：〈西漢博士官考述〉，《孔孟學報》第 59 期（1990 年 3 月），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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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學官與儒生官僚──漢代經學體制化的歷程 | 10
本？一字之歧義固然可以造成經義上的誤解，但筆者檢視周予同歸納的四次今古 文之爭，只有鄭玄與何休的爭執曾涉及經義異同，前三次今古文經學的交鋒，其 著眼點都不在文字版本之上，從文字版本的角度理解，根本無法解釋前三次爭論 之背後之原因。筆者也曾思考從齊魯之學之差異切入瞭解。然而齊魯之學除了被 吾人認知是「今學、古學」的分水嶺之外，今文經學內部同樣也存在著齊魯差異。
在理論上，既得利益者的資源競爭，應該更容易成為交鋒的戰點，從這個角度推 論，齊魯學術之不同，應該更容易引起的是今文經學內部的紛爭，而非挑起今古 文論爭，故從齊魯之學之差異，很難解釋今古文之爭為何發生。
故筆者嘗試選擇的是透過制度來理解先秦至漢代經學的變化，漢代博士制度 和漢代經學的發展是同步發展，透過釐清制度的演化，也許更容易解釋漢代經學 史上的某些特異現象。
一個組織的制度化究竟意味著什麼？制度是養成而非一日形成的，這意味著 制度是在經過不停嘗試之後而為某個政治、社會團體所接納或創造的一套程序，
而此程序能夠為政治、社會團體帶來較高總體效益，而尚未被其他程序所取代。
本文討論的核心在於討論什麼樣的組織程序可以被制度化，以及透過什麼樣 的方式制度化，目的為何？以本文論述的重心為例，我們首先要討論的即是「博 士」為何到秦漢二代可以被制度化，以何種方式制度化，其制度化又是為了滿足 何種目的？既然制度化具有長期養成之性質，那我們繼續要追問的是：什麼樣的 政治環境可以養成博士制度，經過多久的時間成形，哪些因素導致它們崩解？這 一連串的疑問，皆無法獨立於政治情勢、統治技術之外。制度之形成幾乎繫於政 治情勢一身，透過政治面的釐析更可以理解制度設計之初的用意。
政治力量決定了一個制度最初的目的，此目的主導了制度的某些發展，制度 的目的與形式則決定了學術的走向，「稷下博士」到「五經博士」的發展應可以 說明這一線性關係。然而，這一線性關係是否有互相作用的空間，據材料顯示應 是有相互作用之可能，如五經博士配置的博士弟子員，變成了國家銓選官僚的重 要管道之一，而銓選官員則以「明經」為標準，國家官僚一時多文學彬彬之士，
這便是制度影響學術發展，而學術再度回滲至政治之中的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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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學與政治學的研究視角
本文主要運用艾森斯塔的理論框架，以檢視漢代的博士官、習經的官僚的可 能貢獻。艾森斯塔（Shmuel N.Eisenstadt）認為中國歷代王朝得以發展出「適應 式變遷」以避免政治體制陷入毀滅的絕佳演化能力，出於文士對於該政治系統的 平衡，艾森斯塔給予了文士極高的評價：
文士把他們對共同的等級社會秩序理想的支援與進行調控性功能活動結 合在一起。文士與生態群體的密切關係有助於各種這樣的機制進化與保持：
通過該機制，文士往往能夠制止那些既能導致前官僚制傾向（如封建化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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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出現又能導致更廣泛自由流動的普遍主義力量出現的矛盾要素在社會 結構內的成長。文士的存在以及他們與帝國官僚的密切關係，為不同社會 群體提供了重要的流動渠道。文士和官僚提供了鄉村與都市群體中更為活 躍的要素能夠接觸的匯合點，極大地減少了在各階層中產生無法無天的衝 突和否定政體基本前提的強烈取向的可能性。此外，儒教意識形態在文士 中的堅持與發展，還往往制止了官僚本身的各種腐敗傾向和半封建傾向。
這種堅持和發展儒教意識形態還充當了許多改革官僚制的嘗試，即腐敗和 相對解組時期之後所才做出的嘗試的起點。 16
不過很遺憾的是艾森斯塔本人並沒有對「文士」提出明確的定義，僅說：「文士 是功能群體和精英半生態階層的特殊結合，他們與紳士有著密切的聯繫，儘管不 是全部的。」17這種籠統的定義，使吾人無法知道艾森斯塔概念中的文士究竟以 哪個朝代哪一部份之文士為代表，但我們可以推測這應該是宋元以降文士所扮演 的社會功能。漢代與明代之文士所扮演的政治角色絕對不同，以艾森斯塔所定義 的文士為準，漢代的「文士」大部分即是官僚，但在明清二代，絕大部分的文士 本身未必能晉身官。
本論文的研究對象正是文士身份與官僚身份重疊的典型，如果博士官發揮了 較多「文士」的性格，而非「官僚」的性格，也許博士官可以就可以符合艾森斯 塔對文士的高評價。
那麼，漢代官僚中的「文士」與「官僚」性格究竟該如何區分？首先先讓我 們回到艾森斯塔的語境中。艾森斯塔曾經這麼說：
在整個中國歷史中，統治者與儒教士大夫之間正是在這一點上出現了多種 多樣的緊張狀態。皇帝傾向於強調更大的多種多樣的集體擴張主義目標，
而儒教士大夫則趨於限制這些目標，強調文化目標和意識型態。18
在艾森斯塔的研究中，他已經敏銳的感受到儒教士大夫制衡君權的努力。同為國 家官僚，儒家士大夫所扮演的角色與秦政府官僚大異其趣，而我們也可以在此處 看出「文士」與「官僚」性格的分野之處。站在君與民的天秤上，儒家士大夫官 僚表現出來的態度，無疑更偏向天秤上黔首所在之處。而在本文中要更進一步追 問的便是：何種素養使他們勇於制衡君權並為百姓謀福，以及他們如何實踐。
（二）思想史研究方法
16 艾森斯塔著（Shmuel N.Eisenstadt），張旅平、沈原翻譯，《帝國的政治體制》（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頁 340。
17 艾森斯塔著（Shmuel N.Eisenstadt），張旅平、沈原翻譯，《帝國的政治體制》，頁 339。雖然艾 森斯塔未曾特別提到，但具備知識絕對是必備的條件。
18 艾森斯塔 (Shmuel N.Eisenstadt.)著、沈原、江旅平譯：《帝國的政治體制》，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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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學官與儒生官僚──漢代經學體制化的歷程 | 12
在本論文中，筆者企圖探討的是「共生影響」之下兩者（文官體制與經學教 育）的互動情形。黃俊傑先生曾提及研究思想史主要有兩大方法，一是偏重觀念 史的研究，強調某個哲學議題（或觀念叢）的歷時性討論與意義沿革；另一個是 偏重於思想與環境之關係，其研究方法與傾向如知識社會學家曼罕所言：「知識 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並不企圖從各個思想家和他的思想者瞭解思想家的態度，以求
在本論文中，筆者企圖探討的是「共生影響」之下兩者（文官體制與經學教 育）的互動情形。黃俊傑先生曾提及研究思想史主要有兩大方法，一是偏重觀念 史的研究，強調某個哲學議題（或觀念叢）的歷時性討論與意義沿革；另一個是 偏重於思想與環境之關係，其研究方法與傾向如知識社會學家曼罕所言：「知識 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並不企圖從各個思想家和他的思想者瞭解思想家的態度，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