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學官體制與經學教育
第二節 學官體制下的學校設置、發展與教學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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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右內史屬官 3. 大行卒史屬官 吏 通一藝以上 百石以上
百石以下 郡太守卒史屬官 1 人
※備註：
遇不足額的處理方式為：
通一藝者可分為「治禮掌故」、「文學掌故」二類。從治禮掌故中選擇優異者補 中兩千石之屬官；文學掌故中補郡守屬官。
第二節 學官體制下的學校設置、發展與教學實況
一、太學之設置與發展
自西漢元朔五年（前 124 ）漢武帝初置太學，到東漢初平元年（190）董卓 焚燒洛陽宮廟，毀太學，漢代太學之終始共 314 年。范正娥在其《兩漢太學研究》
將漢代太學的發展78，根據「兩漢社會發展與學術演變的雙重影響」79，分成六 個階段。這種依據對象實際發展而分階段研究的方式，較能有效把握對象的具體 特質而進一步討論。本文大致沿用其斷代，僅調整合併最後兩階段，分為五個階 段。茲以時間為經，太學之軟硬體環境為緯，勾勒漢代太學的發展面貌。80
第一階段：高祖（前 201）－景帝末年（前 141）
在這一階段之中，本文主要從兩個方面來描述此階段的教育概況。首先，就 教育理念而言，陸賈、賈山、賈誼、鼂錯等諸位名臣逐漸意識到教育的重要性，
因而向皇帝上書。賈誼、鼂錯兩人的關懷多以君主教育為主，不及於百姓，暫且 存而不論。陸賈與賈山所言則稍有「聖人設教」的意味在其中，陸賈主張「興辟 雍庠序而教誨之」，賈山則提議「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養三老於太 學」。
細究之下，陸賈所言較近於法家，而非醇儒之教育觀，與其說是教化人民，
不如說是以法之厚重遏止人的惡意；而賈山所言，則是使君王之舉成為人民的典 範，以行教化之實，有以「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勉勵君主的意味。
雖然在陸賈與賈山的奏議之中或多或少都有教化百姓的意味，但當時教育思 潮的主流卻是君主教育，陳東原表示：「賈誼、鼂錯都是文帝時最開明的賢臣，
他們既一致主張君主教育的重要，而不提及一般人的教育，足見當時的時勢要求」。
78 范正娥：《兩漢太學研究》，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79 同上，頁 13。
80 本文僅取其時間斷代為架構，至於范氏的研究結論，僅斟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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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簡而言之，在漢初的教育思潮中，可以看見兩個不同層次卻又相互連貫的思維，
其一，為主張君主教育；其二，則是使君主作為天下楷模，而使百姓效法，但不 論是何種思維，其施教的最主要對象都是君主。
其次，在當時亂離的時勢中，尚存簡單的私人授受關係，陳東原謂：
是漢在兵亂之中，叔孫通尚教領學生。勝之稱王，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 之，於是孔甲為勝博士……。又漢高五年（公元前二○一），既誅項羽，
列國俱降，獨魯不下，漢王率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 不絕。此皆亂離之際，私家教育並未中斷之證。82
這是高祖五年（前 202）前學術傳承的情貌，班固在《漢書．藝文志》補充說道：
「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83，亦為一證。本田 成之對此有一簡單結語：「大體前漢經學稱為傳，七十子以來口傳秘訣，因無書 所以由師口傳於弟子，至漢以之用其時所流行的隸書即今文著於竹帛，稱為今文 學，重傳統，尊師法，這等傳統系圖雖不甚可信靠，但漢儒總算是由此發生的。」
84至於究竟何時著於竹帛，則需進一步分經細考，此不加論。85
沈文倬的看法與本田成之稍有相左之處，沈氏推斷秦火之際的經學傳承大致 是中斷了86，直到惠帝廢挾書律後經學的傳承始恢復生氣，沈文倬謂：
自惠帝解除挾書律後，那些在焚書前傳習經書，有的還擔任秦博士的儒生，
開始在民間傳授弟子。87
沈文倬對漢代經學教育的復興，時間估的比本田成之晚一些，且沈文倬對於 經學教育的意義也規定的比本田成之嚴格，他認為經學教育的復甦要以五《經》
寫定，且以公開講學為準。兩人的判斷都言之成理，本田的說法為秦焚書後至漢 初之際的學術傳承有一想像空間，而沈文倬的說法則使我們將目標聚焦，觀察在 一個穩定時代中學術如何漸漸復甦的情況。沈文倬表示《漢書．儒林傳》中謂：
「言《詩》，則於魯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易》，自淄川 田生」之「言」，應訓為「講說」，也就是針對五《經》書本進行解說的公開講學，
則始於挾書律廢止後。公開講學這一活動，也意味著相應經本的成書寫定，與師 法的成形。88綜合以上之說法約可推測，在挾書律、除妖言令未廢除之內的數十
81 陳東原：《中國教育史》，頁 8。
82 陳東原：《中國教育史》，頁 2。
83 《漢書》，卷 30，〈藝文志〉，頁 1707。
84 見本田成之：《中國經學史》（台北市：廣文書局，1979 年），頁 117、119，
85 沈文倬：〈從漢書今文經的形成說到兩漢今文《禮》的初探〉一文中有分經討論五經之寫定情 形，另可參考王葆玹《今古文經學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頁 27-50。
86 沈文倬：〈從漢書今文經的形成說到兩漢今文《禮》的初探〉，《宗周禮樂文明考論》，頁 239。
87 沈文倬：〈從漢書今文經的形成說到兩漢今文《禮》的初探〉，《宗周禮樂文明考論》，頁 238。
88 同上，頁 231-274。除此之外，可在《漢書．藝文志》及其相關考證與輯補著作之中（《漢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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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層次來討論。第一，乃是石渠會議後的直接結果，見《漢書．宣帝紀》：立
「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99；第二，則是《漢書．
儒林傳》贊文所謂至宣帝末年所增設之家法：
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 穀梁《春秋》。100
排除重複，與贊文可能誤記者，至宣帝黃龍年間共增加《易》施、孟、梁邱 三家，楊何《易》消失；《尚書》在原有的歐陽之外，另立大小夏侯二家；《春秋》
一家，共六家家法。此中之增立，不及《禮》，小戴《禮》在此時可能仍以后倉 師法為名，而大戴《禮》立於學官推測應為哀平時代之事。101
〈宣帝紀〉詔書所記與〈儒林傳〉贊所載略有出入，此中條理分析如下。石 渠會議召開的目的主要有兩個，第一為「講論五經同異」；第二個目的則最主要 在扶立《穀梁春秋》與梁邱《易》兩家學官，此乃是石渠會議後所造成的最直接、
明顯的結果。至於施、孟《易》，大小夏侯《尚書》之成立102，可能不是石渠會 議的最主要目的，但卻是在宣帝時代，甚至是受石渠會影響後才得成形。結合宣 帝詔書與傳贊所言進行判斷，則在宣帝末年時除大戴《禮》之外，其餘六家皆有 學者出任博士官，
弟子員額則由最初的五十人，於昭帝時增至百人，宣帝時再增至二百人，擴 充規模有四倍之大。不論是博士名額，或是弟子員額在這一階段之中，都有增加 的跡象。我們可以樂觀地認為，這一個制度正處於發展期。郜積意分析宣帝一代 增立六家博士的實質鼓勵103，給經學內部帶來了一些刺激與變形，剛好可以讓我 們追躡經學發展的情貌：
從漢武帝設《五經》博士，到宣帝黃龍十二博士的定員，漢宣帝不僅鼓勵 師法的增衍，且在制度上保證這些增衍的師說有可能獲立博士。所以，石 渠閣會後，章句迅猛發展，「大章句」也就應運而生。如秦恭之於《小夏 侯尚書》學、朱普、牟長之於《歐陽尚書》學，薛漢之於《韓詩》學，丁 恭之於《嚴氏》，伏黯之於《齊詩》學。這些大章句，字數當在二十萬以 上。104
為了追求增立於學官的機會，學者多半會選擇在不違背師法的情況下增衍師
99《漢書》，卷 8，〈宣帝紀第〉，頁 272。
100 《漢書》卷 88，〈儒林列傳〉，頁 3621。
101 詳見第三章第二節。
102 施、孟《易》與大小夏侯《尚書》立官之過程詳見第三章第二節第一小節「宣帝增員博士官」。
103 謂六家乃以〈儒林傳〉贊中提及為主，按沈文倬的說法，則為增立五家，因施氏《易》是楊 何《易》的後繼者。
104 見郜積意：〈宣章二帝與兩漢章句學的興衰〉《漢學研究》第 25 卷第 1 期（2007 年 6 月），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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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如果以此為著眼點，則漢代今文經學極有可能在宣帝石渠會後漸漸走向浮誇 之風，這一個風氣在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曾直接指出，不過宣帝後至西漢末年 也僅再增立京氏《易》、大戴《禮》、顏氏《春秋》三家為學官，可以看出增立的 速度趨緩。宣帝此舉所造成的結果是學生窮通一經的時間更長，射策的內容更多；
為制度帶來的影響是滯留於太學中的時間更長，但這一缺點在宣帝時未擴大影響。
約到西漢末年才引起重視，西漢末年博士弟子郭路為了減省章句而夜死於燭下，
可證明當時已有減省章句之跡，班固在《漢書．藝文志．六藝略》中譏評章句風 氣為：「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105大概都可以說明章句學對經學教 育與制度造成的影響。
兒寬與終軍為漢代最早的太學生之一106，在五十名博士弟子中，一人位列御 史大夫，另一人為諫大夫的高就職率，可能給朝廷與民間帶來了極大的啟發。接 下來我們可以透過兒寬的個案研究，瞭解漢代這一階段太學生之出路，與檢驗制 度發展的情形。兒寬的經歷可以說是太學出身者，最為順利的經典案例。兒寬為 一介平民，在跟隨歐陽生習《尚書》期間，博士弟子員的辦法已經開始實施，兒 寬以郡國選詣太常受業，通過乙科射策，補為廷尉文學卒史。當時的廷尉為張湯，
張湯盡用「文史法律之吏」，不很重視儒生。直到兒寬以「以古法義決疑獄」，通 過經典解釋判斷現實人事的方法，獲得張湯、武帝的認同，才足以為太學辦學樹 立起嶄新的里程碑，也是太學生首次學以致用的案例。此後，武帝經常關注兒寬 以經義奏事別於刀筆吏的特殊風格，對兒寬屢有肯定，最後兒寬竟升至御史大夫。
張湯盡用「文史法律之吏」，不很重視儒生。直到兒寬以「以古法義決疑獄」，通 過經典解釋判斷現實人事的方法，獲得張湯、武帝的認同，才足以為太學辦學樹 立起嶄新的里程碑，也是太學生首次學以致用的案例。此後，武帝經常關注兒寬 以經義奏事別於刀筆吏的特殊風格，對兒寬屢有肯定，最後兒寬竟升至御史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