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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成果之回顧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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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在漢初眾多黃老支持者的時代氛圍裡,儒學推尊的活動歷經多次波折,

建元五年(前136)漢武帝立五經博士,並非全是「經書文本」本身的功勞,若 經書本身在漢初時期(或對統治者而言)業已具有無上地位,那麼五經系統在漢 初時理應無須和諸子系統共享學術的榮光,而能獨占鼇頭。簡而言之,筆者以為 五經地位的確定,主要是眾多有識之士努力經營的成果,若無人為的努力與推展,

經典的價值難以被國家承認並立為官學。筆者也因此認為經學家與博士官在經學 推尊與制度化的過程中,扮演極重要之角色,(有些經學家身兼博士官職,而有 些經學家則未能任博士官職,故筆者做此區分),考論經學團體在推尊儒術中的 貢獻,是為問題之四。

經學與制度的結合,奠定了漢代文官教育與政治的基礎,造成昭宣之世皆有 儒生拜相,且「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的盛況。筆者更以為造成經學「政 治性」與「不可取代性」強烈的第二個原因,與「經學體制化」與「漢代經學教 育」以及武、昭、宣三代儒生多能夠先明經而後致用的實踐典範,有直接之關係。

釐清此三項要因對中國政治與儒家傳統帶來的損益效應,是本文欲處理的第五個 問題。

要而言之,此五個糾結纏繞的問題,最主要的目的都是為了解釋經學「制度 化」後引起的一連串效應,問題意識是一核心議題,而此五小題則是由核心開展 的具體關懷。

第二節 研究成果之回顧與檢討

本論文的討論跨及政治、制度、學術三個領域,甚至必有互涉之可能,為符 合本論文之需要,筆者自行就管見所及將既有之研究成果做一簡易歸類。

第一類是傳統的經學史論著,通常僅討論經學發展的興衰變化與代表人物,

並不詳細討論主導經學興衰的背後原因,因而只能由歸納整理而得出一時一代之 現象,以之為該時代的真正風氣,不過因其涉時較長,頗能看出經學發展脈絡。

第二類著作,其寫作的進路是以制度史為骨幹,而旁及學術史之發展,這一 類著作以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為主要代表。也因為其寫作方式以制度史 為經,而以學術史為緯,故更能看出制度加諸在學術上的影響力。

一、第一類著作

中國經學的歷史,最早可上溯自周朝王官守備的六藝之學,最晚可降至晚清 變法維新的今文經學,晚清與民國之交,出現了一批才力足以融通三千年經學歷 史的學者,雖然或傾向今學或古學,立場各不相同,但他們的為文撰作的共同特 徵就是企圖為經學的發展作一個徹底通貫的梳理。

嚴格的說起來,首先為歷代經學史分期與提出概略性意義的首自《四庫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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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學官與儒生官僚──漢代經學體制化的歷程 | 4

總目》中的〈經部總敘〉,將乾隆之前的學術概括分為漢學與宋學:

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爲勝負。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 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疎薄之,亦不足 服宋儒也。3

而此時的漢學與宋學,其概念內容可用《四庫全書總目》中的話加以說明,簡單 說的說起來,清人此時認為漢學內容主要為考證;而宋學則主講義理:

蓋考證之學,宋儒不及漢儒;義理之學,漢儒亦不及宋儒。言豈一端,要 各有當。4

《清史稿‧儒林傳》中亦嘗謂:「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 益。」5將學術分為漢學與宋學,並說明其學術特色,和紀昀(1724-1805)一樣 都強調漢學與宋學各有擅場,不可互相非議。更進一步說明:「皆於周孔之道得 其分合,為可偏譏而互誚也。」6不曾企圖標榜二學之間誰高誰下。江藩(1761-1831) 在乾嘉年間作了《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師承記》二書,但這兩本書的出 現並沒有調和漢宋之間的對立,而是激化了雙方的衝突:

江藩撰寫《漢學師承記》的特定政治和學術背景,特別與阮元總輯《國史 儒林傳》事件有關,江藩撰寫本書有極其現實的考慮,就是要試圖影響《國 史儒林傳》的編撰,由此江藩以正史的筆法和規模,在《漢學師承記》中 構建了一個以「漢學」為正宗的清代儒學學術史,在此過程中他強化了漢 宋門戶之見,將主宋學者摒棄在外。正是因為其強烈的門戶之見《漢學師 承記》才引起宋學者的激烈反對,但是因為具有正史的筆法和規模並得到 阮元的支持,它對整個清代學術史的書寫產生了巨大影響。7

雖然宋學從未自清代學潮中退位,但清代中晚期之後,在學術上頭角崢嶸的卻是

「今文學」,而學派中之衝突也以今文經與古文經學為最大。必須要紹介的著作 是廖平(1852-1932)的《今古學考》,廖平的存在是清中葉至晚清學潮遞嬗的反 映。廖平在漢宋之爭紛擾的階段,歷經了多次思想轉折。為應試,廖平初期所習 的學問是四書之學,後來進入尊經書院,受張之洞(1833-1909)的影響,轉而開 始鑽研乾嘉漢學;張之洞離川後,尊經書院主講為王闓運(1833-1916)。王氏專於

3 紀昀等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 1,頁 2b。

4 紀昀等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 35,頁 22a-b。

5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台北:鼎文書局,1981 年),卷 267,〈儒林一〉,頁 13099。

6 同註 5。

7 戚學平:〈「儒林列傳」與「漢學師承」——《漢學師承記》的修撰與漢宋之爭〉《清華大學學 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 年 01 期,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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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傳》,《公羊》學固然也有訓詁、考證等訓練,但該學派的核心治學方式卻 是主張透過文字的「書法」去探討隱藏在經文中的大義,在王闓運主講其間,廖 平再一次地改變了他的治學興趣,從乾嘉考據學風向今文經學轉向,這一次轉向 後其經學立場大致是底定了。他的《今古學考》主張以禮制來判分今古學,固然 發前人所未有之高見,但也流於將今、古學徹底概念化的弊病。許道勛指出:「廖 平於 1886 年撰《今古學考》,強調漢代經學分為今文、古文兩派,彼此對立,如 同水火。『西漢今學盛,東漢古學盛』,及至鄭玄兩歸於泯滅。」8

其後,皮錫瑞(1850-1908) 的《經學歷史》雖然系統性的剖析了每一個朝代 的經學形式,但因為皮錫瑞心中早已有認今文經學為正統的成見,所以當他在進 行論述的同時,將今文經學的理想型態套入了每一個時代經學發展。合之,則該 時代為經學極盛、昌明時代;不合,則該時代為中衰、積衰時代,也因此忽略每 個時代經學的個別發展,也經常因此做出邏輯效力不足的推論,如「《太史公書》

成於經學初昌明、極純正時代,間及經學皆可信據。」9而皮錫瑞的史觀認為經 學開闢自孔子刪訂六經才開始,太過突出了孔子之個人作為,而忽略長時間文化 的積累與歷史的真實,也使較傾向古文經學之學者無法信服。大體說來,傾向今 文經學立場的經學家,多半有一定之成見,企圖透過今文經學重振經學之內涵。

而與廖平、皮錫瑞史觀相反的著名治經學者則有劉師培(1884-1919)與馬宗霍 (1897-1976)兩位。劉師培之《經學教科書》有兩冊,從其名稱看來可知主要作為 教材之用,各篇篇幅不長,該書除了對經學發展的描述近於歷史敘事之外,連對 六藝經典的看法也頗為歷史化。10和本論文研究範圍相關者,主要有〈尊崇六經 之原因〉,以及兩漢的經學傳授等七章,因〈尊崇六經之原因〉一文內容煩雜且 或有矛盾之處,暫時存而不論,就兩漢經學的傳授等七章而言,劉師培是以傳經 譜的方式處理兩漢經學之內容。

對筆者而言,此類通史性質的經學史著作為吾人揭示經學發展長時間的流變,

然而對現今研究者而言,我們更需要的是一套可以透過現代學術訓練對古代經學 進行分析的參考書或參考方法。基於這個要求,筆者認為徐復觀(1903-1982) 先 生《中國經學史的基礎》運用了哲學、政治、制度多方面地解釋古代經學至漢代 經學之發展,確實值得嘗試。然而此書成於徐先生晚年纏綿病榻之際,此書也有 頗多與當時定見相左的看法,故引起諸多爭議,是吾人需小心引用之處;而許道 勛(1939-)先生的《中國經學史》能夠有效綜合前人之研究,並且能夠提出真知灼 見,也是值得筆者學習之處。

二、第二類著作

與其說王國維(1877-1927)〈漢魏博士考〉與錢穆(1895-1990) 《兩漢經學今

8 許道勛:《中國經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91。

9 皮錫瑞撰、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台北市:藝文印書館,2004 年),頁 87。

10 詳見劉師培《經學教科書》第三課〈古代之《六經》。劉師培:《經學教科書》,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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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學官與儒生官僚──漢代經學體制化的歷程 | 6

古文平議》是傳統經學史的著作,毋寧說此二書處理的議題更接近博士制度的耙 梳。王氏〈漢魏博士考〉可以說是全面地研究博士官制最早的巔峰之作,王氏蒐 羅材料詳贍,不論是考證抑或對史料的解釋,也都非常成熟,吾人若不另闢蹊徑,

根本無法突破。不過值得慶幸的是,當晚清之時,中國尚沒有以「官僚」或以「一 朝之制度」分析博士官的眼光與興趣,這便是今日我們可以補足之處。至於錢穆 的《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中直接與博士相關的是〈兩漢博士家法考〉一文。這 篇體制短小,但規模與視見都非常弘大的小論文,考察了兩漢博士中長久以來使 學者感到疑難的問題,如師法與家法、章句、讖緯等。

錢穆先生在此篇著作中採取的研究方法以制度為經,而以經學發展的情形為 緯,將博士制度與先秦—漢朝經學史中某些重大的事件,聯繫在一起討論。在〈兩

錢穆先生在此篇著作中採取的研究方法以制度為經,而以經學發展的情形為 緯,將博士制度與先秦—漢朝經學史中某些重大的事件,聯繫在一起討論。在〈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