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諮商中的反移情

本研究欲了解兒童遊戲治療師在實務工作中的反移情經驗，尤其欲了解其經 驗是否與一般反移情有所差異，然而對於兒童遊戲治療中反移情之文獻十分有 限，為了對此議題有初步、廣泛的了解，本節整理與兒童諮商中的反移情有關之 文獻，並說明其特殊之處。本節將先概略說明兒童諮商中的反移情，再說明誘發 與影響兒童諮商中反移情之素材，最後則論述兒童諮商中的反移情反應。

壹、兒童諮商中的反移情概述

在此概述部份，將先說明兒童諮商中的反移情文獻缺乏、延遲的狀況，並說 明可能的原因，接著論述兒童諮商中的反移情與一般反移情有何不同與特殊之 處。

一、相關文獻的延遲

雖然 S. Freud 早在 1910 年就提出了反移情的概念，百年來也陸續有不少反 移情的文獻發表，但兒童治療的反移情文獻卻一直十分稀少。Marshall（1979）

搜尋 1967 年至 1976 年間心理治療相關的研究，其中論及反移情的文獻有 217 篇，但其中論述與兒童青少年治療有關的反移情文獻不過區區十篇。不論是在兒 童精神病學領域或是心理分析領域，兒童治療中的移情與反移情的議題均十分罕 見，直到 1980 年代相關文獻才逐漸被發表（張秀卿譯，1990；Anastasopoulos &

Tsiantis, 1996; Berlin, 1987）。除了因為兒童諮商中的反移情是比一般反移情更深 入、更複雜的概念外，許多學者也提出了不同的說法。

Reisman 認為在二十世紀之初，人們認為兒童的困擾是教育和訓練的不足所 致，不能接受兒童也可能會有心理困擾（引自高淑貞譯，1994）。即使在多年後，

人們漸漸可以了解孩子也可能有需要接受專業協助之後，早期發展遊戲治療的重 要人物 Anna Freud 在 1965 年以前也曾認定兒童不會在治療中產生移情反應（高 淑貞譯，1994；楊惠卿等譯，2007；Berlin, 1987; Marshall, 1979），因此更不用說

探討可能由移情觸發的反移情反應了。

Kohrman 等人認為早期由教育家擔任兒童治療師亦是相關文獻缺乏之因。他 們提到第一位兒童治療師出身於教育背景，主要服務對象是低社經的兒童，因此 主要的焦點在於教導與學習、提供保護、傳遞文化價值。其中，治療師的角色是 個真實的客體，功能是提供一個「給予」的關係，也增強了正向的移情（引自 Marshall, 1979）。在這樣的情況下，兒童治療師的角色並非像現在這樣的中立與 專業，治療師促發的移情也被視為是正常、合理的，因此也不會有更進一步的討 論。

Anna Freud 也認為要面對與承認治療師有關的負向感受本來就是令人為難 的，要面對和討論相關的反移情就顯得更不容易了（引自 Marshall, 1979）。

Schowalter（1985）也提出類似的看法，認為諮商師會抗拒承認反移情，且檢視 對成人個案的感覺是困難的，而面對那些託付給我們照顧的兒童時，要檢視對他 們的真實感受是更加困難的。此外，Gabel & Bemporad（1994）認為兒童個案會 激發治療師更強烈和更多的反移情反應，文獻中不會特意花大篇幅去細細描述這 些大量的反移情反應。

在早期的時空背景下，學者對於兒童的心理困擾尚未能有清楚的了解，因 此，從接受和認同兒童的心理困擾，到逐漸了解與接受兒童的移情反應，就已經 費時許久，更枉論談及常從移情觸發而來的反移情反應。而且，早期古典觀將反 移情視為治療阻礙，是治療師未處理衝突所引發的，也令治療師難以承認和面對 自己對治療帶來的負面影響。直至 1980 年代左右，相關的文獻（如 Berlin, 1987;

Bernstein, 1988; Marcus, 1980; Marshall, 1979; Waksman, 1986）開始大量被發表，

顯現這個議題逐漸被重視，但國內以兒童諮商中的反移情為題之相關的文獻與研 究至今仍是付之闕如。

二、兒童諮商中的反移情特性

Bloom-Trentacoste(1997)指出反移情不只適合置於一般性的諮商中討論，兒

童諮商中的反移情更有其特殊性，因此以下便針對兒童諮商中的反移情特性加以 說明。

Lebovici 提到一般對兒童諮商中的反移情存在一個誤解，認為反移情是針對 兒童案主的反應，而忽略了反移情也可能是諮商師對家長的反應（引自 Marshall, 1979）。1965 年時，Kernberg 提出反移情的整體性觀點，認為反移情是兒童分析 師對病人、對父母和治療情境的所有反應（Anastasopoulos & Tsiantis, 1996），做 了更完整的說明。Berlin（1987）也認為反移情的態度和感覺會因與案主家長的 互動而誘發，因此在探討反移情時家長也必需被考量在內，以避免干擾治療歷 程。而 Schowalter（1985）認為在兒童諮商中，反移情的誘發素材來自於案主、

案主家庭或諮商師，其中不論案主的家庭成員（如父母）是否加入諮商，均需考 量其可能帶來的反移情，因為家庭成員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案主的諮商工作。

McCarthy 也認為反移情包含了源自案主發展過程中父母的情緒反應，因此反映 了部分家庭動力產物，因此家庭系統和家庭動力是需要被關注的（引自

Anastasopoulos & Tsiantis, 1996）。

上述學者均提到要考量家庭系統對誘發反移情反應的影響，而 O’Connor 則 以生態系統觀點來看兒童遊戲治療中的反移情，認為兒童遊戲治療師的反移情不 只是對兒童的感覺、情緒和想法，治療師亦會將這些反移情反應帶入與兒童生態 系統合作的工作之中（楊惠卿等譯，2007），顯示反移情也可能是對家庭系統的 反應。

此外，Berlin（1987）認為兒童必然會以口語或行為，在諮商師身上投射他 與父母的經驗，產生移情反應，而這樣的移情與投射也會影響諮商師在諮商室中 的經驗與反應。Sandler 則主張案主會將諮商關係帶入嬰兒期的角色關係中，並 建構防衛的角色關係，期待透過諮商師和諮商經驗使這個角色關係獲得滿足（引 自 Anastasopoulos & Tsiantis, 1996）。因此，即使父母未參與直接參與兒童的諮 商，也以案主投射的方式現身於諮商中，影響諮商師與兒童案主的諮商互動。

正因為兒童和家庭、父母的關係息息相關，因此在了解兒童諮商中的反移情

時，諮商師不得不考量兒童案主的家長與家庭系統，這也是兒童諮商中的反移情 比一般反移情更為複雜之主因。接下來將針對會誘發兒童諮商中反移情之因素加 以探討。

貳、誘發兒童諮商中反移情之因素

在兒童與青少年心理治療中，會導致反移情反應的是治療師本身、兒童個 案、父母三者在治療關係中的特別角色所觸發的。因此，依 Anastasopoulos 與 Tsiantis（1996）之見，在兒童治療中反移情現象可以分為以下四種類型：1.依兒 童案主之發展狀態和特殊心理病理狀況所激發的反移情反應。2.案主父母或家庭 成員所激發的反移情反應。3.治療師本身所激發的反移情反應，可能源於治療師 心中內在父母、內在小孩，或是未解決的衝突和尋求滿足的幻想。4.其它與治療 相關的因素所激發的反移情。而這些反移情的呈現常常混合兩種以上的觸發來 源。

而 Brems 則將兒童諮商中的反移情歸類成以下四種類型（引自楊惠卿等譯，

2007）：1.特定議題的反移情（issue specific countertransference），這是源自於諮 商師過去對特定議題的經驗，是屬於潛意識的感覺，也是多數心理分析文獻中常 提起的反移情；2.特殊刺激的反移情（stimulus specific countertransference），這 是諮商師受到遊戲室外的刺激影響，引發之負面反應，這些刺激不一定和兒童案 主有直接關聯，也有可能與家長有關；3.特殊特質的反移情（trait specific countertransference），這是指治療師可能對所有的兒童互動中均展現某種一致的 特質，而此一特質的展現是不適宜兒童案主的，如期待所有案主都喜歡每一次療 程；4.特殊兒童的反移情（child specific countertransference），這是孩子的特殊性 引發身邊的人有同樣的反應，此時諮商師可能會出現與家長相似的反應，較難為 孩子創造矯正性經驗。

Brems 提出之四類反移情中，特殊刺激的反移情涵蓋了兒童個案以外的重要

他人，是一般諮商反移情不會特別論述的。另外，特定議題與特殊特質之反移情 與諮商師有關，前者亦是 Marshall 認定之 I 類反移情；而特殊刺激與特殊兒童的 反移情則與案主較有關聯。從 Brems 與 Anastasopoulos 和 Tsiantis 觀點來看，兒 童諮商中的反移情會受到諮商師、兒童案主、父母與家庭、其它與諮商相關之情 境所影響，因此，以下針對治療師的背景、兒童的狀態、父母的角色、治療階段 與媒材的使用幾個部份來說明其對兒童治療師反移情之影響。

一、治療師的背景

Waksman（1986）認為一般的實務經驗顯示，分析孩子比分析成人更加困難，

因此對兒童治療師心理狀態的要求應高於一般的成人治療師。王麗斐、王文秀與 羅明華（1998）也認為諮商新手在面對兒童諮商實務時，面臨的挑戰最多。相較 於一般的成人治療師，Bernstein 與 Glenn（1988）認為兒童治療師需要常做角 色位置的轉換，有時陪兒童玩、有時思考、有時做治療性介入，角色更為複雜。

高淑貞（2005）的研究則發現，遊戲治療師能對孩子有多層面的理解和包容，但 這樣的體會也和兒童案主的重要他人有所差異，因此使兒童治療師需要付出不少 心力與這些重要他人溝通、工作。這些都顯示兒童諮商師有其特殊之挑戰。

Kernberg 認為治療師的反應反映了他的特質和人格結構（包含健康的和衝突 的），使其表現出對病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行為反應，這些反應來自於文化態度、

訓練過程中不完整的認同、未竟移情議題，或治療師生命中的重要他人（引自 Anastasopoulos & Tsiantis, 1996）。而 Brandell（1992）則認為治療師個人背景會 影響其決定治療對象，和對個案的反應方式，Baudry 更認為治療師會對這些選

訓練過程中不完整的認同、未竟移情議題，或治療師生命中的重要他人（引自 Anastasopoulos & Tsiantis, 1996）。而 Brandell（1992）則認為治療師個人背景會 影響其決定治療對象，和對個案的反應方式，Baudry 更認為治療師會對這些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