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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同業更新舊生產技術。這可分兩分面來看：一方面新生產技術一開始會與舊 技術共同運作，在舊技術成本下貶值的商品實現（ valorized）意味利潤率降低。
再方面新技術廠商的溢價銷售空間因為同業陸續跟進而壓縮了，原先領先的利潤 率也下降。13這個過程中，資本因為愈來愈擴大的生產規模而必須仰賴金融業的 資金，信用資本隨之膨脹起來。信用資本的膨脹意味著資本周轉壓力的緊繃，以 及產業連繫的緊張化。
隨著時間推移，貶值的商品逐漸普遍在市場流通後，若工人的生產水平與工 時維持不變，意味著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減少而為資本家工作的時間延長，也就 是剝削率上升，利潤率因此上升。但是因為工資向下調整並不容易，而通過相對 剩餘提升剝削率的程度有限且幅度愈來愈小，因此難以彌補商品普遍貶值造成的 利潤率損失，部份低效率的廠商技術更新不及，被迫停工或離開市場。當利潤率 下降的趨勢愈來愈明顯時，將引起資本再生產的遲疑或中斷，積累的速度趨緩。
一部份的資本離開生產領域而在流通領域積聚表現為金融商品的泡沫，14另一部 份無效率的資本則因為商品價值實現的失敗，開始破產出清生產資料。當周轉壓 力緊繃的結構因為突然的廠商破產，將造成金融部門的連鎖反應（緊縮信用），
進一步升高廠商的周轉壓力而加快無效率資本的破產。生產的停滯將也意味著失 業率上升，使工資出現負成長甚而低於勞動力價值的水平，市場出現生產過剩與 消費不振現象，危機加劇。當無效率廠商清算怠盡，而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的雙雙 貶值意味著利潤率的回升可期，於是投資重振，進入下一輪的積累周期。
5. 利潤率與生產體制的變遷
展開了利潤率的構成及其下降的趨勢，也就展開了資本主義體制動態發展的 過程。利潤率周期的衰退與恢復，迫使生產方式與生產關係不斷地革新，我們從
13 Lebowitz（1976）在這裡提供另一個利潤率下降的助因：流通部門的競爭。個別資本家為了提 升利潤率必須盡力加快資本周轉的速度，投入各種銷售手段使商品更快地賣出以縮短資本循環 的周期，但當所有的資本家競相以同樣手段進行促銷，則又抵銷了縮短周期的效果，但共同在 不能創造價值的流通領域部門增加開支，同樣又使利潤率下降了。
14 Wright（1975: 17-8）曾指新技術的引進產生的效果有二：一是勞動節約（labour-saving），二是 資本節約（capital-saving）。前者雖然是古典意義上使新機器替換工人，增加生產力有機構成 上升；但若資本採取後者的策略，則造成有機構成的下降且節約的資本形同成本降低，則利潤 率下降說未必成立。然而若按這裡的積累動態過程，我們可以主張：採用新技術的資本在產品 有溢價出售而有超額利潤的階段，它會採取擴張的策略也就是加速的積累，不會進行資本節約 。 相對地在利潤率趨於下降的時候，被迫採用新技術而出清舊設備的廠商，是有可能採取資本節 約而離開生產領域，於是造成信用資本從而是金融資本的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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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可以進一步系統地操作 Mosco 主張研究方法上必須以總體視野處理「資本主義 動態發展的歷史」，而為電影產業的生產體制變遷提出後設層次的理解。
關於電影業生產體制的變遷，晚近經濟地理學者有過探究，主要援引 Piore &
Sabel（1984）的產業斷裂論（industrial division），稱美國電影業在二次大戰前以 的產品具高度同質性，以大量生產（mass production）為特徵，勞僱關係長期且晉 升 講 究 資 歷 ， 由 垂 直 整 合 的 少 數 廠 家 的 穩 定 寡 占 市 場 ， 為 福 特 式 生 產 體 制
（Fordism）；到了戰後由於觀影人次的衰退、新興電視事業的競爭、美國司法的 反托拉斯訴訟判決確定等因素，電影轉為強調創新、異質且多樣化，產量減少而 有意瞄準各有利基的分眾市場，僵固的勞僱關係解體轉向由大量新興、各有職司 的小生產單位按製作計畫臨時編成的彈性專殊化（flexible specification）生產體制，
工作者必須承受不確定的工作機會與更大的勞動條件差異，垂直整合構造解體，
為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Christopherson, 1996; Christopherson & Storper, 1989;
Scott, 2005; Storper, 1989; 1994）。
Piore & Sabel 明白主張歷史發展沒有內因也沒有目的，但是產業斷裂的驅力 仍具有強裂的技術論色彩，主要在電腦化多工機械的導入讓商品設計與鑄模等得 以快速調變，回應變遷頻仍且碎裂的市場需求，讓後福特制得以實現。然而或許 由於電影作為藝文作品，生產或勞動過程很難因為新科技物的導入而產生重大改 變（Brown, 1996; Guback, 1988），技術論在前述經濟地理學的電影業生產體制研 究中是缺位的，因此讓體制轉型的解釋更加任意，早期論文中處處可見以後福特 體制概念類比電影業轉型經驗的作法。Storper（1989）特別在介紹電影業向彈性 專殊體制轉型的歷程後，強調就歷史發展的研究應使之有如樹枝般展開，主張其 結果是非意圖的，無法預先決定的。歷史在每一階段雖然有軌跡可循，但軌跡發 展到某一關鍵端折點（critical points）轉向，是因為脈絡中複雜的諸因素綜合造成 的影響，這個影響不被某個主導性的力量預先決定，甚至經濟學主張的比較成本 說也不是關鍵折點發生的根據。比如大機器一開始的採用不是因為具成本優勢，
同樣彈性專殊化的生產比大工業生產耗費更多交易與管理成本，但仍能勝出，等 等。關鍵折點的發生，只能回到具體脈絡中找出諸因素的綜合作用。路徑一旦轉 向，就以新的軌跡繼續前進，不會回頭（ibid: 298-300）。在這個原則下，產業從 工匠體制轉向大工業時代，是因為大機器被偶然地發明與應用了，即第一次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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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斷裂（industrial divide）；而大工業轉向向彈性專業化，也完全是特定脈絡下的 特定結果。因為：
…行動者總是在複雜多樣的策略中選擇，他們主動構造的具體脈絡，
是經濟決策之所依。這些行動者承先啟後地建構了體制，以競逐、鞏固 營收（gains）。（ibid: 275）
以這個貌似客觀開放的研究精神，Storper（1993）才反對前述 Aksoy & Robins 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給電影產業安排的權力論。
若資本主義體系裡的廠商／資本家總是按利潤最大化的原則行動，馬克思為 我們提供了理解歷史變遷的框架，即使我們同意歷史發展的結果應該是開放的並 且不預設權力的作用，我們仍可以按發展的軌跡嘗試整理抽象規律，而不必接受 歷史是由不特定外因插入而任意轉向的解釋。比如 Wayne（2003: ch.3）就採取了 一個折衷的辦法試圖結合前述的彈性專殊化理論以及政治經濟學傳統的權力觀，
以「傳媒-工業複合體」（media-industrial complex）稱之：資本主義愈是發達，資 本的高度集中以及生產單位的零細分散愈會是同時併存的現象。資本使產業結構 愈益壟斷是歷史必然的結果，但福特主義量產制以及垂直整合的做法都是個別資 本彼此傾軋的過程中用來排除競爭者的暫時性手段。當市場與原材料供應商都被 壟斷資本控制（通過政治手段建立制度的有利安排）後，為了更全面地利用市場 與擴張必須多角化經營，市場的多樣需求使福特制下標準化量產與去技術化的勞 動過程難以為繼，從而採用微處理器的生產機具可以快速變換與重設生產流程，
推出專殊化的、差異化與多樣化且產品週期短的商品。電影業的大片商就通過資 本高度集中但將生產外包給協力廠商的方式，讓彼此競爭的小自營者構成的關係 網結提供可彈性變異的生產組合，以供應市場創新異質化的產品。在這個過程中 資本積累的總目的滲透到生產的所有單位與環節，使文化財貨全面且深刻地為資 本服務而失去批判性。
Wayne 的主張是調節學派（該文多次援引 M. Aglietta 的早期著作）的簡化版 本，但就其就核心論題：資本積累障礙促成轉型的論說有限。調節學派基本主張 是 資 本 主 義 在 不 同 階 段 會 有 一 定 的 積 累 體 制 （ extensive vs. intensive regime of accumulation）與調節模式（competitive vs. monopoly mode of regulation）的對應關係，
此即資本主義中程的發展模式（mode of development）。資本尋求積累與擴張的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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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面臨困難而造成危機時（主要為消費不足），發展模式即被迫轉型。六○年代 末期先進工業國的投資不振與工資停滯，正好是福特制過度的生產投資使生產力 躍進而造成消費不足的危機，而向後福特制的彈性調節模式轉型，重啟新的資本 積累循環。雖然調節學派的發展階段切分循求的經驗支持並不充份，特別在工資、
生產力與固定資本形成的資料上與概念預設有出入，以消費不足為轉型促因也有 待商榷（見前段介紹）（cf. Brenner & Glick, 1991），但提醒我們以資本積累的周 期性理解生產體制變遷是有可能的。Wayne 的論說取電影業資本高度集中以及生 產高度分散的表象並類比調節學派的概念，但經濟體制背後資本積累過程中遭逢 的機會與障礙其實都有待釐清，從而是必須對利潤也就是利潤率作進一步的分析。
除了經濟地理學學者的嘗試，美國電影業以五○年代為界，前後不同的生產
／消費模式早已有過許多論說，即使理論企圖不一，一般說法是片廠體制（studio
／消費模式早已有過許多論說，即使理論企圖不一，一般說法是片廠體制（stud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