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置變項與創傷後成長及因應策略之關係

一、教育程度

本研究發現教育程度高者會經驗較高的創傷後成長，也有較高的「自我導 向因應」與「社會導向因應」傾向。此結果與過去發現一致，即教育程度高者傾 向使用問題焦點（Gilbar, 2005），也較善用社會資源來因應壓力（Kaniasy & Norris, 1995），從 Schaefer 與 Moos（1998）的觀點也認為教育程度較高者，會有較多的 內在資源與外在資源來因應壓力事件，從而提升其成長的可能性。

二、年齡

本研究發現年紀較輕的患者有較高的創傷後成長，也有較高的「自我導向 因應」與「社會導向因應」。此結果也受到其他研究支持，Bellizzi 與 Blank（2006）

即認為年長者可能因為更關注其他議題，故受乳癌的影響相對較小，同理，投注 在因應罹癌壓力上的程度也較少。在 Bellizzi（2004）的研究即發現，較年長的 乳癌患者，可能同時面對失去伴侶、生體機能老化等其他重大的生命議題，因此 較不受罹癌的影響。

第二節 交叉延宕分析

由於過去創傷後成長與因應策略之間的研究，均是將創傷後成長視為個體 因應後的結果，而沒有檢驗創傷後成長的經驗對個體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採用交 互延宕分析檢驗創傷後成長與因應策略之間可能存在的互惠關係。

一、「自我導向因應」與「創傷後成長」之關係

研究結果發現，術後三個月到六個月之間，個體的「自我導向因應」與「創 傷後成長」呈現互惠關係，即在術後三個月時，個體採取「自我導向因應」的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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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可以顯著預測術後六個月的「創傷後成長」；而術後三個月的「創傷後成長」

亦可顯著預測術後六個月的「自我導向因應」。換言之，在接受密集治療的期間，

個體若能用自己的資源進行因應，主動面對並處理壓力，則之後將會經驗到較高 的成長；反之亦然，當個體經驗到較高的成長感受時，將促使其之後更傾向採取 自我導向的因應策略。此結果也支持 Schroevers 及 Teo（2008）、Stanton 等人（2006）

的研究結果，即主動因應、計畫、正向重釋、幽默等因應策略可以提升個體的創 傷後成長。Park 等人（2008）認為是因為正向的因應（如正向重釋、接受等）可 以促進個體主動投入事件，並促使其覺察事件中潛在的正向結果。然而在此階 段，創傷後成長並不全然是因應後的結果，而是彼此相互影響的，此結果呼應雙 面神模式的理論，即部份的創傷後成長是因應的結果，部分則帶有自我增強的作 用。

如同 Calhoun 與 Tedeschi（1998, 2004）、Schaefer 與 Moos（1992, 1998）的 論點，一方面，創傷後成長是個體努力因應創傷後所產生的正向改變，透過接受 罹癌帶來的失落，並經由認知策略重新思考與詮釋事件的意義，讓個體最終能產 生正向的轉化；另一方面，也符合 Taylor 與 Armor（1996）的觀點，即創傷後成 長具有自我增強的面向，能夠促使個體在面臨癌症的威脅下，對自我保有正向的 評估，使個體較有力量面對壓力情境，因而願意主動投入處理問題。而若從認知 評估的觀點來看，當個體對自身經驗有較正向的評價時，也較能將壓力事件視為 挑戰而非威脅，因此較傾向面對壓力並試圖解決（Lazarus & Folkman, 1984）。

由此可知，過去研究僅從單一面向來討論創傷後成長與因應策略的關係，

並不足以說明乳癌患者此間的心理歷程。從各理論觀點來看，術後三個月（T1）

的創傷後成長，雖不排除有真實轉變的可能，但更可能有較多是正向錯覺的成 分，因為從創傷後成長的理論來看，真實的轉化需要較長的時間。然而，無論參 與者在術後三個月所報告的成長是一種真實的轉化或正向錯覺，本研究的結果顯 示，這種經驗與否認、行為逃脫等逃避傾向無關，反而能使個體在往後的治療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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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中，更積極主動的面對困境。

二、「社會導向因應」與「創傷後成長」之關係

研究結果發現在術後三個月到術後六個月之間，「社會導向因應」與「創傷 後成長」間並無顯著預測效果，而是在術後六個月到術後一年之間，個體的「創 傷後成長」可以預測「社會導向因應」。換言之，當從積極的治療歷程轉向復原 階段時，個體在治療歷程中所經驗到的正向轉化，將會促發其往後在復原階段較 積極的運用社會資源來因應壓力。

為說明這個現象，以下將從兩個觀點作切入，一是以 Orsborn 等人（2002）

所提的五階段歷程，來說明為何「創傷後成長」與「社會導向因應」的預測關係 是出現在復原階段而非接受密集治療的時期；二是以華人文化的觀點來說明為何 是「創傷後成長」預測「社會導向因應」，而非相反的結果。

本研究的結果符合 Orsborn 等人（2002）所提的五階段歷程，他們將「社 群情感階段」視為治療後復原時期的主要心理歷程。因為個體在化療及電療結束 後，醫療系統所提供的密集性支持不再，個體頓失了積極對抗癌症的方法

（Costanzo, Lutgendorf & Roeder, 2011），一邊試圖回到往日生活的同時，還要一 邊面對可能復發的恐懼，此時社會網絡所提供的支持，將是陪伴患者度過這個時 期的重要助力。然而 Orsborn 等人進一步指出，這個階段最重要的是選擇適合自 己的支持系統。因為在癌症治療的初期，患者會接收到很多資訊，親友的建議與 慰問從四面八方而來，有些人可能熱心的提供某些療法，卻不一定適用於患者的 狀況，有些人則可能在陪伴時給予了不適當的安慰，反而引發患者的不適情緒，

因此他人所提供的支持在初期並不一定是有益的，也因而不見得會提升個體的創 傷後成長。

另一方面，Orsborn 等人指出一個有益的支持環境必須是他者有傾聽及陪伴 的能力，Scrignaro 等人（2011）以自主支持的環境（autonomy-suppor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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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稱之，亦即讓個體能感覺自在地揭露，並從中感到與他人更親近。

然而，辨明這些適合自己的支持系統需要時間，尤其在華人文化當中，Kim、

Sherman 及 Taylor（2008）指出華人較常使用內隱的社會支持（即不需患者主動 揭露或實際使用這些資源，而是從他人的陪伴感知到支持網絡的存在而獲得安 慰），而較少使用外顯的社會支持（即主動揭露並尋求社會協助）。華人的這種傾 向，主要源自於害怕向他人求助可能會破壞關係，例如影響團體的和諧、使對方 過分擔心、或讓自己丟臉。由於在華人文化中，維持人際關係的和諧比追求個人 目標更重要（Wu, Hsu, & Cheng, 2002），因此當向他人求助可能要背負破壞關係 的風險時，個體便傾向自己面對壓力。換言之，在華人社會中，個體若是能經驗 到與他者間存在安全穩定的關係，才較有可能主動尋求協助。這也說明了為何單 獨檢驗「社會導向因應」對「創傷後成長」的預測效果時，得到顯著的結果，但 在加入「創傷後成長」對「社會導向因應」的預測效果後，前者則變為不顯著。

因為主動運用社會資源與尋求他人支持，雖然可以促使個體經驗到較高的成長，

但是對華人來說，主動尋求支持的行為本身，便需要個體具備較多的內在資源，

因此唯有當個體能感到與他人更親近、或自己更有力量面對求助的風險時，才較 可能主動揭露困難並運用社會環境的資源來因應壓力。

三、逃避因應與創傷後成長之關係

「逃避因應」與「創傷後成長」的結果與過去的研究發現一致（Park, Edmondson, Fenster,& Blank, 2008; Schroevers & Teo, 2008; Urcuyo et al., 2005）， 即無論是在治療初期或進入追蹤階段，個體的「逃避因應」無法顯著預測「創傷 後成長」，「創傷後成長」的程度也無法預測個體的「逃避因應」傾向。

這個結果可以從兩個觀點來看，一是從面對創傷的反應而言，逃避傾向其 實十分常見，Landsman（2002）認為面對重大的創傷衝擊時，早期的逃避策略 有助於個體在衝擊中保存能量，避免個體被負向情緒擊倒，因此早期的逃避傾向 並非是不適應性的，也因此不必然會限制個體的成長。另一方面，逃避因應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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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確實是一負向指標，但卻是造成負向的改變，而非抑制正向改變。在

Schroevers、Kraaij 及 Garnefski（2011）的研究中，即發現逃避因應可以預測負 向改變，但無法預測正向改變，而過去也有學者指出創傷後成長與負向改變是兩 個不同的構念，而非同一個向度的兩端（Park, Aldwin, Fenster, & Snyder, 2008），

即個體可以同時經驗到成長與負向的改變，不相衝突，因此「逃避因應」可能是 預測負向改變的指標，而非預測「創傷後成長」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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