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傷後成長

Zoellner 與 Maercker（2006）在整理相關研究後，將創傷後成長的理論分為 兩類，一類是將創傷後成長視為個體因應創傷事件後的結果，如 Calhoun 與 Tedeschi（1998, 2004）所提的創傷後成長模式，以及 Schaefer 與 Moos（1992）

的生活危機與個人成長模式；另一類則將創傷後成長視為個體用以面對創傷事件 的因應策略，如 Taylor（1983）所提的正向錯覺（Positive illusion）。從這兩種不 同的觀點切入，會發覺創傷後成長與因應策略的關係不盡相同，因此本研究在探 討創傷後成長與因應策略的關係之前，將先說明這兩種觀點，再據此提出假設模 式。

一、創傷後成長模式（Calhoun & Tedeschi, 1998, 2004）

從創傷事件之中經驗成長的歷程，在近二十幾年來，受到心理學領域系統性 的研究。其中一代表性的概念即是 Tedeschi 與 Calhoun（1996）所提的「創傷後 成長」。Calhoun 與 Tedeschi（2004）將「創傷後成長」定義為：「個體努力應付 創傷事件或重大壓力事件後所產生的正向改變」，認為創傷後成長是一轉化式的 生命改變，既代表轉化後的結果，也是改變的歷程。

Calhoun 與 Tedeschi（1998, 2004）在創傷後成長的模式中指出，成長必須經 由重大的、足以威脅個體基本信念的壓力事件才能引發，因此經常伴隨著顯著的 心理痛苦。他們指出這種震撼性的事件（seismic event）會挑戰個體舊有的目標、

信念及情緒管理能力，即對其「假設世界」（assumptive world）造成威脅。「假設 世界」是個體對世界及自我抱持的一些基本假設（Jannof-Balman, 1992, 2006），

內容主要有三：（一）認為世界是仁慈的（benevolent），所以好人會有好報，壞 事不會發生在好人身上；（二）世上的事是有意義的（meaningful），而在有意義 的世界中，事情的發生是公平的、可預測且可控制的；（三）對自己存有正面的 看法，認為自我是有價值的（worthy），而自己是個不錯的人，所以應該會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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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因此人們雖然知道不好的事會發生，但卻不認為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因為抱 持這些假設為提供個體安全感，讓人產生一種事在人為（person-outcome

contingency）的感受，認為只要做好事、小心謹慎，就可以免於不幸。

因此當創傷事件發生時，人們經常會感到難以置信，正是因為事件並不吻合 個體的假設世界。個體開始意識到世界上許多事情是自己難以預測及掌控的，這 世界並不全然仁慈，好人仍有可能遇到壞事，於是個體的假設世界開始崩解（Bury, 1982; Landsman, 2002）。因此在遭遇創傷事件的初期，個體會頻繁地經驗「侵入 反芻」（intrusive rumination），即反覆出現與事件相關的侵入想法，「侵入反芻」

在創傷初期是常見的特徵，其大部分是負向、自動化的，且與焦慮、憂鬱症狀有 關（Nolen-Hoeksema, Parker, & Larson, 1994）。Calhoun 與 Tedeschi（2004）認為 此階段是一種「哀悼的工作」（grief-work），讓個體能逐漸承認創傷帶來的失落，

並意識到過去的目標與假設已不再適用，於是個體最終會放棄舊有的目標，開始 進行審慎的反芻。

「審慎反芻」（deliberate rumination）是一種反思的反芻形態，是個體刻意針 對事件進行目的性思考，它能夠協助個體重建對世界的理解，聚焦於瞭解經驗、

尋找意義並改變生命敘述（Calhoun, Cann, Tedeschi, 2010）。Calhoun 與 Tedeschi

（2006）引用 Antonovsky（1984）的概念，認為「審慎反芻」的歷程是要建立 對事件的理解，讓個體能夠釐清自己的狀況，進而找到方法因應變動的環境，最 終經驗到意義感（meaningfulness）。因此審慎反芻的過程是讓個體整合生命中的 各種改變以重建「假設世界」。

Calhoun 與 Tedeschi 指出，當個體能夠成功因應創傷，而不再僅關注存活的 問題時，個體才能開始注意其他帶來成長的可能性。因此他們將創傷後成長視為 是因應創傷後所產生的結果，並且強調個體能主動對創傷事件進行思考是促成個 體成長最重要的因素，故創傷後成長也是一個調適（accommodation）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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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危機與個人成長模式（Schaefer & Moos, 1992, 1998）

在 Schaefer 與 Moos（1992）的模式中強調有許多因素會影響個體在面對一 重大危機事件時是否能經驗正向轉變。他們認為個人因子（包括個人特質、過去 經驗、性別及年齡等各個因素）、環境因子（如：社會支持、醫療資源等）及事 件相關因素，均會影響個體對事件的評估以及採取的因應策略，進而促使正向結 果與轉變的發生。此模式在實徵研究上也獲得廣泛的支持，Prati 與 Pietrantoni

（2009）的整合研究便指出個人特質（如樂觀、靈性）、環境因子（如社會支持）

及因應策略（如宗教因應、正向重釋、接納）均與創傷後成長有關。以下即針對 此模式中各因子分別簡述之：

個人因子－例如個體的年齡特質與教育程度，均被指出與個體的因應有關。

在乳癌患者中，年輕的患者可能需照顧孩子及家庭，因此罹癌就不僅是生理上的 威脅，同時對其家庭成員及自身照顧者的角色亦是衝擊，進而影響個體對罹癌嚴 重性的評估及因應方式。而在教育程度方面，研究指出乳癌患者的教育程度較 高，則較傾向使用問題焦點因應、較少使用逃避因應（Epping-Jordan et al., 1999;

Gilbar, 2005）。Schaefer 與 Moos（1992）強調模式中各因子之間彼此會相互影響，

因此個人因子也與環境因子及事件相關因子有關，例如相較於其他癌症患者，乳 癌因其疾病較易控制，存活率較高，因此可能會存有較高的希望感及控制感，故 相較其他癌症患者更傾向使用趨近因應（Franks & Roesch, 2006）。由此可見，在 面對危機事件時，個體會採取何種策略因應以及是否能經驗到成長會受到不同因 素影響。

環境因子－包括社會支持、家庭氣氛、支持性的醫療服務與社區支持、事件 後環境等，其中社會支持及家庭氣氛均被指出與有效的因應策略及較佳的適應有 關。Moos 與 Schaefer（1993）的研究便發現，獲得親友較多支持者，較傾向使 用趨近因應，且心理症狀較少，也較能適應生活壓力。Scrignaro、Barni 與 Magrin

（2011）的整合研究也顯示，若環境是一種自主支持（autonomy-supportive）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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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圍，則個體能在半年後經驗到較高的創傷後成長。此外，社會支持的多寡也與 疾病的種類、嚴重度有關，例如乳房惡性腫瘤的患者獲取的社會支持就較良性腫 瘤患者多（Zemore & Shepel, 1989），而教育程度較高者也會獲得較多的社會支 持（Kaniasty & Norris, 1995）。

事件相關因子－包括事件的嚴重性、是否可預期、事件對生活影響的廣泛 性、共同經驗事件或獨自經驗等。Schaefer 與 Moos（1992）指出事件性質不同 促成的改變也不同，例如對生命造成威脅的事件可能使個體更珍惜每天的生活，

而這也是在乳癌患者中常見的正向改變之一（Bellizzi & Blank, 2006）。

對乳癌患者而言，癌症的嚴重度也與因應策略有關，Epping-Jordan 等人

（1999）的研究便發現晚期的患者較傾向使用逃避因應；國內學者也指出乳癌晚 期患者及接受輔助性治療較多者，較常採用情緒焦點因應，而較少問題焦點因 應，且與較差的適應有關（蔡宜樺，楊銘欽，季瑋珠，1998；陳美芳，馬鳳岐，

2004）。另一方面，針對癌症期數與創傷後成長的關係，有學者發現第二期的患 者相較於第一期或第四期患者，有較佳的創傷後成長，即兩者呈曲線關係

（Lechner et al., 2003），但 Stanton、Bower 與 Low（2006）在回顧相關研究後指 出，大部份研究顯示癌症嚴重度與創傷後成長無關，或少數發現兩者呈正相關（即 晚期患者較易經驗成長），顯示癌症嚴重度與成長的關係不太一致。根據 Paterson 與 Neufeld（1987）的觀點，事件的嚴重度可以從三個向度來區分：個體有多少 目標因此受阻礙、目標的重要性、被剝奪的程度。換言之，事件的嚴重性必須以 個體的主觀感受為依據，在 Lechner 等人（2003）的研究中也指出控制癌症期數 後，主觀壓力程度仍與創傷後成長有關，顯示在考量事件的影響時不能只評估客 觀嚴重度（如：癌症期數），個體主觀經驗到的衝擊更是預測創傷後成長的重要 因子（Bellizzi & Blank,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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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評估與因應反應－認知評估是影響創傷後成長的重要因素，且也和個體 採取的因應策略有關。Lazarus 及 Folkman（1984）指出個體對壓力事件的評估 有三種：傷害／損失、威脅或挑戰，當個體將事件解讀為挑戰時，會認為事情仍 可透過自己的努力改變，因此較傾向採用問題焦點或趨近因應；而當個體認為事 件較難有正向改變時，則傾向用情緒焦點或逃避因應。Franks 與 Roesch (2006) 的研究也支持其觀點，並進一步指出，癌症患者無論將癌症視為威脅或挑戰，都 傾向使用問題焦點的因應。Lazarus 與 Folkman 主張因應策略本質上沒有好壞之 分，其效果必須根據情境脈絡來評估，而情境脈絡並非穩定不變的，因此個體的 因應是一個動態的歷程，隨著壓力事件本身的因素、環境因子及個人因子的影 響，個體將採取不同的因應策略，進而引發不同的結果。

Park 等人（2008）在針對 911 攻擊後的美國民眾進行電話調查，發現個體知 覺的壓力、暴露於相關刺激的程度，與創傷後壓力症狀及創傷後成長皆呈正相 關，然而直接效果均不大，反而是其因應方式更能預測個體會形成心理困擾或成 長。其研究進一步指出正向因應（問題焦點、尋求工具性支持及情緒支持、正向 重釋、禱告、接受）與創傷後成長有關，而負向因應（如：行為逃脫、分心、負 向情緒宣洩、物質使用）則跟創傷後壓力症狀較有關。此結果支持 Schaefer 與 Moos（1992）的觀點，即事件相關因素與主觀知覺的壓力均與創傷後成長有關，

但真正具有區辨性的因素乃是個體採取的因應策略，若採用適當的因應方式，則 會促進個體的成長。

綜觀上述研究可知，創傷後成長乃被視為因應後的結果，而不同的因應策略

綜觀上述研究可知，創傷後成長乃被視為因應後的結果，而不同的因應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