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 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闡述分工和合作的概念，國際金融和貿 易這一部分已然成為總體經濟所關注的焦點。隨著國際之間的經貿往來愈是緊 密，國與國之間的總體經濟表現以及政策搭配也更顯得重要。繼由 大衛‧李嘉 圖（David Ricardo）提出比較利益理論（the comparative benefit theory）之後，全世 界的國家由原來自給自足（autarky）之下封閉的經濟型態，逐漸採行開放經濟，
這也為國際市場帶來更高的利潤和更好的效應。
同樣地，國外資金的借貸也因此得到了一個很好的論述。根據 Feldstein and Horioka（1980）以及 Ghosh（1995a）最早所提出的測量資本流動（capital flow）
的最小平方估計方法，提供了嚴謹的理論架構擴大了經常帳（current account）的 研究領域，並且透過經常帳的變化檢測資本流動與開放程度。迄今多數的學者和 研究人員經由這樣的架構去作為他們的主要分析，例如 Karfakis（1996）、Cashin and Mcdermott（1998）、Agenor, Bismut, Cashing and McDermott（1999）。
依循 Ghosh（1995a）的架構，在本論文中四個主要工業化國家：加拿大
（Canada）、日本（Japan）、美國（US）及英國（UK），我們將利用貨幣（money）
來作為本文決定性的一項重要因素。接著依循 Rapach and Wohar（2004）作樣本 外預測，利用 2000 年 1 月至 2005 年 12 月的樣本外預測並依據 Diebold and Mariano（1995）的檢定方法，選擇出最適的預測模型，來預測（forecast）各別國 家經常帳的走勢。
從 1956 年起直到 1990 年日本經濟一直處於高速發展之中，被稱為日本經 濟神話。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日本 1980 年代聚集了大量的剩餘資金，成為世 界上最主要的債權國和資本輸出國，大量的商品輸出形成了巨額的貿易順差（尤 其是對美貿易順差），累積了巨額的外匯和儲備黃金，西方各國要求日元升值的
壓力日漸增大。 1985 年“廣場協議”（Plaza Accord）後，1日本政府實行了日元 升值政策。這很快地導致了出口減少、經濟形勢惡化。
為刺激經濟成長，從 1986 年起日本央行開始實施寬鬆的貨幣政策，為此先 後五次降息，並同時採取增加釋出日元、買入美元的措施來平抑日元升值幅度。
寬鬆的貨幣政策導致貨幣供應量快速增加。1987 年貨幣供應量增長率高達 10%
以上。此時日本經濟呈現的卻是：一方面實質經濟日漸冷卻，投資前景暗淡；另 一方面整體社會資金剩餘日漸增加。於是大量的資金就湧入了股市和房地產市 場。這種高收益吸引了更多的資金流入。許多企業和居民將股市投資作為其主要 的投資途徑以及收入來源。股市和房地產市場價格的快速上漲，創造了對資金的 大量需求，推動信貸規模不斷膨脹。
在 1987 - 1990 年間，日本的信用規模不斷擴張，年平均融資總量高達 116 萬億日元，是前四年平均值的 1 倍。大量的信貸資金源源不斷地湧入股市和房地 產市場，推動股價和房地產價格不斷上漲。到了 1989 年日本股市的市盈率已經 高達 60 倍。金融資產急劇膨脹後，由於擔心通貨膨脹的來臨，日本央行在 1989 年 5 月、10 月、12 月和 1990 年 3 月、8 月連續 5 次加息，將貼現息從 2.5% 快 速提高到 6%。同時，在 1990 年 3 月，開始實行選擇性信貸管制政策，限制對 房地產的銀行信貸發放。一系列的緊縮性貨幣政策對股市造成了巨大的衝擊。在 1990 年初股價出現了急劇下跌，股市危機和房地產價格迅速下跌波及了銀行等金 融機構，引發了嚴重的銀行危機。另一方面，銀行的巨額房地產貸款由於貸款人 無力償還因而變成不良資產，同時股票質押貸款也由於股價的大幅下跌而形成呆 帳，全面的信用緊縮也隨之來臨。
由於股市危機和房地產減值使得企業和居民的財務狀況惡化，貸款能力下
11985 年 9 月 22 日七大工業國家中的美、英、德、法、義 5 國財政部長與中央銀行行長，在紐約 的「廣場飯店」達成「廣場協議」決定讓高估的美元貶值，造成美元兌日圓的平均匯價大幅下降，
結果觸發日圓大幅升值，國內資產價格陷入泡沫化，並讓日本陷入長達十年以上的經濟停滯與通 貨緊縮期。
降，與此同時銀行等金融機構不良貸款急劇上升，財務狀況也出現惡化，甚至出 現流動性危機，先後有多家銀行、證券公司宣布破產。即便是那些未出現流動性 危機的銀行為了防止流動性困難，也在減少信貸的發放，因此引發了全面的信用 緊縮。 1990 年後的日本經濟開始衰退，低迷的消費伴隨著大量的經常帳剩餘，
延續至今已有 16 年，即使日本政府曾經為了重振蕭條的經濟而投入大量的公共 支出，甚至為了對抗通貨緊縮惡性循環屢遭的挫敗，日本央行於 2001 年推出了 前所未有的寬鬆貨幣政策。為降低借貸成本，日本央行將其短期利率目標降至零 的水平，但日本經濟卻仍然沒有明顯的復甦跡象；甚至已經回到了 Keynes 所謂 的「流動性陷阱」的困境。2在本研究中，即使日本在 1990 年泡沫經濟之後持續 採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我們仍將傳統經常帳的研究方法做一延伸，加入了貨幣 要素的動態軌跡作為研究經常帳變動過程之考量。
反觀美國，它是日本在貿易上最大的競爭對手，卻相反地在 1990 年後開始 從景氣循環趨勢的底部復甦。因為它增加了資訊（information）和網際網路
（internet）的技術，這使得美國經濟不斷的成長。大多數美國人民預期新經濟的 來臨，他們大量的消費能力締造了美國經常帳赤字的空前記錄。這使得經濟學家 開始憂心在美、日兩個國家貿易帳持續的不平衡背後，是否存在著潛藏的危機？
或者，這僅僅只是經濟學家們過度的擔心？
美國貨幣政策的動向一向是全球金融市場所關注的焦點。美國雖然宣稱聯邦 準備銀行（Fed）的貨幣政策主要目標有五項，包括： 穩定物價水準、提高就業 水準、促進經濟成長、穩定利率水準和穩定匯率。但從 70 年代以來，美國的貨 幣政策共可分為五個時期，在每個時期所要實現的經濟目標略有不同，但是都沒 有同時實現這五個目標。不過，從 1990 年的第五個時期以來，當美國的經濟成 長率或物價上漲率上升時，美國的聯邦準備銀行就會採取對策，減少貨幣供給。
相反地，當美國的經濟成長率或物價上漲率下跌時，美國的聯邦準備銀行就會採
2流動性陷阱（Liquidity trap）是指貨幣需求曲線接近水平線時，此時不論貨幣供給增加多少都 不會使市場利率下跌的情況。
取對策，增加貨幣供給。這顯示了 90 年代以來美國聯邦準備銀行運用貨幣政策 主要著重於減緩短期間的景氣波動，以維持經濟的穩定，同時也注重對經濟擴張 的效果，基本上，這對經常帳的影響可能存在一些肯定效應。不過，在整個經濟 活動的過程中，美國貨幣政策所扮演的角色與日本相比，顯得比較保守與被動。
加拿大是以貿易立國的經濟大國，從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貿易中獲益很多。
進入 80 年代以來，加拿大經濟持續成長，通貨膨脹率也呈上升趨勢。但從 1990 年度第二季起加拿大經濟連續 12 個月的衰退。 1991 年加國經濟在不平衡、不 穩定的狀况下缓慢地回升，通貨膨脹率趨於下降，外貿狀況才有所好轉。
1997 年暴發的亞洲金融危機使得加拿大在亞洲的出口市場面臨緊縮，受到極 大的影響；幸運的是，在美國強大的貿易伙伴支持下，加拿大安全地渡過了危機。
1999 年，加拿大出口的商品和勞務總計價值佔國內生產毛額（GDP）的 43%，
在主要的工業化國家中位居前列，加拿大經濟成長率超出預期達到 4.2%；此外 它的經濟呈現出持續 18 季的成長，這是繼 1960 年以來最長的成長期，也是在 1995 年起第一次超越過美國的 4.1%成長率。
1997 之後，加拿大經濟持續在經常帳方面從赤字到盈餘，表現出一個極大的 改善與成長；在美國經濟減緩、歐元區域經濟成長乏力的形勢下，加拿大 2000 年的經濟成長率達 4.7%，表現居七大工業化國家之首。迄今加拿大經濟持續成 長使得它在國民所得方面有非凡卓越的成績。
此外，加拿大在貨幣政策上也曾歷經兩次驚心動魄的變革，但兩次，都沒有 引發經濟危機或貨幣的急劇貶值。加拿大在 1950 年曾有過外匯儲備猛漲的經 歷。當時由於初級產品價格飆升、大量短期投機資本流入資源性產業，加元遭受 巨大升值壓力，而為了維持固定匯率制，加拿大政府被迫進行大規模干預，但副 作用也相當明顯，在不到 3 個月時間裡，外匯儲備就猛增了 40%。 為了維持國 內物價穩定但又要避免經濟大起大落，加拿大央行當時只有兩個選擇，一是重估 幣值，二是浮動匯率。
當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極力建議幣值重估，但何種水準合適，誰也
不知道，於是加拿大政府選擇浮動匯率制，讓市場去決定。 這一舉措效果明顯，
加元在隨後三個月裡僅升值 5%，同時由於有了更靈活的貨幣政策，加拿大成功 的應付了經濟高速發展、投資過熱帶來的高通膨，隨著貨幣升值預期減退和投機 資本流入減緩，僅僅兩年時間通貨膨脹率就從 1950 年的 10%降至 3%以下。
1962 年加拿大重歸固定匯率制，但到了 1970 年，由於同樣原因，加上美國 採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加元再次面臨升值壓力，外匯儲備也在短時間內急升。 這 一次，加拿大政府考慮了更多的選擇，除重估幣值等方法外，還研究了盯住一籃 子貨幣的可能性，但這些方案都有可能助長投機，於是加拿大央行通通否決了，
加拿大央行認為安全的方案還是恢復浮動匯率制。
加拿大央行認為安全的方案還是恢復浮動匯率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