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栗與朱熹除了官場上的衝突外，二者的易學認識，確實存在諸多的歧異。包括經傳 相合的詮《易》進路、別卦序列的變化體系、太極生次的用象主張等議題，確實存在著極 大的歧異與觀念上的衝突。理解林栗有關觀點的實質內涵，也廓清彼此之爭議，對其易學 有更具體的認識，免除人云亦云的可能誣詆，給予更為公平的對待與評價。
1.剛狷性格的身後衝擊
宋代政治史、學術史，甚至易學史上，林栗一直是一個具有爭議的人。由於個性剛介 耿直，敢於疾言直諫，立言正色，同朝僚臣多不敢趨附，更甚者有表明「不願與之同朝」。
雖然他性格狷急，但一般人大致認同他是「強介有才」，有識者肯定他具仁直之性，就連當 時孝宗也給予「累更事任，清介有聞」的讚譽。
林栗清介敢言之個性，已如前文所引述，《宋史》可見其事略，又舉如孝宗有旨，欲省 併江州屯駐一軍，林栗強力奏言不妥，認為「江州一軍分佈防托」，可以對金人造成實質威 脅，才能收其警防藩籬之效，江州一軍因此奏陳才能得以無動。又如朝廷收束祭天之用樂 節度，卻於宴見金使，可以有權用樂，林栗堅決以為不可，致書宰相，不被接受，乃狀申 朝廷，指出「若聽樂則廢齋，廢齋則不敢以祭。祖宗二百年事天之禮，今因一介行人而廢 之。天之可畏，過於外夷遠矣」。指出祭天遠比迎見金人還不如，而廢弛祭禮又將致動搖法 本。擔任慶王府直講時，有召旨命令講讀官與王子議論時政，林栗上疏強烈以為不可，指 出「若使議論時政，則是對子議父，古人謂之無禮，不可不留聖意」。任知湖州，曾於朝會 時指出漢代賈誼能夠通達國禮，知天下之病，而今日國體若何，雖有「士大夫好論時事」，
卻難有可貴之士知其病由，認為「能言其病者猶未必能處其方，不能言其病而輒處其方，
其誤人之死，必矣」。今國體之病，不可不慎知，「若急於愈疾而不顧其本，百毒入口，五 臟受風，風邪之盛未可卒去，而真氣之存者日以耗亡，故中風再至者多不能救」。類似之敢 於諫言、敢於行事者，史載歷歷可見。162
林栗剛直固執的個性，朝中同僚多有設防遠避，其負面之形象，也源於個性使然。尤 其與朱熹的衝突，進一步引發學術認同的攻伐，造成對其往後政治生涯、學術定位與易學 成就的嚴重影響。與朱熹之相牾，成為其一生中最嚴峻的衝擊，甚至也帶來身後論著存廢 的威脅。
二人齟齬對立的來由，《宋史》概括的記載，指出林栗擔任兵部侍郎時，朱熹奉召為郎 官，在初次面見的互動上就產生了糾葛與強烈的不滿，云：
161 引文與有關論述，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十八，頁 243。
162 相關之引文與事蹟，詳見脫脫等撰：《宋史．林栗列傳》，卷三百九十四，頁 12026-12032。
朱熹以江西提刑召為兵部郎官，熹既入國門，未尌職。栗與熹相見，論《易》與《西 銘》不合。至是，栗遣吏部趣之，熹以脚疾請告。栗遂論：「熹夲無學術，徒竊張載、
程頤之緒餘，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十數人，習為春秋、
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虚名，俾 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髙價，門生迭為游 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陛對得官除郎，而輒懐不滿，傲睨累日，不肯 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縁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 劾，厥罪惟均。望將熹停罷，姑令循省，以為事君無禮者之戒。」163
林栗作為朱熹之上司，朱熹甫任郎官之時，以腳疾為藉口未即就職，加上初次見面談論《易》
與《西銘》，彼此諸多理解與觀念上的殊異，並對朱熹的道學學風與門生從列的厭惡，自然 種下對朱熹的負面形象，所以提出嚴厲的糾彈，視之為「浮誔宗主」、「亂人之首」，奏請孝 宗能予停罷，以儆傚尤。然而林栗之參劾，卻遭來太常博士葉適（西元 1150-1223 年）的反 駁，認為「自昔小人殘害良善，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而林 栗以「道學」之目搆陷，為莫須有的罪名，自應端正綱紀，泯絕欺罔，「摧抑暴横以扶善類」。
於是，朝侍御史胡晉臣（西元?年）進一步參劾林栗之非，認為他「執拗不通，喜同惡異，
無事而指學者為黨」，林栗因此貶黜出任泉州。164這樣的事件，對其日後產生極大的負面影 響，《宋史》論定其一生，雖「有治才，善論事」，卻「不足以蓋晚節之謬」。165在朱子之學 成為主流意識、主流價值的現實學術環境下，林栗的罪責朱熹之事，怎能為朱學從道者所 緘默容忍，故直接影響後人對其政治事功與學術成就的嚴厲批判。
陸心源（西元 1838-1894 年）《儀顧堂續跋》，認為「黃中逐句解釋，亦多精當。其所採
《程傳》之外，蘇東坡《易傳》之說為多，此所以與朱子不合歟」？166陸氏臆測林栗多採 蘇軾（西元 1037-1101 年）之說，導致與朱熹不合，但是仍然肯定林栗易學的精當之處，並 且也點出林栗有高度的《蘇氏易傳》之取向。學術之現實，如清代吳焯（西元 1676-1733 年）所言，「以栗攻晦菴，士君子在所必惡，并其書毀之於情不已苛乎」？167以其人而廢其 書，著實過苛。前人的是非譽毀，不可掩其論著之價值，其學術成就仍當受到合理公平的 對待，但是，學林未歇，易學猶隆，卻未受到應有之關注。
2.經傳認識之歧異
林栗站在儒家《易》說的立場上，主張經傳合一，經傳本是一體，彼此相合互補。但 是，朱熹認為《易經》非為一時一人所完成者，傳又因經而作，二者必有明顯的差異，不 能一律的等同並合來看待。他說：
163 見脫脫等撰：《宋史．林栗列傳》，卷三百九十四，頁 12031。
164 引文與相關論述，見脫脫等撰：《宋史．林栗列傳》，卷三百九十四，頁 12031-12032；《宋史．朱熹列傳》，
卷四百二十九，頁 12758；《宋史．葉適列傳》，卷四百三十四，頁 12890；《宋史．胡晉臣列傳》，卷三百九 十一，頁 11978。另外，《建炎雜記》也載錄「葉正則論林黃中襲為學道之目，以廢正人」的重要文獻資料。
（參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08 冊，
1986 年 3 月初版，頁 519。）
165 見脫脫等撰：《宋史．林栗列傳》，卷三百九十四，頁 12032、12044。
166 引自胡玉縉引陸氏《儀顧堂續跋》所云。見胡玉縉撰、王欣夫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卷二，頁 31。
167 見吳焯《繡谷亭薰習錄》所云。引自胡玉縉撰、王欣夫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卷二，頁 31。
今人讀《易》，當自分為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 自是孔子之《易》。168
又云：
故學《易》者，須將《易》各自看。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是時未有一辭 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看，周公《易》自作周公《易》看，孔子《易》自 作孔子《易》看，必欲牽合作一意看不得。169
學《易》必須將各個時期的《易》作，各自分開來看，不同階段的《易》作，本來就存在 著差異，應當有所區別，不可等量齊觀，不可混為一談。用歷史的眼光，認清《周易》經 傳的不同性，才能真正理解《易經》原本的面貌，也才能準確的詮釋原本的旨義。朱熹這 樣的理解，顯然與林栗不同，朱熹強調獨立分判，各抒本義，而林栗則以二者同義，經義 由傳而顯，而傳在表彰經義，由經傳並顯，方可知天地之道、聖人之道。在對《周易》的 性質與經傳的基本觀念上，二者已存在根本上的歧異。
在朱熹看來，《易經》本為卜筮之書，其卜筮的性格不因《十翼》而改變，他指出：
讀伏羲之《易》，如未有許多《彖》、《象》、《文言》說話，方思得《易》之本意，只 是要作卜筮用也。伏羲畫八卦，那裏有許多文字言語，只是畫八箇卦，某卦有某象 而已。……只是教人知得此卦如此者吉，彼卦如彼者凶。及文王、周公分為六十四 卦，添入「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早是非伏羲之意也是。文王、
周公自說他一般道理了時，猶是尌人占處說，如卜得乾卦則大亨而利於正。及孔子 繫《易》作《彖》、《象》、《文言》，則「元亨利貞」為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
矣，到得孔子盡是說道理，然猶因卜筮而言也。尌卜筮上發出許多道理，教人曉得 所以吉凶，卦爻好則吉，不好則凶，……此則聖人尌占處發明誨人之理。170
伏羲之《易》因卜筮而作，有別於孔子《彖》、《象》諸傳的思想蘊義之增益，而文王、周 公所繫卦爻之辭，亦非原始伏羲卜筮之原本，但皆因循卜筮而言，雖後出有「發明誨人之 理」，卻仍就卜筮而發。朱熹在解釋乾卦卦辭「元亨，利貞」時，特別指出此四字為「文王 所繫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辭』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
正而固也。文王以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於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言其占當得大通，
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171強調從文王所繫之筮義理解此一卦辭，即「筮得此 卦，則大亨而利於守正」，但是「《彖辭》、《文言》皆以為四徳」，所以他「嘗疑如此等類，
皆是别立說以發明一意」。因此，他確立此一卦義，「文王以前只是大亨而利於正，至孔子 方解作四徳。《易》只是尚占之書」，應以文王之義為本，孔子之說只是一方之義，非合於 卜筮之原義。其它各卦爻義的理解也是如此，不能將《十翼》之說，視為文王繫辭之原來 卜筮本義。
林栗強調返古，返回自己所理解的漢代儒說之古，展現出的是除了在形式上乾卦卦爻
168 見朱鑑《朱文公易說》，卷十八，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四庫全書本第 18 冊，1986 年 3 月初版，
頁 791。
169 見朱鑑：《朱文公易說》，卷二十一，頁 839。《朱文公易說》為朱鑑所編，為朱熹之嫡長孫。「朱子注《易》
之書，為目有五，曰《易傳》十一卷，曰《易本義》十二卷，曰《易學啟蒙》三卷，曰《古易音訓》二卷，
之書，為目有五，曰《易傳》十一卷，曰《易本義》十二卷，曰《易學啟蒙》三卷，曰《古易音訓》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