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距離臺灣九千多公里，兩個國家有不同的政治體制、不同的歷史脈絡，
然而在全球化的浪潮下，相同的是，都得要面對更為險峻的社會。不管是臺灣還 是芬蘭無不積極打造更能符應未來趨勢的人才，透過一系列的基礎教育改革，調 整與強化國家競爭力。因此，在出發前我帶著滿滿臺灣式的思維，直到結束和第 一位國家教育署官員的訪談後，才驚覺從頭到尾我都帶著用提升競爭力的眼界來 看芬蘭的課程改革，而忽略了學習的本質。現今，臺灣在經濟效益與國家競爭力 的視角下，教育儼然成為一項薪資報酬率的投資，其價值逐漸走向單一文化
（Michaels, 2011）。Zakaria 便認為，教育必須回到思考學習什麼是重要的並進一步 改變「直通職場」的教育形式。我想，這一趟到芬蘭最大的收穫便是從思考學生 應該學習什麼做為我的第一站。
壹、快速改變的社會下，學生如何學習
芬蘭執行新課綱的同時，臺灣也正如火如荼的推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簡稱 107 課綱），和我在芬蘭感受到的「全力推展」、「共同合作」不同的是 我們的社會多了許多掙扎、徬徨與意見分歧。不過讓人驚訝的是 107 課綱與芬蘭 2016 國家課程綱要相比，有許多目標是相似的，不只是橫向跨領域課程，芬蘭與 臺灣都希望在新的課程綱要架構下，教師與學校間能有更緊密的合作。可是仔細 想想，會有這樣的相似之處並不讓人意外，因為當今世界各國無不面對社會正極 為快速的改變。
現在的我回頭看過去十年，那個曾需要用電話線撥接上網的時代已被遠遠拋 棄，取而代之的是無所不在、快速又暢通的行動上網、雲端服務。當知識的獲取 已逐步沒有門檻，老師與學生間的關係就勢必產生改變，隨之而起的就是人才培 育方式的變革。
說到這，讓我想起有次在赫爾辛基市區搭乘 Tram 時，遇到一群要去校外教學
的師生們，因為對芬蘭語毫無概念，只聽見老師和學生們高興的討論著某件事。
我好奇地問了身旁的芬蘭朋友，他說：「學生說他看了一部可怕的電影，裡面講到 人死後會變成鬼。」接著老師問他：「那你為什麼會覺得可怕？」學生說：「因為 看起來很黑，而且長得很可怕。」老師又問了每個學生：「你們覺得這個世界上有 鬼嗎？如果有鬼，鬼是什麼？」學生說：「鬼就是人死掉後的樣子。」老師接著說：
「那蟲子死掉會變鬼嗎？外面的海鷗死掉會變鬼嗎？」聽完我朋友的翻譯後，我 是有點驚喜的，因為我們要如何和小學階段的學生談論鬼神這類的未知領域呢？
但這位老師運用各種問題，引導學生思考。
前任國家教育署課改主席 Halinen（2016）即表示課程的改革應該要回到學習 的核心，思考我們如何理解學習、好的學習過程是什麼樣子，以及我們想建造怎 樣的未來等問題（如圖 27），並以這些問題為起點，重塑學校教育。因此，在一個 社會快速變遷的時代下，學校教育所必須提供給學生的能力，不應僅限於學科知 識，而應提升到素養導向。素養能力揭示了新世紀人才培育的共同內涵與目標，
不管是溝通表達、生活自理，甚至是社區關懷與跨國移動力等，在面對多變和高 風險的未來社會，跨界學習與後設學習（meta-learning）成為學校教育所必須涵蓋 的範疇（陳佩英，2016b）。
圖 27 思考學習內涵的核心問題 資料來源：Halinen (2016).
貳、從芬蘭經驗回頭看臺灣文官系統
為了回應全球化、科技技術全面提升所帶來的變化，芬蘭和臺灣都在基礎教 育系統上向前跨出一大步，然而，仔細端看我們在課綱政策制定過程中，卻仍有 著許多不同之處。首先是在課綱政策制定過程中，芬蘭中央教育行政機關與地方、
學校的合作模式較無隸屬的型態，與我國教育部、各縣市教育局處、學校一條鞭 的垂直關係有很大的不同，此外，在政府人員的選才方式，芬蘭教育行政機關較 注重相關經歷，而我國則仰賴國家考試與文官培訓系統。我很清楚，也時時提醒 自己，切勿直接比較兩國行政機關制度的運作模式，畢竟從我國憲法與歷史文化 條件上來看，文官選才制度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致使我國較難以建構類似芬蘭 行政機關選才的運作方式。另外，從芬蘭的角度來看，教育制度中厚實的信任文
化亦讓選才、用才的運作能保有彈性，而不必訴諸於一系列硬性規定的機制。如 本研究所做之分析與歸納，芬蘭這套彈性且注重經歷的選才機制，確實是為芬蘭 國家教育署在課綱制定的過程中，增添不同面向的領導能力。
目前，臺灣仍是以「雙盲考選」做為政府選才的主要機制，也就是說國家統 一使用筆試做為人才的判準，接著透過分發，讓每位合格考生都有隸屬的機關。《報 導者》便曾用荒謬的相親描述臺灣文官選才機制的僵化，即我國由考試院統一用 筆試媒合所有想找另一半的人。因此，應試者在不知另一半長得是圓是扁的情況 下要奮力一搏，反正考得愈好，可以選擇的機會愈多。而合格的考生，同樣也只 能祈禱，希望國家配給你的伴侶，不要離自己的期待太遠，也不要看了自己的真 面目就快閃（引自林韋萱，2016）。
從芬蘭的經驗來看，臺灣不僅是在教育行政機關的職員，而是整部國家機器 都必須要思考，有關公部門的選才方式與培育過程，是否有彈性化的可能？
參、國家在課改中能扮演什麼角色
談完學習與國家選才的方式後，接著我想進一步說明的是我所看見國家角色 的轉變。
從芬蘭高度地方分權的架構中，各自治市與學校對課綱與課程規劃均有相當 高的自主權，以至增加了國家課程綱要政策制定時的難度與複雜度，但從訪談過 程中可以發現，一般對公共政策的研究講求法律明確性與依法行政，芬蘭的課綱 政策卻是建立在一個信任文化、平等合作與開放政府的基礎上，使得不同利害關 係人之間能趨向水平的合作方式，然而這套制定模式也未必優於傳統由上而下的 政策形成架構，因為必須考量到公共政策的性質、時間與專業度等。我認為隨著 網路的普及、資訊對等時代的來臨、公民參與及開放政府在政策制定中地位提升 之趨勢，未來各國政府在教育政策的擬定上，勢必無法如同過去劃定明確參與制 定政策成員的界線，面對不同教育價值的選擇，政府的功能也不再只是決策，而
必須兼具賦予公民資訊與協調不同立場產生衝突時的能力。換句話說，從芬蘭課 改政策制定的經驗來看，可以進一步思考的是國家的角色轉變。
吳國卿、鄧伯宸（2013）認為，國家要能持續的繁榮，仰賴是廣納式的經濟 制度與政治制度，所謂廣納式制度是指符合多元化以及足夠集中化的制度，若未 符合其中一點，即稱為榨取式制度。基本上，奉行廣納式制度的國家會讓人民有 能力進行創造性發展，並以此發展開展出穩定的經濟成長與政治秩序。相反地，
榨取式制度則容易發展出具有類世襲的菁英治理模式，可能導致犧牲非菁英階層 利益的情況。另外，要落實國家永續發展的關鍵還包括賦能，這包括提供教育、
參與政治的權利，以及自由的媒體與資訊傳播等，在落實平等理念的過程中，亦 能讓國家持續擁有創新的空間，達到正向循環的條件，如同芬蘭 1990 年代以來，
將教育置於國家創新系統架構中的政策方向來看，芬蘭當局確實不停創造廣納式 的制度空間，以穩定國家的正向運作。
不僅是在國家角色轉變上的反思，我從芬蘭國家教育署在課綱政策形成歷程 中所採取的策略，看見了一個複雜的系統運作。面對不同的學科、年級與背景的 利害關係人，國家教育署能在盤根錯節的行動者、問題點與結構中遊走、調節，
並在開放政府的原則下，來回將資訊傳遞，最終還需要達到課綱政策的共識，我 認為關鍵在於國家教育署打造了一個特別的空間，在這個空間之中，組織之間的 壁壘不再分明，而是在國家教育署的催化下，組織邊界氣閥被打開，讓不同組織 能聚集形成一個複合體，共同學習與創新。
最後，我想透過一段文字來描述我用制度邏輯觀點來看芬蘭國家課程綱要政 策的形成。
任何政策不會憑空出現，總有之前的一些歷史重要事件，一種特定意識型態 及政治氛圍，一個文化及經濟的脈絡，也通常會有一些特定的人，共同影響 著政策通過的時間點、樣態、發展與結果。（Taylor et al. 1997: 16）
因為我對芬蘭文化所投入的程度仍然有限，但我想，芬蘭新課綱政策的出現，
不單只是本研究所歸納出來的因素，其政策形成的特色與模式，亦非如此單純，
而是在各種條件下，透過行動者不斷地與社會結構來回辯證的過程中，尋找芬蘭 教育再進化的解答，並在特定時空背景下，才催生出芬蘭邁向下一個十年的課程 綱要。然而，2016 芬蘭國家課程綱要政策在國家財政日益緊縮與新課綱架構挑戰 既有芬蘭教師與學校文化的情況下，如何落實於芬蘭境內各校，是否會出現特定 行動者或結構產生有別於新課綱制度邏輯的破例實踐？有關芬蘭國家課程綱要政
而是在各種條件下，透過行動者不斷地與社會結構來回辯證的過程中，尋找芬蘭 教育再進化的解答，並在特定時空背景下，才催生出芬蘭邁向下一個十年的課程 綱要。然而，2016 芬蘭國家課程綱要政策在國家財政日益緊縮與新課綱架構挑戰 既有芬蘭教師與學校文化的情況下，如何落實於芬蘭境內各校，是否會出現特定 行動者或結構產生有別於新課綱制度邏輯的破例實踐？有關芬蘭國家課程綱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