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台灣報業與社會權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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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 台灣報業與社會權力關係
台灣報業發展至今，歷經官方威權管制、報禁解除後的大鳴大放，雖然閱報 率明顯下滑、業配新聞充斥，且常為外界二分為泛藍、泛綠色彩，事實上仍在台 灣社會中佔據重要溝通角色，諸多重大議題往往先由報紙揭露討論，人們才在廣 電、網路媒體的播送下得知。早期研究曾指出，民營報業相較廣電媒體，傾向順 應社會變遷而有所改變，對政府及反對運動的態度也不再堅持（羅文輝等，1989；
陳雪雲，1991），猶如成為能表露多元意見、提供公民平等近用媒體以發聲的平台。
然而學者也提醒，報導所述並不能代表事實，各報對特定議題可能基於內部特定 的意義框架（羅世宏，1994）而各說各話，反而讓同一事件在各報內容上大相逕 庭，甚至偏離真正的事實，因此了解報業和所處社會權力結構間的關聯，有其必 要（林麗雲，2000），本節將說明戰後報業發展至今與政治、經濟的關係。
一、侍從報業的出現與轉變：1951 年至 1996 年
國民黨政府播遷來台後，台灣報業同樣受制於官方控制（程宗明，1999；林 麗雲，2000），例如透過報紙限張的經濟管制手段，既橫向分化各報業間的連結、
又能縱向獲得報業對政權的忠誠（李金銓，1992；程宗明，1999），甚至進一步限 制個別報業調整報價的權力，藉此排除異議報紙（陳國祥、祝萍，1987）。報紙因 此而向政府反彈的聲音卻未如預期地大，傳播學者認為很大原因即在國民黨政府 與報業間建立了不平等但密切的互惠連結──「保護主-侍從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李金銓，1992；包澹寧，1995；程宗明，1999）。此關係中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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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分配（Kaufman, 1977, p. 33; Scott, 1972；陳明通，1995；轉引自林麗雲，2000）；換言之，當時的報業並非自由、而是受制於國家威權主義，他們從執政者手中獲
2，「意識形態工具說」結合阿圖舍（Louis Althusser）對於報業一再複製國家意識 形態，以協助穩定政權的「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ISA）
概念以及「保護主-侍從關係」，較能描述何以當時作為威權國家的台灣，會透過監
2 前者說法指政府宣稱將其與所謂極權政體（totalitarian regime）採取全面性控制的作法清楚劃分，
並且以 1988 年報業解禁後蓬勃發展的民營報業為例佐證；後者則常見於《中國時報》、《自立晚報》、
《民眾日報》、《聯合報》等報社、報人回憶錄，描述時各報在報史中達出力抗政治經濟壓力、秉持 文人辦報精神以維護社會公義的想法。林麗雲（2000: 7-8）一方面質疑前者所提的民營報業未必等 於「自由報業」，且事實上國民政府採取的是透過限制報社辦證、運用權力干涉報社事務與刊出內 容，同時控制所有權結構和內容的威權管制（Goldling, et al., 1995）；另一方面，對後者報人多被國 民黨收編，是否基於社會公義而發聲同樣認為值得商榷。黃順星（2013: 132）整理二二八事件後 創刊報紙的背景即發現，《自立晚報》首任發行人周莊伯、《聯合報》前身的《民族報》創辦人王惕 吾和《經濟時報》創辦者范鶴言等，都與國民政府、軍方有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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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五十年間，1950 年代初期的國民政府剛從中國大陸退守台灣，亟需國際 政權支持以抗衡北京政權，故此國民政府設立官方所述的「自由報業」（林麗雲，
2000，頁 15）、開放民營報業化，陸續於 1952 年通過的《出版法》增列如免徵營 業稅的措施（王洪鈞，1984）、同意民營報業刊登政府公告（陳國祥、祝萍，1987）
等，及至政權穩固，國民政府卻開始加大對報業的控制、減少對民營報業的支持，
並特別針對異議報社有不同於過去為求樹立言論自由樣板的容忍，導致當時的《公 論報》、《自由中國》最終停刊（黃順星，2010）。
1961 年至 1970 年間的「侍從報業」站穩腳跟，很大原因來自國民政府自 1960 年代以來，陸續失去國際政權導致其威權政治的正當性基礎不穩固，對內社會亦 出現批判之聲，在急於穩固控制的考量下以發展經濟作為方向（林鐘雄，1987；
轉引自林麗雲，2000，頁 21），攏絡本土資本家以獲支持，同時也調整報業政策，
在維持報禁的前提下，給予聯合報、中國時報等侍從特殊的政經優待，甚至對報 紙內容更加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工會，1978），報老闆在 此段時間內發揮侍從功能的效果明顯。但 70 年代末期保護主與侍從的關係逐漸鬆 動，過去對於國民政府的正當性問題在此促成了反對勢力的興起，國民黨透過加 強對報業的控制、許諾更多好處給報業以因應黨外勢力，報業在此時雖遭撼動，
背叛國民黨的風險仍屬太高，是故與官方相唱和、共同批判異議者，直至 1980 年 代社會內外愈來愈多人呼應黨外，報業才隨之調整政策，早先享受優待的大報考 量利益下違背保護主的命令，小報也為尋求出路而改變立場，在面對反彈之聲時 轉而呼籲官方要思改革、回應社會需求，進一步讓國民政府解除黨禁、戒嚴與報 禁（林麗雲，2000，頁 27-33）。
開放報禁後的 1980 年代末期，官方對報業的掌控力道趨弱，兩大報快速擴張，
二者的政治性言論也越向中間路線靠攏，既有小報與其後新加入的報紙都不敵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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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猶如曇花一現；此時國民政府與報業間的保護主侍從關係已無法提供報業保 護與優惠，但對報業而言，和政府維持良好關係仍有好處，出於過去長期合作的 私人情誼，大報未必希望見到政權分崩離析的局面（林麗雲，2000，頁 36-37）。
1989 年蔣經國猝然逝世，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即同時發揮影響力封鎖消息以穩定人 心，協助國民黨內政權中樞平順轉移（周玉蔻，1993，頁 29-46；陳致中，2016，
頁 117）。因此儘管報社宣稱其辦報是公正客觀，事實上報老闆仍會主動自我審查、
避免冒犯國民黨高層（林麗雲，2000，頁 37），進而向下主導該報社之言論與新 聞偏向（習賢德，2007；轉引自林麗雲，2008），只是較之過去的「侍從」角色，
更像是與國民政府形成了「夥伴」關係（王振寰，1993）。
到了 1990 年代初期，國民黨內部對於是否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出現重大 歧異，並因此分割成以新領導人李登輝為首、強調改革以回應社會需求的「主流 派」，以及郝柏村為首、堅持「一個中國」框架的「非主流派」，並各自尋求報業 的支持。然因過去習於「侍從」角色且和國民黨親近的報業多認同非主流派的主 張，是以主流派只好另覓此前關係較疏遠的侍從，而上述各擁其主的報業也隨國 民黨內部政爭，越形派系色彩（林麗雲，2000，頁 39）。1990 年代以後，非主流 報紙（如聯合報）與主流報紙（如自由時報）的差異不只彰顯在過去崛起背景3， 亦顯現在對黨內政爭的描述以及各擁其主後受到來自對方的壓力；相較之下，以 中國時報為主的報紙在此時期較無前兩者明顯的派系色彩，既支持主流派、又不 得罪非主流派，在兩報相爭期間全身而退（林麗雲，2000，頁 41）。
以上侍從報業對 2000 年以前台灣報業在平衡政治、經濟邏輯下之作為的描述 已有大致的輪廓，此關係縱使在 1990 年後瓦解重組，仍不減對上述報業此後政治
3 前述可知，《聯合報》發行人王惕吾過去隨國民黨遷台，長期與國民黨親近並受保護與優待（聯 合報社刊，1993: 7-11；王惕吾，1981: 156-157）；而《自由時報》創辦人林榮三此前與國民黨並不 親近，甚至到 1970 年代後才因國民黨政策調整而獲准購買報證，相較此前有深厚黨內政治色彩的 其他侍從報，政爭期間是他第一次被國民黨主流派收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
432；轉引自林麗雲，2000: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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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的影響。不過，以此「保護主-侍從關係」分析台灣戰後報業情形是否適切，
亦有學者提出反思。程宗明（1999，頁 87）的論點在於，「侍從報業」聚焦在關 注官方如何針對報業運用政治手段，忽略本身作為經濟事業經營的報社所受到的 控制，卻又將其經營問題視為純粹經濟事務，忽略背後的政治意涵；夏春祥（2000，
頁 286）則關注「侍從報業」關係太強調由上至下的不平等關係，忽略了報業的 自主性，「縱使自主性對台灣媒體始終是個遙不可及的夢想」。盧永山、邱承君（2003，
頁 119）除了進一步表達對於「侍從報業」作為政治理論被套用在傳播學門是否 適切的擔憂，亦歸納出三個主要批評，首先是忽略民營報業和原黨、政、軍報間 的衝突關係，再者同樣引述夏春祥（2000）的論述，認為國家與市場在此理論結 構下似被切分，沒有釐清侍從報業面對的究竟是國家？市場？亦或二者合一？最 後亦提及對於國際關係影響侍從報業的分析仍較少，未能解釋其如何牽引台灣報 業發展。盧永山、邱承君（2003，頁 124）還指出，「侍從報業」的格局事實上仍 不夠大，其雖能描述主流報業的發展，其結構卻無法將異議媒體納入檢視。
此外，「時間」亦是對「侍從報業」適用性的另一考量。報業甫解禁之時，聯 合報、中國時報兩大報團彼此進行削價戰爭（林麗雲，2008），致使強者越強，兩 大報在廣告、閱報市場的市占率高漲至八成（蘇蘅，2002），嚴重擠壓其他小報生 存空間，自由時報剛進場時的廣告量也才近 2 億，根本無法與聯合報（43 億）、中 國時報》（45.3 億）相抗衡（王彩雲，1991，頁 13）。1996 年總統大選後，自由時 報宣稱發行量已超過中國時報、聯合報，在閱報率方面，自由時報更以 21.7%首度 超越兩報（中國時報 18.2%；聯合報 20.8%），自此之後原先戰後形成之根據侍從 關係而發達的客觀條件，已完全改變（馮建三，2016，頁 12）。
二、商業利益帶來的新關係：2000 年以後更趨明顯
隨著台灣黨政情勢及台灣人投票傾向的變化，有些報紙發行量的增加或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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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似與其採取的政治立場是否政治正確有關，例如對主要反中共的自由時報 有正相關，對政治形象一向被視為統派的中國時報、聯合報有負面連帶等。然而
表面上似與其採取的政治立場是否政治正確有關，例如對主要反中共的自由時報 有正相關，對政治形象一向被視為統派的中國時報、聯合報有負面連帶等。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