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移工社群形成背景與現況

以及排斥的意味；邱琡雯（2003）提出日本使用越境者(ekyousya)稱呼，表現這 些勞工短期停留的特色。台灣文獻常用「外籍勞工」稱呼東南亞籍勞工，不過這 來自媒體慣用的稱呼實際上隱含歧視之意識型態，故本文依文中脈絡使用「移工」

或「客工」指稱藍領短期契約勞工。

大量跨國移民勞動力來到台灣經過十年以上歲月，在台移工的相關議題也曾 引起學者注意。早期研究多半從「勞力短缺」的角度探討引進移工的原因，接著 逐漸有學者以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分析引進過程（夏曉鵑，2005）。另有其他研究 從雇用者管理角度或視移工為社會問題等層次，探討移工生活適應、生活管理以 及政策法規等（邱琡雯，1998）。

近年有些研究開始轉向社會學、人類學等取徑，例如從空間層面切入、描述 移工在台灣的族裔地景(ethnoscape)、形成新都市景觀（王志宏，沈孟穎，2006）。

邱琡雯（1998）曾描述關於主流媒體對移工的汙名化報導泛濫的狀況，其後陸續 出現媒體再現移工的研究，如謝敏芳（2004）、楊芷茜（2005）分別分析報紙的 移工形象趨勢，以及家庭看護工的媒體再現。其餘與媒體有關的研究，除了邱琡 雯（1998、2003）探討「外勞廣播」外，還有王嵩音（2001）探討媒體使用與生 活適應的關聯。

第二節 台灣移工社群形成背景與現況

早在遠古時代人類便有遷移行為：猶太人被迫離開家鄉後流浪至今；16 世 紀開始征服者將黑人帶離非洲、一艘艘奴隸船駛向美洲各地。這些移民是不情願 的、而且離開的原因也不盡相同。現今人類所處時空隨科技進步而不斷壓縮，使 得大量人口較過去更容易進行跨國界移動。廣泛來說，跨國移動可定義為人們為 了某些理由而暫時或永久地從一個國家（state） 移動到另一個國家（Vink, 2005）。

如今現代社會的移民狀況大為不同，且其目的、方式各有不同，Stalker（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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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移民分成五大類：屯墾移民（settlers）、契約勞動移民（contract workers）、專 門技術移民（professionals）、沒有身分的勞動移民（undocumented workers）、難 民和庇護申請者（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依此分類來看，到台灣工作的移 工以契約勞動移民與沒有身分的勞動移民兩類為主，前者指稱有合法工作居留許 可的勞工，後者其實就是指「非法移工」¹。

回顧台灣引進東南亞籍移工的過程可發現，早在八零年代初期，台灣已有許 多沒有身分的移工在低階勞力部門工作。大約從1986 年起，台灣社會開始注意 到來自東南亞的勞工，這些外來人力大多從事製造業、營建業或家庭傭工，主要 來自下列國家，包括：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尼。直到政府於1989 年頒 布「十四項重要建設工程人力需求因應措施方案」後，才開始正式將雇用移工合 法化。爾後基於補充人力短缺的理由，以專案方式開放15 種職業引進移工。1992 年政府頒布〈就業服務法〉之外國人之聘雇與管理辦法、正式將引進移工制度化，

大量東南亞各國勞工進入台灣工作（曾嬿芬，2004）。

自1992 年外國人之聘雇與管理辦法公布實施後，在企業推動的壓力下，政 府共開放八波製造業引進外勞，這八波開放使外勞政策產生重大轉變：限業的補 充性質政策轉變為提振民間投資的功能；企業過度依賴使外勞人數不斷增加，已 轉變為常態性趨勢，使得短期性政策受到衝擊。進一步來說，1993 年開放 73 項 行業新廠與擴充設備而引進外勞，以及1994 年開放重大投資案聲請外勞，使外 勞政策由被動解決勞力短缺，轉變成具積極振興經濟、促進投資的主動性功能（陳 宗韓，1999）。

目前台灣接受合法移工來台的國家為泰國、菲律賓、印尼、越南、馬來西亞、

蒙古等，其中以印尼人數最多、泰國、菲律賓其次。截至97 年 2 月，移工在台 人數計36 萬 2 千人左右，與 2007 年同期相較增加率為 6.2％，且占國內勞動力 3.22%、國內基層勞工（生產及有關工人、機械設備工及體力工）之 10.3%。全

1 可以參考藍佩嘉（2006）對於非法移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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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移工分布狀況以桃園縣最多，台北縣、台北市其次，總計共約44%的移工集 中於北部地區（行政院主計處，2008）。

官方調查報告指出，整體在台移工來自東南亞國家者特多，乃基於下列三項 重要因素：第一，這些國家與台灣的空間距離不遠；其次，這些國家與台灣之間 有相當濃厚的種族與文化關係，境內華僑人數眾多，來台的勞工中也有頗多與台 灣居民有直接或間接關係之華人；最後，這些國家的工資水準遠比在臺的工資水 準低，工人來台賺錢頗為划算（行政院研考會，1992）。

這樣的說法是非常典型的論點，也就是傾向認定勞動力流動的原因是國家與 國家之間出現勞動力供需失衡，以及國家與國家之間所得差距擴大（朱柔若，

1998）。此外，官方說法同時納入文化接近性的因素，聲稱東南亞籍移工整合進 入台灣社會不至於產生太大的屏障。只是這樣的論點隱藏一些引進移工的背後因 素，甚至避去政府應該保障移工權益的責任，以下將從經濟、社會環境以及政策 制定三方面逐一討論。

首先就經濟因素來看，1989 年勞委會制定開放引進移工政策有兩大目標：

一方面是台灣政府採用引進東南亞籍移工的方式，做為維持經濟發展、解決勞動 力流動不均等問題的解決方案，另一目標是為了解除非法移工不易控管的隱憂，

因此將國內剩餘勞動市場空缺規劃後合法開放給移工，以便能有系統的管制移工 在國內勞動力市場的狀況（曾嬿芬，2004）。

又由於企業為追求更高效率以及利潤而改造勞動過程，以便從勞工身上抽取 更高的生產量，因而形成所謂「雙勞動市場」（dual labor market ），也就是勞動 市場逐漸區分為兩種工作類型：一類是高技術而且有長期保障的技術與貿易人員 以及占較大比例的半技術加工工人所組成，這類工作具臨時性、辛苦且待遇低。

由於後一類勞動力屬於非常容易被替代的類型，使雇主擁有極高的控制權，讓雇 主更容易彈性調整勞動力需求（Stalker, 2002），東南亞國家的廉價勞工在這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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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便成為維持獲利率的後備人力。

從社會環境來看，高崇耀（2001）指出台灣社會因為工作觀念改變以及薪資 考量，因而排斥3D 工作（difficulty、 dangerous、 dirty），而且企業不願意提高 待遇以增加吸引力。兼之學生因國民教育年限增長而在校時間較以往長，形成人 力資本流動不均的狀況。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政府幫這類型的產業找來一批 願意接受低工資的勞動力，這些被引進至的移工由於缺乏市場技術，如教育、職 業訓練、流暢的語言能力等，於是大量集中於勞力密集、工資低廉的生產部門。

朱柔若（1998）指出，由於台灣產業持續大量依賴移工，造成我國勞工認為 自身工作機會被剝奪，要求政府保障其權益的呼聲越來越高。高崇耀（2001）指 出，即使政府在維護社會安寧的大原則下，開放引進移工的政策轉變為緊縮態 度，採取嚴格限制入境的方式，甚至遣送回國的措施，都難以立即消除經濟擴張 時所創造的外籍與本土勞工間的職業隔離，所以本土勞工難以拋棄已經定型的

「本土/外勞」的職業區隔，換言之，台灣社會已經不能沒有這群工人。

邱琡雯（2003）認為勞力接待國、勞力原生國以及移工對接待國的態度會塑 造出某種「外勞特質」。首先觀察勞力原生國，可發現這些國家為解決國內失業 問題、賺取外匯等。換言之，輸出國已預設這些輸出勞力未來要對國內有所回饋，

繼而影響移工難以在異國成為長久居留者（邱琡雯，2003）；換言之，東南亞移 工來台出於強烈的經濟需求以及母國心態，使移工不會在一個地方久待，而是逐 經濟機會而居。成露茜（2002）也指出，這種工作取向使移工不會積極涉入輸入 國社會，反而與母國保有持續性的聯繫，與預計成為移民的人士積極融入新社會 的心態並不相同。

反觀勞力接待國，台灣政府移工引進政策有三個目的。第一，引進移工作為 補充國內不足勞動力的手段，並且進一步藉此留住打算移往海外的企業。第二，

避免企業過度依賴移工因而妨礙產業升級、甚至使引進移工成為常態政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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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對這批勞動力設下許多限制，規定居留時限、不可結婚懷孕等，以嚴格 管制的態度作為制定政策之基礎，除了避免移工瓜分本地勞工的工作機會，也是 為了有效安撫社會的反彈聲浪（陳宗韓，1997；曾嬿芬，2004）。

由於移工政策自一開始就是回應產業界對勞力的需求，所以在經濟繁榮時 期，外籍勞工的角色基本上是經濟性的，政府關心的是盡快滿足企業對勞動力的 需求。雖然政策略有變化，但大致維持下列幾項基本原則（夏曉鵑，2005）：

一、限制性引進，僅限某些產業引進外勞。

二、限制時間，初期規定兩年，得延展一年；後改為三年，得延展三年。

三、限制參與國內勞工市場之自由，不得隨意更換雇主。

四、限制居住地點。

五、限制引進來源國，尤其除漁工外嚴禁大陸勞工來台。

然而一但經濟發展出現停滯，移工政策則由開放轉為緊縮，因此移工的正式 就業機會減少，構成浮動的、邊際的潛在勞動力。由此觀之，政府制訂政策充滿 臨時性格，而且塑造了移工在台的際遇—因產業經濟結構轉變而擁有活躍於引進 國的機會、遇到經濟緊縮而被趕出正式就業部門、以至於游移於失業與非正式部

然而一但經濟發展出現停滯，移工政策則由開放轉為緊縮，因此移工的正式 就業機會減少，構成浮動的、邊際的潛在勞動力。由此觀之，政府制訂政策充滿 臨時性格，而且塑造了移工在台的際遇—因產業經濟結構轉變而擁有活躍於引進 國的機會、遇到經濟緊縮而被趕出正式就業部門、以至於游移於失業與非正式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