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 - 跨國移工傳播權初探─以台灣東南亞籍移工為例

勞委會於1989 年決定正式開放引進移工，首要目的是為了維持台灣的經濟發展以及解決就業市場內勞動力流動不均的問題。其次，為了解決無合法身分移工不易控管的問題，因此規劃國內剩餘勞動市場空缺後開放，以便能有系統的管制移工投入台灣就業市場之狀況，且不會瓜分本地勞工的工作機會。再者，政府亦企圖避免企業依賴移工、妨礙產業升級、不願將引進移工成為常態性政策。

在此考量之下，台灣移工政策呈現管制性、補充性、短期/臨時性等特色。

台灣以嚴格管制的態度作為制定政策之基礎，一方面為了安撫社會反彈的聲音

（陳宗韓，1999），另一方面亦欲透過與特定東南亞友好國家簽定勞力輸入協議，

做為強化國際支持台灣的外交政治籌碼。

自1992 年〈就業服務法〉公布實施後，政府在企業壓力下共開放八波製造業引進移工。然而限業的補充性質政策卻在這幾波開放之下，轉變為提振民間投資的功能。進一步來說，1993 年開放 73 項行業新廠與擴充設備而引進移工，以及1994 年開放重大投資案聲請移工，使移工政策由被動解決勞力短缺，轉變成具積極振興經濟、促進投資的主動性功能（陳宗韓，1999）。

移工政策轉變成為積極的振興經濟政策，其原因在於這些移工被安排投入

「雙元勞動市場」中半技術或低技術工作的一端。由於這類型工作替代性極高，

因此使雇主擁有相當的控制權、可以輕易彈性調整勞力需求，以維持一定的利潤。所以企業不斷要求增加移工人數，這批暫時的勞動力反而呈現常態性趨勢，

使得短期性政策受到衝擊（陳宗韓，1999）。

曾嬿芬（2004，2006）則以國族主義為出發點，指出台灣法律處理移工議題的不足之處，以及隱而不言的歧視心態與排斥之實。就不足之處來說，台灣社會過去少有處理大量外籍人士進入台灣的經驗，是故僅將移工相關規定置於勞動法

之下，並不像歐美等國一樣納入移民法範疇處理。而且分析〈就業服務法〉中的

「外國人之聘僱與管理辦法」，可明顯看出台灣法令將外籍人士分類的傾向；作為雙勞動市場較低階一端的東南亞籍移工，並不能如同歐美人士一樣享有無限期工作的機會。

是故，台灣移工政策具有兩大意識形態：一是排除性（限定來源國、限制拘留時間），一是篩選性（身體檢查、懷孕檢查、技能認可等）。這種作法確保移工廉價好用，又可維持穩定的生產關係，也間接顯現高度標示移工之心態（夏曉鵑，2005）。而且台灣根據種族或民族為基礎所制定公民權條款，使移工難以透過取得公民權，爭取與本地勞工平等的僱傭待遇。整體而言，移工制度建立在一種制度化的不平等關係上（朱柔若，1998）。

雖然曾嬿芬（2006）與成露茜（1998）認為，台灣應該經由授予移工公民權的途徑以積極保障其權益，但是在當代的跨國政治體系中，公民權無法提供有效的解釋架構。原因在於現今對公民權的認知與民族國家的界線有關，而民族國家區別「我們」與「別人」、只有「我們」才能享有國家提供的福利資源（Vink, 2005），

至於「別人」則容易在缺少國家保護之下遭受壓迫（Cottle, 2000）。

一但國家面臨類似移工這類跨越國界的問題，用公民權解決遷移人口的權益便顯的左支右拙。因此這類議題的討論逐漸轉向以人權（human rights）與普世的個人特質（personhood）為核心（Cottle, 2000）。易言之，如果以普世人權做為討論移工權益的前提，可能比以公民身分討論來的實際（Miller & Yudice, 2006）。

人權觀念發展至今歷經一些轉變，大致上認為「人」具有消極權利與積極權利。消極權利指的是人民的民權與政治權，並且要求政府須保障且不得侵害之。

積極權利如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則要求政府應該積極作為、適當干預，使人民都平等獲得利益（Mbaye, 1986）。

70 年代興起「和平權」、「發展權」、「資源共享權」等權益，與前述兩階段以個人主義為發展基礎的人權不同，這些新興權益隱含社群主義的概念。概括來說，社群主義認為個人必定歸屬於某個團體；這個團體的歷史背景及其價值觀，將會影響個人對生命各種選擇所作的決定。而且現實情況顯示，個人唯有獲得某個團體成員的身分才能獲得社會利益，且人類必須在社群中生活才能承擔道德與權利（俞可平，1999）。

由於社群提供個人關於自我實現的目標、價值觀等構成自我認同的要素，以及、尊重、自信與情感歸屬，所以維護個人在公私領域均可近用自己所屬社群文化之權益，可以使個人做出有意義的抉擇。一旦了解此一重要性，當面對不同社群時，應該採取融合不同價值觀的視野，並且體認自我認同是在不同個體間彼此對話中建立，維有達到相互尊重彼此的文化背景，才能真正實踐人權保障（應奇，

1999）。

目前關於人權保障最具權威的國際人權公約中當屬〈世界人權宣言〉、〈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這些國際公約均明載人們除了有生存權、政治權外，亦有參與社會文化生活，以及享受近用文化所帶來的好處之權利。此外，國際勞工組織也針對移工社群訂定〈保護所有遷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此公約另行規範各項移工容易被侵害的權利，

指出移工應享有遷徙自由、國民待遇原則、工會權、資訊獲取權、家庭團聚權與參政權，尤其規定接待國必須尊重移工及其家庭成員的文化，不可禁止他們與母國文化聯繫。

從這些跨國人權條約的內容來看，移工參與社會、進用文化實踐的權利與工作權利同等重要。由於個人與社群需要透過傳播行為獲得或展現其文化認同，並且在此過程中進一步互相對話，所以文化與傳播兩者關係密切，為保障文化權則不可不重視傳播權（徐揮彥，2009）。

徐揮彥（2009）認為目前傳播權雖然尚未明文於各項國際人權公約之中，但依然可以在既有的國際公約中尋找解釋傳播權的基礎，其中以《世界人權宣言》

第19 條─言論自由─可作為傳播權的核心（馮建三，2002；CRIS, 2005）。但是在資訊社會的脈絡下只談言論自由有其不足之處，因為言論自由概念立基於個人主義，根據社群主義的論證，可知言論自由在哲學層次上有瑕疵（賴祥蔚，2005）。

此外，當代普羅大眾的傳播行為與大眾媒體有密切關係，但是以媒體集中化、去管制化的現況而言，大眾媒體容易向政治經濟強權傾斜，並非人人享有平等的言論自由（徐揮彥，2009）。CRIS（2005）亦指出傳播是人們彼此溝通的過程，然而言論自由並未保障溝通過程中回饋的部分，因此傳播權應該建立一個使言論自由與溝通互動均受到完整保障的環境。

此外，科技發展改變人類的傳播行為，而且傳播的目的不再只侷限於表達和傳遞意見，也包括從環境接收、蒐羅、取得需要的資訊，所以個人所使用之傳播工具的落差，會形成獲取訊息的障礙（徐揮彥，2009）。傳播工具不平衡的具體形式是媒介近用不平等（賴祥蔚，2005），而媒介近用與自由表達意見以及取得資訊的的權利密切相關。尤其自由表達權利，哈斯班（2000）認為人們要向政治體制行使表達意見的權利，除了透過選舉手段外，另一項策略則是公共輿論。現代社會形成公共輿論的重要管道是大眾媒體，因此媒介近用權也是傳播權的內涵之一。

此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傳播權定義為具有個人的以及社群的性質；哈斯班（2000）亦引介〈非洲人權及人民權利憲章〉的「被理解權」（right to be understood），指出個人對社群的責任，認同權利具社會及團體的本質，而且重視尋求被他人瞭解的責任，使傳播權更具積極意義。

既然行使傳播權的主體包括個人與社群，國家因而必須從各個面向考量如何保障傳播權，包括不同社群是否對於傳播權有不同需求，以及資源有限的弱勢族

群之傳播權是否確實受到保障（劉忠博、蔡欣怡，2009）。徐揮彥（2009）指出國家必須履行其義務，保障人民的傳播自由、提供完成傳播行為必要的資源、以及預防其他法令不抵觸前兩項義務。哈斯班（2000）也認為國家必須創造個人或集體可自由表達的空間，並且採納差別化社群權利、使媒介組織反映社會並存不同社群之事實。最後，國家應該致力提升被理解權成為一種原則，使傳播權之保障更加完整。

由於國家必須考量不同社群對傳播權的需求，參考〈保護所有遷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可知接待國必須確保大眾獲得關於移工的正確資訊，

而且必須保障移工近用原生國文化的權利。所以除了保障移工的再現權與被認知權可以提升輸入國對移工的了解；媒體近用權與訊息接收權可以確保移工知曉自身權益以及相關法令等資訊，同時，也保障移工接近使用所屬的社會文化，近一步保護移工個人認同的歸屬、情感層面的支持及及做為人的自尊。

關於國家保障人權的執行標準，〈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規定，

各國可以依照國情定出遷移工人權利的界線。蔡尚宏（2006）亦認為政府可以運用比例原則規劃保障移工權利之具體細節。為了近一步具體探討移工傳播權之內

在文檔中跨國移工傳播權初探─以台灣東南亞籍移工為例 (頁 89-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