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的提出
第一節 問題意識的提出
一、由清代學術史的反省開端
清代學術如何由宋明重視性命之學的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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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至以訓詁為主、義理為輔的 考據學，一直以來便是聚訟紛紜的學術議題。從前人研究的整理，可以發現討論 此議題，試圖為其找出解釋方案者，大概分為三種理論類型：理學反動說、每轉 益進說、內在理路說。2
此三種研究典範除了解釋了理學轉至考據學的原因外，亦隱含對於理學、考據學的不同評價。
理學反動說的提出者，為梁啟超，他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清代學術 概論》二書中，將清代學術視為「反理學」或者「理學的反動」，以「復古」為 其目標，動機和內容則近於歐洲文藝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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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環境變遷與心理感召成為合適土 壤，對舊思想的反動思潮得以初萌，其後開枝散葉、蔚為大觀，盛極之後逐漸凋 蔽，無法開出新意，加以環境、心理的變化，逐漸衍成另一新興思潮，形成對峙 局面，最後則由新興思潮奪去原思想的主流地位。「啟蒙－全盛－蛻分－衰落」4
， 四期不斷流轉更迭，形成思潮嬗變的整體動態。當前一思潮已窮，後一思潮則取 而代之，如此循環不已。學派上以「主智」、「主意」；「唯物」、「唯心」；「實驗」與「冥證」，兩組相對概念迭為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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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宋明理學的特色是主意、唯心、冥證，為了革新理學的流弊，清學繼之而起，其學術主流為「厭倦主觀的冥想面傾向於 客觀的考察」，支流則為「排斥理論提倡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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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的冥想」指宋明理學，「客 觀的觀察」則是清代考據學。以梁啟超的觀點而言，思潮不斷革新，其動力來源 是對於前一思潮的反動、批判，此間顯然有後起思潮較具進步意義的價值評斷，是以理學與考據學孰優孰劣，亦昭然若揭。必須注意的是，後起思潮並非橫空出 世，因為「復古」即為「反動」的手段，後起思潮往往借鑒於古代即有的思想資
1 「理學」於此處涵蓋程朱與陸王二系，為統稱性的用法，並非僅指程朱一系。
2 丘為君：〈清代思想史「研究典範」的形成〉，《戴震學的形成：知識論述在近代中國的形成》
（台北：聯經出版，2004 年），頁 265-327。他借用孔恩典範轉移說，將此三種類型視為清代思 想史三個重要的研究典範。
3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7 年），頁 4。
4 梁啟超借用佛學對萬物生滅變化的解釋──「成、住、異、滅」，作為古今中外思潮遞進變遷的 歷程，將其流轉分為四期：（一）啟蒙期（二）全盛期（三）蛻分期（四）衰落期，中國任何的 時代思潮皆可符應此模式。持續流衍變化，直至下一思潮取而代之。參氏著：《清代學術概論》， 頁 1-4。
5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 9。
6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華正書局，1974 年），頁 1-2。
源。名為復古，實具革新的正面意義，亦即「以復古為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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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轉益進說的提出者為錢穆，他以「繼承──發展」作為解釋模式：「學術之 事，每轉而益進，圖窮而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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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梁啟超反動說所隱含的強烈尊漢貶宋立 場，錢穆的觀點則較為持平，他認為不能以後面的果為標準來反對前面的因，雖 然考據學在清代取代了理學成為主流，但並不能說考據學所代表的實證立場較理 學更為優越、進步。所謂「繼承──發展」的解釋模式，大抵基於考據學並非是 對理學的全然反動立論，認為是一種前有所承，後有開新的關係。在與梁啟超同 名著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錢穆指出清初思潮與明末東林運動之間的密 切關聯，而東林運動其實便蘊含宋學中「經世明道」的精神。是以全書結構由兩 宋學術談起，轉至明末東林顧憲成、高攀龍等人，清學之開展則由黃宗羲上繼東 林傳統。9
由此可知，錢穆並非如同梁啟超重視宋明與清代學術之間的歧異，他 主張二者間是有連續、傳承與改易、發展的，當前一個思想似乎走到窮途時，即 有新變，但此新變必然也是在舊思想的資源中蓄積而出。學術發展的動力並不全 然是「反動」，而是「轉進」。由是觀之，錢穆提出他對於清代學術的精闢見解：「有清三百年學術大流，論其精神，仍自延續宋明理學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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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在每轉益進說的基礎上，提出了內在理路說，轉出另一個理論層次。
他主張以往以「反滿」、「反理學」、「市民階層說」等外緣的解釋，不足稱為嚴格 意義上的歷史解釋，而只是一種對歷史現象的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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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提出所謂思想史 中的內在理路：「也就是每一個特定的思想傳統本身都有一套問題，需要不斷地 解決，這些問題，有的暫時解決了，有的沒有解決，有的當時重要，後來不重要，而且舊問題又衍生新問題，如此流轉不已。這中間是有線索條理可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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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以錢穆每轉益進說為基礎，更深入找出宋明理學與清代學術之間的關聯性在。理 學真的到了清代就亡了嗎？抑或更改面目，以另一種型態或隱或顯存在學術的脈 動之中？最後，他觀察到在理學、心學、經學考證之間，存在一個永遠的公案──該如何看待「知識」，以及「知識」該在體系中佔如何之地位？余英時認為宋明 理學中一直存在一條智識主義的傳統，以宋明理學之術語來說，即為「尊德性」、
「道問學」之爭。清代學術正是由「尊德性」導向「道問學」所形構的，「尊德 性」的討論已窮盡，而後潛伏的「道問學」傳統抬頭，成為有清一代學術之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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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梁啟超認為兩百多年的清代學術史，共有四步進程。第一步為解放王學，即是復宋之古；第二 步為解放程朱之學，即是復漢唐之古；第三步為解放許鄭之學，即為復西漢之古；第四步為解放 一切傳注，即是復先秦之古。更甚者，要以科學研究精神解放孔孟之學，而後清學亡焉。解放孔 子之學反映梁啟超所處時代的學術氛圍，於本文所要討論之議題並無關涉，暫且不論。四步說所 揭示的是「復古」作為一種手段，汲取古代即有之學術思潮，作為反抗前一思潮的利器。參氏著：
《清代學術概論》，頁 8-9。
8 錢穆：〈清儒學案序〉，《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台北：東大，2006 年），頁 366。
9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自序》（台北：商務印書館，1997 年），頁 1。
10 錢穆：〈清儒學案序〉，《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頁 366、367。
11 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1976 年），頁 123。
12 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歷史與思想》，頁 124。
13 余英時：〈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歷史與思想》，頁 87-115。
以上三種清代學術源流的研究典範顯示，由外緣說解釋清代學術何以轉向經 史考據，並不能完全充分解釋轉變之因；將清代學術視為與宋明理學判然二分，
更不能照見清代學術的全貌。再者，學術史之分期亦為一個需要重新省思的問題，
從宋明理學過渡至清代考據學，跨越數百年之歷史長河，以宋明作為理學的代稱，
以清代作為考據學的時代，都是以某一時代之主流概括該時代的學術特色，為其 貼上標籤。然而，綜觀以上三種清代學術的解釋模式，可以得出學術史的發展實 為一種此消彼長的情形，若是在學術主流 A 之強勁勢力底下，沒有光芒較為黯 淡的 B 伏流潛藏其間，作為下一次學術浪潮轉換的契機，則學術史發展之推進 動力似乎並不存在。因此，欲探討清代學術之發展樣態，必須先由更細緻的分期 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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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錢穆即認為：言清代學術者，率盛誇其經學考證，固也。然此在乾嘉以下則然耳。若夫 清初諸儒，雖已啟考證之漸，其學術中心，固不在是，不得以經學考證限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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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文字大致透漏兩則訊息：其一，「經學考證」無法概括清代學術之全貌，而 是盛行於乾嘉以降；其二，乾嘉時考據學的盛行毋庸置疑，且清初多位研經之學 者已啟端緒，但是清初的學術思潮，並不完全以考據為主軸，是以不能將清代學 術的範圍限縮在經學考據，否則即是將一代之學術思潮片面化、單純化，無法看 出其中演變的軌跡。由此觀之，清代學術由宋明理學轉至考據學，其間頗多轉折 與發展之處，而清初既已有考據學的萌芽，於理學方面尚有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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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為觀察清 代學術轉折的最佳入手處。二、研究動機
前已述及，本文以清初作為觀察清代學術由理學轉至考據學的關鍵時期。正 如余英時所言，宋明時期許多理學內部的爭論，所反映的是智識主義與反智識主 義之間的對壘，由朱陸異同延續至明代，是否以讀書博學為要務，以及對經典的
14 如張麗珠所言，學術史的分期不必等同於政治上的分期，明朝政權雖亡於 1644 年清人入關，
然而論及考據學的興盛，便不能以清代自我設限，必須往前追溯至明代考據學風的興起。因此，
若從演化觀點的角度出發，則一切事象都存在於歷史的前後關係中。由此可知，歷史的進程是連 續而非斷裂的。參氏著：《清代義理學新貌》（台北：里仁書局，1999 年），頁 3。
15 錢穆：《國學概論》第九章「清代考證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 年），頁 246。
16 清初由於康熙的提倡，起用一批理學名臣，如湯斌、熊賜履、陸隴其、李光地等人，除湯斌 外，皆宗程朱學。理學名臣發揚程朱學中的道統說，使其與治統合一，與康熙心意相符，因此程 朱學於清初大行於世，至康熙晚年更推尊至極。參楊菁：〈康熙的儒學教育及其對成朱學的提倡〉，
《清初理學思想研究》（台北：里仁書局，2008 年），頁 1-49。至於王學方面，雖然晚明王學流 弊滋甚，引起顧炎武清談誤國之訾議，卻也因此激發王學中人對於理論多所修正，以救放縱之弊。
《清初理學思想研究》（台北：里仁書局，2008 年），頁 1-49。至於王學方面，雖然晚明王學流 弊滋甚，引起顧炎武清談誤國之訾議，卻也因此激發王學中人對於理論多所修正，以救放縱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