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理學到考據學－－毛奇齡四書學的轉折 - 政大學術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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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一○四學年度碩士學位論文. 指導教授：陳逢源教授. 由理學到考據學── 毛奇齡四書學的轉折. 研究生：王秋雯中華民國一○五年一月.

(2)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Un. v.

(3) 謝辭經過了數個寒暑，無數次文湖線的吞吐、位移，終於走出了長長的隧道。我的碩班歲月，就像文湖線一樣。不如板南線的筆直、快捷，輸運量又大。文湖線多了那麼點曲折的味道：直行，減速，再轉彎，運量不足的分離式車廂，先天條件便已居於劣勢。不過，即使多繞了幾個彎，只要堅持下去，終點站總會到來。研究能力並非十分突出的我，能夠順利走到畢業的終點站，有賴多位站務員的協助與支持。首先，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逢源老師。若沒有老師為我指引研究方向，恐怕現在連軌道都沒有。逢源老師治學嚴謹，翔實的材料積累與整理，從中分析、評判，整體脈絡便得以廓清。本文承老師多年研究成果而來，回應學術史中典範轉移的關鍵論題。除了在論文方向、架構與細節給予我諸多建議外，逢源老師也不吝提醒我處世應注意的細節，實為珍貴。此外，兩位口試委員車行健老師與蔣秋華老師，對於本文錯謬之處，也給予相當直接、精要的修改建議，以及能夠增補的研究材料手抄本，使本文能夠更加完善。於政大求學數年，文學、思想領域皆有修習，開啟學術研究的視野。猶記研究生涯第一堂課，親切的又銘老師化解了我的焦慮，也讓我認識荀學的不同詮釋。啟屏老師的課程，對於研究方法與態度助益頗多。此外，也感謝文惠老師、雅文老師、裕民老師、東海老師、逢源老師給予工讀機會，使我在學習之餘，經濟上得以自立。諸位師長對學生的溫暖關心，是政大中文最珍貴的資產。學術之路雖是取決於個人的努力，卻不可獨學無友。感謝同門志瑋學長、士杰學長、宜穎學姊、華喻、嚳環，不管是在臉書的加油，或是每次師門聚會的溫馨時光，總是讓人懷念。尤其感謝嚳環在口試當天，不但協助擺放茶點、架設器材，還要充當定心丸。其次，芝慶學長、世賢學長、舒雲學姊、位政學長、筌亦學長、可馨學姊，不管是撰寫報告或論文，皆以過來人的經驗給予支持和鼓勵。謝謝小萬學姊、莨之學姊、楊婕，在論文差點難產的寒冬，願意提供各種物質的支持。感謝性情與我最為相投的嘉華、于萱、獻誼、鈺寧、祐端、志文、佳瀅、勝涵、冠閎、玥善、思旻，與你們相聚，即使難吃的食物也變得美味。學弟妹澤樺、依穎、雅雯、育伸，每次的鼓勵都是一道暖流，感謝你們的陪伴。在政大的最後一年，挺立在山巔的研創大樓進入我的生命。感謝工作上的前輩子瑜、書吟、天駿、玲禎經理，不但在工作上給予指導，讓我學習到很多，也不忘關心我的論文進度。一起工作的夥伴雅萍學姊、律行、孟儒、守慈、甄庭，點染了歡快的色彩。最要感謝研創三人幫偉雲學長、欣韋學長、汝恩，三位恩同再造。不論是提供場地、給予論文建議，緊盯我每個下午的產出進度，都對我的論文有最直接與立刻的幫助。沒有你們，就沒有這本論文。每個中午一起聚餐的時光，美好到我都希望不要結束（也希望不要回到寫論文的座位）。尤其感謝欣韋，不管任何大小事都可以找你抱怨，總是給我最實際的建議，打破我的胡思亂想，用迂迴的方式給予我信心，謝謝你的可靠。.

(4) 感謝我的高中好友霏比、聽柔、逸涵，雖然大家人生進程不盡相同，卻總能不時相聚，甚是不易。還有因為社運而重新拾回友情的沂錚、共田，感謝命運的巧妙安排，讓我們因為相同的信念在街頭重聚。大學摯友盈樺、佳惠、智耀，謝謝你們每次的鼓勵，還有模仿貼圖，與你們相聚的時光，時間總是不夠用。還有總是帶我去走步道跟泡溫泉的紫綾，謝謝妳讓一個研究生可以強健體魄。以及許許多多透過臉書默默關心我的人們，還有「添糧好個秋」粉絲專頁的粉絲們，謝謝你們忍受我長久以來的廢文洗版。感謝我的家人。雖然我選擇就讀一個前途看似不太光明的科系，卻從未阻攔過我。「妳覺得好就好」只是一句簡單的話，卻蘊含極為深刻的情感。總是相信我，給予我最大的支持，不求我有多麼有出息，只要健康快樂就好。最後，謝謝我自己。近年時局動盪，觀察社會議題，對於未來不免有茫然之感，藍圖開始產生轉折。加上經濟壓力，限於心力之故，有時只能將學業擱置一旁。豈知回首不易，與文獻之間成為最熟悉的陌生人。謝謝妳最後還是沒有放棄，選擇面對自己應該完成的一切。即使扭傷了腳，從研創大樓走到山下的影印店，妳也一聲不吭，謝謝妳讓膽小的自己，漸漸堅強起來。希望未來的妳，也能更有勇氣，去面對更大更多的挑戰。景美溪水仍在流淌著，水岸電梯仍等著遊人的駐足。不過，這次輪到我跟熟悉的一切說再見，走出終點站，踏上未知的旅程了。. 2016.2.7 誌於東湖丙申年的前 14 分鐘.

(5) 摘要本文以明清學術轉型為問題意識的導出。由「理學」到「考據學」的典範轉移如何發生，一直為學界的焦點議題。考察前人研究，對於此議題的解決方案，大概分為三種理論類型，即梁啟超的理學反動說、錢穆的每轉益進說、余英時的內在理路說。錢氏與余氏之說，實有繼承關係。余氏勾勒出「智識主義」於思想、學術史內部之發展脈絡，更成為本文思考此議題切入的主要觀察視角。自元代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科考定本，至明清兩代仍沿用不衰。清代以朱子學為官學，沿襲明代舊制，仍用八股文取士，命題範圍為四書三題、五經各四題。至康熙時朱子升祀配享孔廟，入十哲之列，朱子學成為官方獨尊的學說。加以明末以來由王返朱的學術風氣，清初學界可說是朱子學的天下。然而，清初王學陣營中卻有毛奇齡這樣一位不同於流俗，奮力批駁程朱學的人物，其四書學著作如《四書賸言》、《四書賸言補》、《論語稽求篇》，以及晚年時由門人纂輯的《四書改錯》，皆呈現以王學為主的學術根柢，以經解經的方法論，開展了由理學走向考據學的學術門徑。是以本文以毛奇齡的四書學為研究對象，以其集大成之作《四書改錯》為主要討論範圍，配合其他相關四書學文本，溝通其中義理與考據兩部分，捕捉其中「轉折」與「改易」的軌跡，形構一個動態的學術史側面，使毛奇齡四書學的真正價值，得以被抉發與定位。藉由時代風氣與毛奇齡生平的疏理，可知毛奇齡的王學立場並非刻意與朱學立異，而是出自個人學思的體會。其次，則進入毛奇齡四書學之文本，挖掘其義理、考據兩面向的特色與價值。在義理的部份，毛奇齡承襲王學，又開出新意，呈現清初形上玄遠之學風淡薄的特色。在考據的方法使用上，毛奇齡多針對名物訓詁、典章制度多有發揮，使用漢唐舊注，提出翔實的論據以批駁朱注之非，頗具時代性意義，為歷代考據學流衍至明代，所謂回歸原典運動的延續。總括而言，透過本文對於毛奇齡四書學的分疏，可得出義理、考據、經典觀三部分的轉折。其一，承繼王學「心」、「意」、「知」的架構，但其中「知」之本體義已然消褪，此為義理層面的轉折。其二，承繼明代所形成的回歸原典風氣，於考據方法上有所開展，提出「以經解經」、「以漢破宋」，成為後世學者的典範，此為考據方法的轉折；其三，基於對經典的尊奉意識，由《四書》、《六經》的義理、考據兩面向的一貫，發展出諸經一貫的經典觀，此為經典觀的轉折。.


(7) 目錄第一章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 第二章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 緒論 …………………………………………….………………….… 1 問題意識的提出………………………………………………………..1 前人研究回顧…………………………………………………………10 研究範圍、進路與章節安排………………………………………....20. 學思的醞釀：毛奇齡與清初學術風氣 ………………………25 清初學術：王學與朱學的消長……………………………………….26 毛奇齡的生平與學思歷程…………………………………………….37 毛奇齡的王學立場…………………………………………………….43 小結…………………………………………………………………….46. 第三章義理的建構：心性之學的轉折 ……………………...……….. 47 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 第四章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 第五章. 毛奇齡四書學的建構過程…………………………………….……….49 由「心」／「意」到「性」／「道」的義理架構…………….…….50 論「格物」與「窮理」………………………………………….…….66 小結……………………………………………………………….…….71. 差異的呈顯：考據方法的開展……………………………...…73 方法的索源：清初以前的考據學流變…………………………….….75 方法的開展：毛奇齡四書學的考據方法…………………………..…79 方法的延續：毛奇齡解經方法的反響………………………...…….100 小結…………………………………………………………..………..104. 義理與考據的交會：一以貫之的經典觀…………………...107. 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 由朱熹到毛奇齡的經典觀變遷……………………………………….108 諸經互證／一貫之實質內涵…………………………….……………115 毛奇齡四書學的時代性意義………………………………………….122 小結………………………………………………………………….…126. 第六章. 結論......................................................................................................127. 參考文獻...............................................................................................................131.


(9) 第一章. 第一節. 緒論. 問題意識的提出. 一、由清代學術史的反省開端清代學術如何由宋明重視性命之學的理學1，轉至以訓詁為主、義理為輔的考據學，一直以來便是聚訟紛紜的學術議題。從前人研究的整理，可以發現討論此議題，試圖為其找出解釋方案者，大概分為三種理論類型：理學反動說、每轉益進說、內在理路說。2此三種研究典範除了解釋了理學轉至考據學的原因外，亦隱含對於理學、考據學的不同評價。理學反動說的提出者，為梁啟超，他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清代學術概論》二書中，將清代學術視為「反理學」或者「理學的反動」，以「復古」為其目標，動機和內容則近於歐洲文藝復興。3由環境變遷與心理感召成為合適土壤，對舊思想的反動思潮得以初萌，其後開枝散葉、蔚為大觀，盛極之後逐漸凋蔽，無法開出新意，加以環境、心理的變化，逐漸衍成另一新興思潮，形成對峙 4 局面，最後則由新興思潮奪去原思想的主流地位。「啟蒙－全盛－蛻分－衰落」，四期不斷流轉更迭，形成思潮嬗變的整體動態。當前一思潮已窮，後一思潮則取而代之，如此循環不已。學派上以「主智」、「主意」；「唯物」、「唯心」；「實驗」與「冥證」，兩組相對概念迭為循環。5由於宋明理學的特色是主意、唯心、冥證，為了革新理學的流弊，清學繼之而起，其學術主流為「厭倦主觀的冥想面傾向於客觀的考察」，支流則為「排斥理論提倡實踐」。6「主觀的冥想」指宋明理學，「客觀的觀察」則是清代考據學。以梁啟超的觀點而言，思潮不斷革新，其動力來源是對於前一思潮的反動、批判，此間顯然有後起思潮較具進步意義的價值評斷，是以理學與考據學孰優孰劣，亦昭然若揭。必須注意的是，後起思潮並非橫空出世，因為「復古」即為「反動」的手段，後起思潮往往借鑒於古代即有的思想資 1. 「理學」於此處涵蓋程朱與陸王二系，為統稱性的用法，並非僅指程朱一系。丘為君：〈清代思想史「研究典範」的形成〉，《戴震學的形成：知識論述在近代中國的形成》（台北：聯經出版，2004 年），頁 265-327。他借用孔恩典範轉移說，將此三種類型視為清代思想史三個重要的研究典範。 3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7 年），頁 4。 4 梁啟超借用佛學對萬物生滅變化的解釋──「成、住、異、滅」，作為古今中外思潮遞進變遷的歷程，將其流轉分為四期：（一）啟蒙期（二）全盛期（三）蛻分期（四）衰落期，中國任何的時代思潮皆可符應此模式。持續流衍變化，直至下一思潮取而代之。參氏著：《清代學術概論》，頁 1-4。 5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 9。 6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華正書局，1974 年），頁 1-2。 2. 1.

(10) 源。名為復古，實具革新的正面意義，亦即「以復古為解放」。7 每轉益進說的提出者為錢穆，他以「繼承──發展」作為解釋模式：「學術之 8 事，每轉而益進，圖窮而待變」。相較於梁啟超反動說所隱含的強烈尊漢貶宋立場，錢穆的觀點則較為持平，他認為不能以後面的果為標準來反對前面的因，雖然考據學在清代取代了理學成為主流，但並不能說考據學所代表的實證立場較理學更為優越、進步。所謂「繼承──發展」的解釋模式，大抵基於考據學並非是對理學的全然反動立論，認為是一種前有所承，後有開新的關係。在與梁啟超同名著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錢穆指出清初思潮與明末東林運動之間的密切關聯，而東林運動其實便蘊含宋學中「經世明道」的精神。是以全書結構由兩宋學術談起，轉至明末東林顧憲成、高攀龍等人，清學之開展則由黃宗羲上繼東林傳統。9由此可知，錢穆並非如同梁啟超重視宋明與清代學術之間的歧異，他主張二者間是有連續、傳承與改易、發展的，當前一個思想似乎走到窮途時，即有新變，但此新變必然也是在舊思想的資源中蓄積而出。學術發展的動力並不全然是「反動」，而是「轉進」。由是觀之，錢穆提出他對於清代學術的精闢見解：「有清三百年學術大流，論其精神，仍自延續宋明理學一派。」10 余英時在每轉益進說的基礎上，提出了內在理路說，轉出另一個理論層次。他主張以往以「反滿」、「反理學」、「市民階層說」等外緣的解釋，不足稱為嚴格意義上的歷史解釋，而只是一種對歷史現象的描寫。11因此，他提出所謂思想史中的內在理路：「也就是每一個特定的思想傳統本身都有一套問題，需要不斷地解決，這些問題，有的暫時解決了，有的沒有解決，有的當時重要，後來不重要，而且舊問題又衍生新問題，如此流轉不已。這中間是有線索條理可尋的。」12他以錢穆每轉益進說為基礎，更深入找出宋明理學與清代學術之間的關聯性在。理學真的到了清代就亡了嗎？抑或更改面目，以另一種型態或隱或顯存在學術的脈動之中？最後，他觀察到在理學、心學、經學考證之間，存在一個永遠的公案── 該如何看待「知識」，以及「知識」該在體系中佔如何之地位？余英時認為宋明理學中一直存在一條智識主義的傳統，以宋明理學之術語來說，即為「尊德性」、「道問學」之爭。清代學術正是由「尊德性」導向「道問學」所形構的，「尊德性」的討論已窮盡，而後潛伏的「道問學」傳統抬頭，成為有清一代學術之主流。 13. 7. 梁啟超認為兩百多年的清代學術史，共有四步進程。第一步為解放王學，即是復宋之古；第二步為解放程朱之學，即是復漢唐之古；第三步為解放許鄭之學，即為復西漢之古；第四步為解放一切傳注，即是復先秦之古。更甚者，要以科學研究精神解放孔孟之學，而後清學亡焉。解放孔子之學反映梁啟超所處時代的學術氛圍，於本文所要討論之議題並無關涉，暫且不論。四步說所揭示的是「復古」作為一種手段，汲取古代即有之學術思潮，作為反抗前一思潮的利器。參氏著：《清代學術概論》，頁 8-9。 8 錢穆：〈清儒學案序〉，《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台北：東大，2006 年），頁 366。 9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自序》（台北：商務印書館，1997 年），頁 1。 10 錢穆：〈清儒學案序〉，《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頁 366、367。 11 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1976 年），頁 123。 12 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歷史與思想》，頁 124。 13 余英時：〈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歷史與思想》，頁 87-115。. 2.

(11) 以上三種清代學術源流的研究典範顯示，由外緣說解釋清代學術何以轉向經史考據，並不能完全充分解釋轉變之因；將清代學術視為與宋明理學判然二分，更不能照見清代學術的全貌。再者，學術史之分期亦為一個需要重新省思的問題，從宋明理學過渡至清代考據學，跨越數百年之歷史長河，以宋明作為理學的代稱，以清代作為考據學的時代，都是以某一時代之主流概括該時代的學術特色，為其貼上標籤。然而，綜觀以上三種清代學術的解釋模式，可以得出學術史的發展實為一種此消彼長的情形，若是在學術主流 A 之強勁勢力底下，沒有光芒較為黯淡的 B 伏流潛藏其間，作為下一次學術浪潮轉換的契機，則學術史發展之推進動力似乎並不存在。因此，欲探討清代學術之發展樣態，必須先由更細緻的分期著手。14如錢穆即認為：言清代學術者，率盛誇其經學考證，固也。然此在乾嘉以下則然耳。若夫清初諸儒，雖已啟考證之漸，其學術中心，固不在是，不得以經學考證限也。15 此段文字大致透漏兩則訊息：其一，「經學考證」無法概括清代學術之全貌，而是盛行於乾嘉以降；其二，乾嘉時考據學的盛行毋庸置疑，且清初多位研經之學者已啟端緒，但是清初的學術思潮，並不完全以考據為主軸，是以不能將清代學術的範圍限縮在經學考據，否則即是將一代之學術思潮片面化、單純化，無法看出其中演變的軌跡。由此觀之，清代學術由宋明理學轉至考據學，其間頗多轉折與發展之處，而清初既已有考據學的萌芽，於理學方面尚有餘波16，便為觀察清代學術轉折的最佳入手處。二、研究動機前已述及，本文以清初作為觀察清代學術由理學轉至考據學的關鍵時期。正如余英時所言，宋明時期許多理學內部的爭論，所反映的是智識主義與反智識主義之間的對壘，由朱陸異同延續至明代，是否以讀書博學為要務，以及對經典的 14. 如張麗珠所言，學術史的分期不必等同於政治上的分期，明朝政權雖亡於 1644 年清人入關，然而論及考據學的興盛，便不能以清代自我設限，必須往前追溯至明代考據學風的興起。因此，若從演化觀點的角度出發，則一切事象都存在於歷史的前後關係中。由此可知，歷史的進程是連續而非斷裂的。參氏著：《清代義理學新貌》（台北：里仁書局，1999 年），頁 3。 15 錢穆：《國學概論》第九章「清代考證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 年），頁 246。 16 清初由於康熙的提倡，起用一批理學名臣，如湯斌、熊賜履、陸隴其、李光地等人，除湯斌外，皆宗程朱學。理學名臣發揚程朱學中的道統說，使其與治統合一，與康熙心意相符，因此程朱學於清初大行於世，至康熙晚年更推尊至極。參楊菁：〈康熙的儒學教育及其對成朱學的提倡〉，《清初理學思想研究》（台北：里仁書局，2008 年），頁 1-49。至於王學方面，雖然晚明王學流弊滋甚，引起顧炎武清談誤國之訾議，卻也因此激發王學中人對於理論多所修正，以救放縱之弊。梁啟超指出晚明東林領袖顧憲成、高攀龍提倡格物以救空談之弊，為王學的第一次修正；劉蕺山以慎獨救放縱之弊，為第二次修正。另外尚有孫奇逢、李顒、黃宗羲等人各自的講學活動，講學內容針對陽明而各有修正。參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45。. 3.

(12) 態度成為兩派分歧所在，但是兩派爭鋒的戰場逐漸由性命之學的理論層次，轉移到經典訓詁，以判定哪方說法較符合聖人原意，較契近孔孟之道。連主張證悟本心的反智識主義者王陽明皆不能擺脫經典的糾纏，因為天理無法只是具足於心，必須與經典相驗證，才能證明道理切實有用、真實無欺。17此條智識主義的脈絡延續至清代，並與實用的學風相結合，成為經世致用之學，如顧炎武所談的「經學即理學」18，以及黃宗羲主張為學須以六經為根柢，因為「經術所以用來經世」 19 ，發展了通經致用的經學觀。由於理學中智識主義一方崛起，迫使原本不注重經籍的反智識主義者，無法再束書不觀，必須善用經典詮解，證明自身的理論架構契近聖道，是以雙方交鋒的核心，主要仍在於闡述性命之學的《四書》。20包括《大學》版本的考辨21，《學》、 22 《庸》作者的質疑等問題持續被討論，此一現象正代表四書自朱熹編排、序定完成，所建構的道統體系持續發揮作用，成為一個超時間性與超空間性的文本場域23，分殊的詮釋各自完足其內部理論架構，亦即後人無法跨過朱熹所建立的典範而自為立說。既然四書於理學中具有核心之地位，當理學自宋明進入清代產生改易與質變，便可由四書學的詮釋脈絡中析出線索，分別對應訓詁經解與義理實踐兩部份，回應清代學術如何由理學轉至考據學的關鍵問題。自元代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科考定本，至明清兩代仍沿用不衰。清代以朱子學為官學，沿襲明代舊制，仍用八股文取士，命題範圍為四書三題、五經各四題。24至康熙時朱子升祀配享孔廟，入十哲之列，朱子學成為官方獨尊的學說。25加以明末以來由王返朱的學術風氣26，王學陣營內有主張修正王學者，如 17. 是以王陽明編〈朱子晚年定論〉與重新標舉古本〈大學〉，取證經典為其良知說張目，然而一旦涉及經典整理的問題，智識主義學者便得到發展機會。參余英時：〈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歷史與思想》，頁 87-115。 18 〔清〕顧炎武：「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謂理學者，經學也。」參氏著：〈與施愚山書〉，收於《顧炎武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冊 21，頁 109。 19 〔清〕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公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而從事於游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為迂儒之學，故兼令讀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墮講學之流弊。」參氏著，詹海雲校注：《鮚埼亭集校註》（台北：國立編譯館，2003 年）冊 2，卷 11，頁 267-268。 20 自從朱熹序定四書，至元代勒為功令，科舉考試悉由此出，一方面科舉考試使得程朱理學具有獨尊之地位；一方面朱熹形構了與五經有別的四書典範，產生儒學典範轉移的作用，寓道統傳承的用心於其中。參陳逢源：〈從五經到四書：儒學「典範」的轉移與改易〉，《朱熹與四書章句集注》（台北：里仁書局，2006 年），頁 1-60。楊儒賓認為北宋以前是五經時代，宋代以後可稱為四書時代，代表著詮釋典範的轉移。參氏著：《從五經到新五經》（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2013 年），頁 1-16。 21 可參考李紀祥：《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台北：學生書局，1988 年）。 22 如戴震曾於十歲就學時，質疑朱熹所言《大學》經「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的說法。參洪榜：〈戴先生行狀〉、王昶：〈戴東原先生墓志銘〉，張岱年主編：《戴震全書》（合肥：黃山書社，1995 年）第 7 冊，頁 4、30。 23 黃俊傑：〈從儒家經典詮釋史觀點論解經者的「歷史性」及其相關問題〉，《東亞儒學史的新視野》（台北：喜瑪拉雅基金會，2001 年），頁 61。 24 趙爾巽等編：《清史稿校註．選舉志三》（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 年）冊 4，卷 115，頁 3171。 25 趙爾巽等編：《清史稿校註．聖祖本記三》，冊 1，卷 8，頁 271。. 4.

(13) 劉蕺山、黃宗羲；亦有力主調和論者，如北學孫奇逢、關學李顒。除此之外，清初王學陣營中卻有毛奇齡這樣一位不同於流俗，奮力批駁程朱學的人物，其四書學著作如《四書賸言》、《四書賸言補》、《論語稽求篇》，以及晚年時由門人纂輯的《四書改錯》，皆呈現以王學為主的學術根柢，以經解經的方法論，以及奮力以正天下視聽的氣勢。四書雖為朱熹所序定並註解，然而在毛奇齡眼中卻是「無一不錯」、「聚九州 27 四海之鐵，鑄不成此錯也」，如此的謬誤已根植人心，危害甚深，因此必須糾繆、改正，以清天下人之耳目，否則聖學無從而入，聖道亦不得顯。於清初普遍對於王學有較多質疑的聲浪中，毛奇齡不能不說是一位異數，他如此之作為自然有其用心，如錢穆所說：朱注四書，自南宋以來五百年，元、明兩朝，奉為取士之準，晚明以來學者雖有述朱述王之異，然未有大張旗鼓以肆攻擊如西河此書之烈也。其傲睨之氣，縱橫之辨，良足以振聾發聵，轉移一世之視聽矣。28 毛奇齡試圖藉由批駁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的方式，轉移清初崇尚程朱學的風氣，並希望將其書進獻給康熙皇帝，一方面以邀得聖眷，另一方面若能使天子接受己說，其一新學風之心願便可達成。雖然以結果論而言，毛奇齡並沒有成功。29反倒惹來全祖望之譏：「西河晚年雕四書改錯，摹印未百部，聞朱子升祀殿上，遂斧其版。」30關於毛奇齡是否真的因為懼禍而斧版，全祖望的批評或許未可盡信 31 ，然而從清光緒年間曾兩次嚴禁《四書改錯》32，以及嘉慶以降多部批駁《四 26. 可參陳祖武：〈論清初學術的歷史地位〉，《清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頁 20；以及史革新：〈清初學術思潮轉換芻議〉，《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 年第 3 期，頁 18-19。 27 〔清〕毛奇齡：《四書改錯》卷 1，嘉慶辛未學圃重刊本。 28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255。 29 據錢穆之考察，《四書改錯》成書於康熙四十七年，毛奇齡由於先前康熙三次南巡時承進《聖諭樂本解說》、《皇言定聲錄》、《竟山樂錄》三種樂論，得到康熙「宣諭獎勞，使之頒行，一代禮樂，垂為典則」的大為嘉獎。是以完成《四書改錯》後，便期盼康熙再度南巡，便能進獻此書，以得天子神鑒。然而康熙六次南巡，為成書之前兩年（康熙四十五年），此後便不復南巡，毛奇齡未能遂進此書之心願。參氏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256。 30 〔清〕全祖望：〈蕭山毛檢討別傳〉，收於詹海雲校注：《鮚埼亭集校註外編》卷 12，頁 270。 31 〔清〕全祖望對毛奇齡的德行乃至治學皆有諸多批評，其中關於懼禍斧版之事，鄭吉雄曾提出五個疑點，認為全祖望缺乏充分的證據：其一，《西河文集》中尚有許多批評朱熹的文章，既因懼禍而毀版，為何沒有將這些文章一併銷毀？其二，全祖望有以毛奇齡由於懼禍，否認撰寫〈續表忠記序〉一事，進而推論《四書改錯》亦是因懼禍而毀版。然而《四書改錯》為純學術著作，與《續表忠記》內容涉及遺民事蹟並不相同，是否可一概而論，值得商榷。其三，《四書改錯》編定於康熙四十七年，朱熹配享孔廟則在康熙五十一年，期間經過四年，摹印竟未滿百部，實難置信。若說毛奇齡於此四年間毀版，則時間、因果順序亦不符合。其四，若《四書改錯》因懼禍而毀版，那麼已刊行的數十部亦足以罹禍，又該如何處置？其五，《西河合集》雖從毛奇齡在世時便開始纂輯，但編輯工作主要出自兒子及門人之手，未收錄的亦不只《四書改錯》一部，因此若以合集內未收錄此書作為懼禍斧版的證據，並不夠充分。參鄭吉雄：〈全祖望論毛奇齡〉，《台大中文學報》第 7 期（1995 年 4 月），頁 295-296。 32 光緒年間諸生程仲威曾作《四書改錯改》，其首錄有光緒二十年六月上諭，從河南學政邵松年奏請，再嚴禁毛奇齡《四書改錯》，由此可知晚清至少查禁過兩次。程氏所作書今已失傳，參《續. 5.

(14) 書改錯》的著作33，可以看出這部著作取代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之用意顯而易見，毛奇齡藉由經典互證的手法，指出朱熹在詮解上的謬誤，此舉對於程朱官學的確存在威脅，以至於官方需要使用查禁的手段來維護官學之正統性。從晚清方有查禁之情事，也可看出此書之影響力其實一直存在，如李暢然所言：「其實毛書在嘉慶年間重刊以後即流行開來，但是直到清末始遭查禁，說明清末之禁主要具有政治上的象徵意義。」34 關於毛奇齡的四書學成就，在其之後的學者便多有評論，這些評論呈現兩極化的分歧。持正面態度的一方推崇毛奇齡的博學多識、縱貫群經，如其弟子邵廷采、李塨，以及乾嘉以降的四庫館臣、阮元、凌廷堪、李慈銘、皮錫瑞等人，他們大多是主張毛奇齡的經學成就，具有時代性意義，足以振一代之學風，匡扶孔孟之道，如李塨曾言：先生一人，上以正羲、農開闢之纂據，中以起三代禮樂之厄屯，下以扶孔孟經傳之晦蝕。35 此將毛奇齡視為孔孟之道的維護與發揚者，上接羲、黃與三代彬彬之禮文，往下能夠有振衰起敝之功。《四庫全書總目》中對毛奇齡也持類似評價：徵引前人之訓詁以糾近代說《易》之失，於王弼、陳摶二派攻擊尤力。其間不免有強詞漫衍、以博濟辨之處，而自明以來，申明漢儒之學，使儒者不敢以空言說經，實奇齡開其先路。36 《四庫全書總目》中已提示毛奇齡的解《易》方法，為徵引前人訓詁以證近代說解之缺失，其實不只是《易》學著作，此方法同樣運用在四書學的詮釋與理解上，以及諸如《易圖》、《尚書》等經典的考辨。但在運用訓詁方法批駁前人經說時，不免受限於個人立場而好為強詞，有時流於意氣之爭，此為毛奇齡最為後人詬病之缺失所在。37儘管如此，毛奇齡之貢獻在於承襲明儒表彰漢學的風氣38，引用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頁 1000。 33 如清嘉慶二十年有戴大昌《駁四書改錯》21 卷，光緒元年有楊希閔《四書改錯平》14 卷。 34 李暢然：《清代《孟子》學史大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106。 35 〔清〕李塨：〈西河合集總序〉，《毛西河先生全集》。 36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經部三五．易類一．易小帖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549。 37 如攻擊毛奇齡最力的全祖望亦曾直言：「雖然，西河之才，要非流輩所易幾，使其平心易氣以立言，其足以附翼儒苑無疑也。乃以狡獪行其暴橫，雖未嘗無發明可采者，而敗闕繁多，得罪聖教。」參氏著：〈蕭山毛檢討別傳〉，《鮚埼亭集外編》卷 12，頁 270。 38 林慶彰指出明初由於經學長期與科舉結合，尤其《四書大全》、《五經大全》的成書，盡採宋元注疏，棄古注疏而不用，經學成為求取利祿的工具，學者日蹈空疏之病，漢學在明中葉後已逐漸復興。明儒由經學源頭的追溯，描繪出經學授受的譜系，進一步推得漢儒去古未遠，理應較宋儒更得聖人原意，此地位不容宋儒抹煞。毛奇齡藉由表彰漢儒注疏、解經方法來反對朱注，顯然與明中葉之後的經學復興運動有所承襲。參氏著：〈晚明經學的復興運動〉，《明代經學研究論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年），頁 79-145。. 6.

(15) 漢儒說法駁倒朱熹之餘，連帶使清人對漢儒傳注有更多重視，不敢輕忽。在四書學方面，除了通行已久的程朱成說，從經注互證的去取，開展另一種詮釋方式。朱熹對於四書的注解雖然也多採漢唐古注，然而已對於經典詮釋中的主體性立場有所認知39，對於清儒來說，朱注難免有「蹈空」之危機。40相對而言，毛奇齡對朱熹的質疑和反駁顯得證據充分，得以饜服世人。除了弟子李塨與《四庫全書總目》外，持正面態度的阮元、焦循對毛奇齡的盛讚也值得我們注意。阮元曾作〈毛西河檢討全集後序〉，其言：國朝經學盛興，檢討首出於東林、蕺山講學標榜之餘，以經學自認，大聲疾呼，而一時之實學頓起。檢討推溯〈太極〉、〈河洛〉在胡朏明之先，發明荀、虞、干、侯之《易》在惠定宇之先，于《詩》駁申氏之偽，于《春秋》指胡氏之偏，三禮、四書所辯正尤博，至於古文詩詞，後人得其一已足以自立於千古，而檢討猶不欲以留于世，則其長固不可以一端盡矣。41 由阮元的評論，可以看出毛奇齡著作之廣博，已涵蓋大部分的經典，並深入經典中核心議題重新考辨與發揮，包括《易圖》、《詩經》、三禮、四書。據錢穆所言，此文出自焦循手筆，可見《鄦齋叢書．里堂先生逸文》中。42不過焦循代筆程度有多少，則未能得知。因此，此段文獻雖未全然出自阮元之手，仍可視為揚州學派的共同意見，對於毛奇齡經學成就十分重視。焦循另外也對全祖望的嚴厲批評有所鬆動，其言：毛奇齡好為侮慢之詞，全椒山惡之，並詆毀其經學。竊謂學不可誣，疵不必諱，述其學兼著其疵可也，不當因其疵而遂沒其學也。43 焦循認為儘管毛奇齡對宋儒經說的某些駁斥，帶有強烈的貶抑，也許並未全然客觀。然而其經學成就亦多可取之處，不應為此而隱沒。另一方面，此二人的評論 39. 解經著作可分為子學體和傳注體兩大類。子學體即直說己見，專說大義，側重綜合，甚至不限於特定的某一經或者某類經；所謂傳注體，則嚴守原文，章解句釋，基本不出一經的範圍，側重分析。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在體例上隨文釋義，分章析句，屬於傳注體一類。然而其中子學精神仍十分濃厚，如朱熹曾言：「古人之引經，亦吾說已立而資彼以為助耳，非初無所主而藉彼以立也。（《四書或問》卷六）」由此番話可以看出朱熹認為經注背後必然有解經者自身理論體系的介入，以及解經是為了幫助自身理論架構更加完備，更具有說服力的一項工作。參李暢然：《清代《孟子》學史大綱》，頁 136、359。 40 或如李紀祥以「體道法」、「詁經法」之區分，來指稱宋學與清學不同的學術進路。宋明理學以「自得」為基調，側重於「詮釋」，允許一定程度以內溢出經典文字的指涉意義；漢學家卻顯然是文本本位主義，偏向「經典」一端，反對經典或本文任何可能的創造性詮釋或意義的轉化，盡量避免解經者主觀意識的涉入。參氏著：《明末清初儒學之發展》（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 年），頁 249。 41 《毛西河先生全集》第一冊卷首，頁 1。亦見於阮元撰，鄧經元點校：《揅經室集》下卷 7（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543。 42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六章〈閻潛邱毛西河〉，頁 261。 43 〔清〕焦循：〈國史儒林文苑傳議〉，《雕菰集》（台北：鼎文書局，1977 年），卷 12，頁 185。. 7.

(16) 也正代表著乾嘉考據學對毛奇齡經學成就的重視，將其奉為前行之典範。至於對毛奇齡的經學研究持反對意見最力者，為全祖望。他曾作《蕭山毛氏糾繆》十卷（今不傳），以及〈蕭山毛檢討別傳〉，於後者他認為毛奇齡的經學考證，「有造為典故以欺人者、有造為師承以示人有本者、有前人之誤已辯正而尚襲其誤而不知者、有信口臆說者、有不考古而妄言者、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為無稽者、有因一言之誤而誣其終身者、有貿然引證而不知其非者、有改古書以就己者」等十條謬誤44，抨擊力道強烈，幾乎全盤否認毛奇齡經學研究的價值。由全祖望所列的十條謬誤，可見毛奇齡於考證上仍有一些缺失，只是重點在於這些疏失之所以形成的原因，究竟是考據方法上的問題，或是考據方法的背後所預設的義理架構的差異所致。本文於此，藉由正反兩面不同的評價，已引出毛奇齡四書學的最大成就所在，其特殊性正是處於理學與考據學之間的學術地位，亦即李暢然所言：毛奇齡在心性哲學上屬王學，早在明史館即與由王學改主程朱的張烈（1622-1685）廣泛辯論，其觀點帶有極強的啟蒙性質。但毛氏攻擊程朱理學最主要的武器不是心性哲學上的爭論，而是考據，並終以考據聞名後世。其一生的學術，亦以其好與權威、名人負氣爭勝為鮮明的特徵，並因之頗遭物議。45 易言之，則毛奇齡雖然在心性哲學屬於王學一脈，在心物之辨上延續陽明心外無物的主張，言：「心能有事物，事物不能有心也」46，然而已非傳統王學所呈現的樣態。據余英時的看法，王陽明已能巧妙運用經籍為己說樹立權威性47，但就其哲學之最高境界來說，經籍並不是目的，只是一種過渡性的工具，使吾心與聖人之心互通為一，契入聖人之道的途徑。經典並不具首要性，首要者在吾心，「六 48 經者，吾心之記籍也」，六經只是帳簿的名目而已，本身不具獨立之價值。毛奇齡雖主王學，卻以考據學方法作為反駁程朱理學的手段，涉入了「道問學」領域與朱學爭勝，此舉或許仍是基於其與朱熹心性之不同，但其操作手法的翻新，以更為嚴謹的訓詁方式，尋求聖人原意，反倒使考據學成為其學術成就特出之處。然而毛奇齡雖於學術上有所突破，卻因其好發議論與臧否人物，多惹訾議。 44. 〔清〕全祖望：〈蕭山毛檢討別傳〉，《鮚埼亭集外編》卷 12，頁 269。李暢然：《清代《孟子》學史大綱》，頁 242。 46 由毛奇齡與張烈對於纂修《明史》是否設立〈道學傳〉，以及王陽明是否應名列其中的討論，可以明顯看出毛奇齡的王學立場。參毛奇齡：〈折客辨學文〉，收於徐世昌等編，沈芝瑩、梁運華點校：《清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卷 25〈西河學案上〉，頁 989-997。 47 余英時認為宋明以來的儒學往往牽涉「正統」的問題，為證明自己的主張是上承孔孟的，必須以經典詮釋取得話語權，相較於陸象山完全強調「因讀孟子而自得於心」，斬截經典所帶來的種種質疑，王陽明則已無法擺脫經典的糾纏，是以編〈朱子晚年定論〉、重定〈大學古本〉，以〈大學〉為其良知說張目，回應聞見之知的挑戰，然而此舉卻也引發之後訓詁辨偽等種種問題。參氏著：〈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歷史與思想》，頁 104。 48 〔明〕王陽明：〈稽山書院尊經閣記〉，收於《王陽明全集》卷 7（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頁 254-256。 45. 8.

(17) 綜上所述，毛奇齡的四書學成就可分義理與考據兩部份。首先，毛奇齡與朱熹在四書的詮釋之間所存在的落差，是毛奇齡撰作四書學相關著作的寫作動機。細究其因，為毛奇齡屬於王學立場，與朱學產生義理上的不能相容，屬於理學內部不同脈絡的理論預設問題。其次，由毛奇齡四書學著作的體例、解經方法，可以看到粗具規模的考據學之萌芽，以及對乾嘉考據學的影響。49是以毛奇齡實屬於明清之際學風轉變的代表人物，亦即理學如何過渡到考據學的絕佳範例。若理學轉至考據學的改易，未必全然是外緣因素所導致的方法學革新50，則其演變的動能如何出現？若將此問題持續衍伸，則亦反映理學中「道問學」、「尊德性」對於經籍應處何種地位的不同認知，以及智識主義到了明清之際取得主流地位，如何由理論內部「新義理」的需要，而帶來方法上的突破。另一方面，回到當下政治環境與學術思潮，參考外緣之部份因素，由毛奇齡懼禍毀版的軼事，可以發現其主張與清初政權所崇尚之學術立場並不相容。康熙以理學治國，戴景賢將其崇尚理學的核心觀念歸納為五點：（一）高度尊崇「道學」以示其漢化之決心，並藉此強化統治正當性；（二）延續元、明二代，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作為標準，定為功令；（三）以朱學中較具規範性的思維，確立「名教」之依據；（四）以名教管束士、民；（五）以「格物」涵蓋一切知識之學，為知識之定理樹立基礎。51也就是說，康熙尊崇理學，甚至於升祀朱熹，皆為政治性之舉措，要為異族統治的清朝取得正統性。毛奇齡於瀰漫朱學氣氛之時，慨然以王學自立，一則不能切中君王喜好，二則與當時尊朱風氣有違，是以其表彰王學的動機，是否只有錢穆所說欲「邀得聖眷」之因素52，值得深入探討。三、研究目的與預期成效本文擬以毛奇齡的四書學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如何由理學轉至考據學，以毛奇齡之個案研究，作為明清學術史一個理解的側面，藉此回應明清之際的相關學術史議題。毛奇齡於清初由王返朱的學術氛圍中，不同流俗，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攻擊目標，然而卻以考據的手法達到駁朱與尊王的雙重目的，並以考據成就聞名後世。於王學中，經籍並非首位，更不具獨立之價值。而毛奇齡乃主張「以經解經」，將經、傳之地位重新排序，認為不可隨意改經、疑經，確立經籍之地位。本研究以明末智識主義之脈絡往下追索，智識主義如何影響王學，使王. 49. 如毛奇齡的經學方法論，提倡「以經解經」，除了同屬浙東學者黃宗羲與萬斯大外，吳派經學家惠棟於〈答薛孝穆書〉中，亦曾舉出實例論述「以經釋經」的方法，認為對方若欲反駁己說，必須以六經為根據：「足下欲反吾說，亦必證據《六經》，而後可與僕合要。今但引僕所駁《左氏》一語，則僕之所據者經，足下之所據者傳，以傳駁經，已為輕重失類，而又無他事可援，則足下為不能舉其契矣。」參惠棟：〈詩說．附錄〉，收入阮元輯：《皇清經解》（台北：復興書局，1972 年）第三冊，頁 1829-1830。 50 余英時：〈略論清代儒學的新動向〉，《歷史與思想》，頁 158。 51 戴景賢：《明清學術思想史論集（下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2 年），頁 345。 52 錢穆認為毛奇齡另立新說之原因，在於「以為朝廷有可搖之隙，方欲以攻朱新說上邀天子神鑒」。參氏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六章〈閻潛邱毛西河〉，頁 256。. 9.

(18) 學得以孕育考據學之種子？此亦引發一個問題──經籍地位若得抬升，王學內部義理如何調整綰合，「心」是否仍具首要性，以及其中義理與考據孰為主從的問題。其次，毛奇齡對於《四書章句集注》的質疑與挑戰，是否有使四書地位不復以往的危機？以及四書與五經是否在毛奇齡的認知中有不同重要性？最後，由毛奇齡四書學中「以考據為義理」的現象，以宋明理學與清學並非斷裂、互斥的兩邊，而是連續性的發展為角度思考，探討如此的改易與轉折如何發生。藉由以上問題的梳理，盼能使明末清初學術風氣轉變之圖像更顯清晰。. 第二節. 前人研究回顧. 與本研究最切身相關的前人研究，主要是以毛奇齡經學成就為題者。毛奇齡年歲頗高，著作之宏富罕有其匹，單以《四庫全書總目》所收錄的即多達二十餘種53，因此相關研究論著也有一定數量，於此整理與本研究議題關係密切的前人研究，從中觀察目前毛奇齡相關研究之概況，以作為本研究的參照資源。本節依照與本研究主題相關程度之高低，以及本研究預計之切入視角，將可茲借鑒的前人研究分為四大部份：毛奇齡與清初學術思潮、毛奇齡與四書學、毛奇齡的經學成就、四書學與其他。一、毛奇齡與清代學術思潮（一）其人其事及學術之評價──梁啟超、錢穆於清代學術思潮之著作中綜論毛奇齡之成就者，為梁啟超與錢穆的同名著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此二書於清代學術史的研究中佔有極重要之地位。梁啟超於較早完書的《清代學術概論》中，以毛奇齡為「清學界最初之革命者」，認為其《河圖原舛篇》、《太極圖說遺議》等，辨河圖洛書之偽，其功尚在胡渭之前。然而，梁啟超顯然相當程度的接受全祖望所撰〈蕭山毛檢討別傳〉的看法，認為雖然其為清代學術啟蒙期的衝鋒陷陣之猛將，卻是大行有虧，因此為漢學學者祧之不宗者，可肯認其開創予後世的貢獻，卻不宜標舉宗主之。54關於毛奇齡的成就與缺失，梁啟超於三年後完成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明更為詳細。於成就部份，除河圖洛書的考辨外，新增了《仲氏易》一部55，認為提倡漢 53. 林久貴：〈《四庫全書》收錄個人著述最多的人──毛奇齡〉，《文史知識》第 7 期（1997 年），頁 83-88。 54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 18-19。 55 除了《仲氏易》之外，近年發現毛奇齡之易學著作尚有《易通論》一書，現存有壬辰年閏四月仁和潘超抄本。此書並無記錄刊刻年月的序跋等資料，唯《易通論序》末署有「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冬十一月新安姚際恒識」，浙江圖書館據此定為康熙刻本。. 10.

(19) 儒荀爽、虞翻等人的易學，頗有創獲，也影響了漢學家惠棟的《易學》。另外，《春秋毛氏傳》、《竟山樂錄》、《蠻司合誌》這些著作，姑且不論其中錯謬之處，但開創之功不容抹煞。另一方面，毛奇齡在四書學的著作中對宋儒猛烈抨擊，多為輕薄謾罵之語，好與人爭勝，「還有一部《四書改錯》，罵朱子罵得最利害。後來聽見清聖祖要把朱子升祀大成殿，趕緊把版燬了。」56簡言之，梁啟超雖然認同毛奇齡著作對於後學的開闢之功，但其人格不足取，學術謬誤不可說不多，因此評價不甚高。錢穆亦以「其人其學雖未醇」一語57，對毛奇齡下了總體評價。於《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將毛奇齡與閻若璩合傳以相互對照，其用心除了兩人對於《古文尚書》真偽問題的爭辯外，更重要是凸顯兩人對於理學的不同態度。除對照之用意，在其人其事部份，錢穆的考察較梁啟超更為細膩，除了簡短傳略，以及全祖望的評論、毀《四書改錯》之軼事外，亦舉出實例說明毛奇齡如何睥睨前儒，如兩千餘年來足稱大儒者僅七人，以及其他種種制行，似乎負面者為多，最後以「西河才固奇而行則卑，以視往者顧、黃、王、顏一輩，誠令人有風景全非之感也」作結。至於懼禍毀書一事，錢穆亦有所著墨，將當時文網嚴密、康熙網羅士人之背景作一描述，並深入推測毛奇齡於毀書前後之心境，呈現一可悲可嘆，亦復可憐可惜的「希寵戀獎」性格。58 在學術部份，錢穆注意到毛奇齡自稱受高笠僧傳《大學》之事，並認為此是毛奇齡作意好奇，託諸神夢，不可盡信。毛奇齡睥睨宋儒，以其博才痛詆宋儒，尤其是朱熹；閻若璩對於宋儒的態度則較為持平，未敢輕發議論，似有以漢儒之博物考古濟宋儒之窮，與宋儒之義理相互闡發之意。兩人同樣進行考據工作與研治古經，卻產生一排朱、一尊朱的不同結果，若將產生差異的原因僅用明代摹古輕朱的習氣來說明，則無法完整解釋。錢穆認為原因是兩人對理學的認識深淺不同，閻若璩對於理學並無太深入的理解，而毛奇齡卻能抓住理學的關鍵議題，並以考據方法、犀利筆鋒，直接觸及問題核心，氣勢十足。59 對於毛奇齡總體的學術成就，錢穆下了一番評騭：今平心而論，西河制行，固未修飭，而其論學，伸王抑朱，於姚江、蕺山浙東一脈，不得謂全無地位。惟陽明良知，首重立誠，西河未透此關，即已根本不足稱道，雖才氣足以跨駕一時，尚不如考證所得，卻有成績，可不以人見廢耳。60 錢穆對於毛奇齡制行與學術之評價，大致公允。尤值得注意者，是錢穆認為毛奇齡對王學的理解，不夠透徹，未能證悟欲致良知必先誠意的關隘，需要體悟的心 56 57 58 59 60.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191。錢穆：〈清儒學案序〉，《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頁 423。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六章〈閻潛邱毛西河〉，頁 250-252。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六章〈閻潛邱毛西河〉，頁 259-260。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六章〈閻潛邱毛西河〉，頁 261。. 11.

(20) 性哲學並非其所長，因此考證的成就反而成為其學術最有價值之處。由於毛奇齡之崇尚王學是出自「趕趁」朝廷獎掖士人之時，以新說攫人目光，並非真心實意躬行得來，與顧、黃等人之「驚心動魄於時代之非常，游神太古，垂意來葉」61，出於時代之憂慮不同。於此，毛奇齡對於王學的體悟是否不夠精到，值得措意，有待後文詳說。錢穆此處似乎仍不免以生命情調之高低與學術相提並論，是以有所貶抑。（二）清初學風與毛奇齡的學術特色討論明清鼎革之際實學、經世等學風轉變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其中雖仍以顧、黃、王三人為大宗，但已有多位學者留意毛奇齡於此時期所扮演的承上啟下角色，以及其尊王闢朱的學術特色，此類研究多為期刊論文與專書中一小部份。期刊論文方面，大陸學者黃愛平〈毛奇齡與明末清初的學術〉一文可說是奠基之作62，確認毛奇齡在明末清初學術史中地位。他延續梁啟超的說法，認為毛奇齡是一員「陷陣之猛將」。雖於學術分野上屬王學，如討論心物之辨的問題，毛奇齡即積極迴護陽明的說法。除此之外，黃愛平並敏銳注意到毛奇齡在知行問題上，已溢出陽明的定義，並走向重視事功的實學。他認為：「在修正心學、批判理學的同時，毛奇齡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經學觀以及經學研究的方法，並對明末清初學術潮流的轉換產生了較大影響。」在反對宋儒刪經、改經，希望維持經典本來面目的同時，其強調「以經解經」的治經方法，已隱含右漢左宋的傾向，埋下清代中後期漢宋之爭的種子。63另外，日本學者佐佐木愛也將毛奇齡置於明清學風變動期，推究毛奇齡與陽明學的關係，以及簡述毛奇齡的學思歷程，其學術重心如何由文學轉至經學，在轉換過程中，實為明末古文運動反宋立場的延續。更重要的是，毛奇齡對「格物致知」、「知行」問題的不同看法，是其能由陽明學走向實 64 證主義的關鍵。從經世思想的整體論述而注意毛奇齡的成就，為朱修春。他主張經世致用思想朝兩個方向發展，在政治上為解決現實的政治弊端，在學術思想則批判宋明理學，注意民生議題，要求「崇實黜虛」。其文〈論清初四書學中的經世思想〉中舉出毛奇齡四書學中的經世致用思想實例65，於《四書改錯》卷十二中糾正宋儒對「辟草萊任土地」的注解。毛奇齡主張此句完整說解應為「盡民力且盡地力」，並考察秦制，將墾令二十條、度地、盡地力之教與商鞅開阡陌區別開來，認為商鞅開阡陌的土地變法與盡地力不同。由此例子可以看出毛奇齡於考辨經義的同時，. 61.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六章〈閻潛邱毛西河〉，頁 39。黃愛平：〈毛奇齡與明末清初的學術〉，《清史研究》1996 年第 4 期。 63 黃愛平：〈毛奇齡與明末清初的學術〉，《清史研究》1996 年第 4 期，頁 4。 64 佐々木愛：〈毛奇齢の思想遍歴 : 明末の学風と清初期経学〉，《東洋史研究》第 56 卷第 2 號（1997 年 9 月）。 65 朱修春：〈論清初四書學中的經世思想〉，《清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頁 86-92。 62. 12.

(21) 亦針對實際制度展開褒貶，提出己見。66史革新曾將清初學術思潮轉換概括為五個方面67，他將毛奇齡置於第二部份，即由宋返漢與經學復興的轉換階段，亦提到了毛奇齡批駁程朱，提倡樸實學風的學術特色。另外，王汎森曾以「去形上化」為主軸來討論清初學術特色，當心性之學不再佔學術之主流地位，先天預成論式（先驗）思維的不再，與形上、玄遠之學產生衰落現象。68形上的理論建構本為宋儒的思想成就，然而清代卻走一條背反的道路，強調實用、經世之學。王汎森觀察到明清遞嬗之際，蕺山一派獨盛的現象，是以學風之轉變的絕佳觀察處即為浙東學派，於此以黃宗羲和陳乾初的思想交涉為討論核心；其次，四書中的《大學》、《中庸》為形上玄遠之學的理論基礎，然而此二部書在明清之際受到諸多挑戰，被斥為偽學。《大學》中之要旨「格物」被批為晦澀，《中庸》則近於禪學，四書是否應為一個整體也屢受質疑，從而動搖了四書的優先性。69王汎森其文雖未真正述及毛奇齡，僅一筆帶過，然而此文所討論形上玄遠之學的沒落，以及四書的退位，皆為毛奇齡所面對之時代氛圍，與本研究極為相關，是以列於此處。相關學位論文則有張賀《毛奇齡學術簡論》70、閆寶明《毛奇齡與朱子學》 71 兩篇。張賀《毛奇齡學術簡論》以明末清初學風轉為實學為主軸，觀察毛奇齡的治學途徑與此學風的密切關聯，藉由《大學》、三禮、史學的成就，分別呼應實學的三種內涵：踐履、實證、經世。此研究特出之處在於揭示毛奇齡的王學歷場外，亦留意其批駁朱子之餘，受時代風氣制約影響，已不能不傾向朱學門徑。閆寶明《毛奇齡與朱子學》一文由明末清初學術發展之大勢談起，接著闡述毛奇齡基於王學立場而攻朱，指出其個性與為學經歷的重要性。實際經學成就部份，以《古文尚書》、《詩經》、《春秋》、《四書》等考辨為例證，說明與朱子學之為學宗旨已大異其趣。最後，則回到評價問題，主張毛奇齡為清代學術往乾嘉學轉變的關鍵人物。二、毛奇齡與四書學（一）毛奇齡四書學之整體研究首先臚列以毛奇齡整體四書學為題的學位論文。台灣的部份有陳逢源：《毛 66. 朱修春：〈論清初四書學中的經世思想〉，《清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頁 90。此五部份分別為：（一）由王返朱：理學內部結構調整的轉換；（二）由宋返漢：經學復興的轉換；（三）由經返子：諸子學興起的轉換；（四）由虛返實：經世致用思潮倡行的轉換；（五）以中納西：西學初步講求。參史革新：〈清初學術思潮轉換芻議〉，《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 年第 3 期，頁 18-25。 68 王汎森：〈清初思想中形上玄遠之學的沒落〉，《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9 本第 3 份（1998 年 9 月），頁 557-587。 69 王汎森：〈清初思想中形上玄遠之學的沒落〉，《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9 本第 3 份（1998 年 9 月），頁 567-571。 70 張賀：《毛奇齡學術簡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 4 月）。 71 閆寶明：《毛奇齡與朱子學》（天津：南開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年 5 月）。 67. 13.

(22) 西河四書學之研究》72、賴芳暉《毛奇齡《四書改錯》研究》73兩部。陳逢源由紮實的文獻整理出發，先蒐羅、整理毛奇齡的生平與四書相關著作，並以表格列出，有助於往後學者的研究。其次，對於毛奇齡四書學的撰作背景與動機進行論述，認為毛奇齡有鑑於八股取士的弊病，因此對朱注提出深刻的反省。再者，統計《四書改錯》中的諸多門類及條目，並歸納其中內容，各舉實例一一說解，包括毛奇齡如何反駁，反駁是否合理，以及反駁背後之根據與意識。最後，以實際文獻的歸納中，得出毛奇齡對四書原旨的把握，以及對聖道內容的體驗與擴展。全文大致以學思歷程勾勒撰作背景與動機，再深入挖掘其中義理內涵，首尾具足。賴芳暉以《四書改錯》及相關文獻為研究取材，以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條目，探討其中義理內涵。全文依語錄體與否，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之順序開展論述，每章中除引毛奇齡的論述外，亦以朱熹的主張相互對照，可呈現雙方義理內涵的差距。大陸學位論文部份，以胡春麗：《毛奇齡與清初《四書》學》為代表74。首先，以歷來對毛奇齡的評論以及相關研究出發，將毛奇齡與清初四書學的整體學術氛圍並觀，與清初諸儒四書學研究的異同，發覺毛奇齡受時代風氣影響，卻也試圖超越時代風氣的特殊性。其次，以《西河合集》為主，旁及毛奇齡與其他親友交游的別集、年譜、傳略、史書、方志、家譜等材料，撰成《毛奇齡年譜》，附於全文下篇，為目前毛奇齡生平、學思歷程的最佳考察材料。李暢然《清代《孟子》學史大綱》中，對清代《孟子》學與官方之間的關係有所討論，以及蒐羅清代《孟子》學相關著作，並為其分類、分期，觀察出清代《孟子》學的發展趨勢。其中也有對於毛奇齡四書學著作的考察與分析，較其他研究不同處在於注意到著作傳播的影響性，以及與官方之間的關係，如《四書改錯》於光緒年間兩度遭查禁的事件；在嘉慶年間成書的戴大昌《駁四書改錯》、光緒元年楊希閔刊行的《四書改錯平》等，皆為其他研究者極少留意的研究材料，並顯示《四書改錯》與官方意識形態並不相容的情狀。（二）毛奇齡四書學中的性理內涵至於毛奇齡四書中單經的研究，則有陳逢源〈毛奇齡《四書》學中的義理內涵〉、朱湘鈺〈論清儒毛奇齡「伸王抑朱」──以《大學》解為討論範圍〉等文章可供參考。可以看出四書之中，以開展聖學進程的《大學》最為重要。陳逢源〈毛奇齡《四書》學中的義理內涵〉一文，雖以四書為題，但實際上. 72. 陳逢源：《毛西河四書學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6 年 6 月），後於 2010 年由花木蘭出版社出版。 73 賴芳暉：《毛奇齡《四書改錯》研究》（桃園：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 年 4 月）。 74 胡春麗：《毛奇齡與清初《四書》學》（上海：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0 年 10 月）。除此之外，尚有唐明貴：〈毛奇齡《論語稽求篇》研探〉，《太原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4 卷第 2 期（2006 年 6 月），頁 16-20；張賀：〈毛奇齡《大學知本圖說》探析〉，《蘇州教育學院學報》第 24 卷第 4 期（2007 年 12 月）可供參考。. 14.

(23) 本文是以《大學》為經，架構毛奇齡四書學中的義理內涵，可視為其博士論文的延伸與再擴充。本文大抵以毛奇齡對《大學》的授受與體會，描摹其中的進程與發展。首先，得高笠僧傳授《大學》古本之情事為其一生為學思考的基礎。其次，於《大學》中「格物」的訓解不同以往，更特別以「誠意」為宗，建構「大學有本」、「格物知本」、「格物以修身為本」的進程，擺脫程朱三綱八目的架構。又，為落實聖道內容，毛奇齡推展誠意之教，由誠意進入至誠，也就進入了廣大的道體境界。75 朱湘鈺則由《大學證文》的檢討，發現毛奇齡力主古本《大學》的正統性，其論證方式已有明末清初重視考據之學術色彩。76雖其思想中展現充分的「伸王抑朱」傾向，卻不被歸類王門後學，其間便有可玩味處。朱湘鈺的解釋是由於毛奇齡之《大學》受自高笠僧，如此的思想淵源使其正統性遭到質疑。再者，其《大學》經解中，朱、王之界線有時並不分明，這也證明高笠僧對毛奇齡的影響。最後，回應毛奇齡為何以經學考證成就為人所稱道，而其理學思想並不受重視的問題，朱湘鈺此語甚精：「對西河而言，理學家的圖像，不論是朱子，抑陽明，乃至蕺山，很多時候是在一籠統的、印象式的概念下，進行詮解和評斷。」77此即點出毛奇齡在學術上花費最多心力的是考證工作，而非宋儒所精擅的性命之學，他所掌握的理論架構與概念其實並未十分清晰，充分顯示明清鼎革之際，學風轉變的痕跡。三、毛奇齡的經學成就（一）毛奇齡的解經方法與學術價值毛奇齡的解經方法，以及其經學研究的學術地位，已為學界所公認，相關研究成果有陳德述〈試論毛奇齡的經學思想〉78、陳逢源〈毛奇齡經學論著與學思歷程〉79、康義勇〈毛奇齡對朱子《論語集注》的評價〉80、丁鼎〈試論毛奇齡的經學思想和學術地位〉81等。以分析毛奇齡訓詁手法為題的學位論文則有張珊珊《論毛奇齡的《論語》研究》82、趙冬婷《《四書改錯》訓詁研究》83兩篇。 75. 陳逢源：〈毛奇齡《四書》學中的義理內涵〉，《中華學院》第五十五期（2001 年 2 月），頁 97-121。朱湘鈺：〈論清儒毛奇齡「伸王抑朱」──以《大學》解為討論範圍〉，《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 46 期（2011 年 4 月），頁 99。 77 朱湘鈺：〈論清儒毛奇齡「伸王抑朱」──以《大學》解為討論範圍〉，《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 46 期（2011 年 4 月），頁 134。 76. 78. 陳德述：〈試論毛奇齡的經學思想〉，《社會科學研究》1987 年第 4 期。. 79. 陳逢源：〈毛奇齡經學論著與學思歷程〉，《東吳中文學報》第 6 期（2000 年 5 月），頁 105-130。康義勇：〈毛奇齡對朱子《論語集注》的評價〉，《清代學術論叢》第一輯（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心，2001 年），頁 319-336。 81 丁鼎：〈試論毛奇齡的經學思想和學術地位〉，《儒教文化研究》第 8 輯（2007 年 8 月），頁 165-183。 82 張珊珊：《論毛奇齡的《論語》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 年 6 月）。 83 趙冬婷：《《四書改錯》訓詁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 年 5 月）。 80. 15.

(24) 大陸學者陳德述由宋學、清學的差別入手，宋儒好疑經、改經，自為訓詁，使經學內涵雖呈現多義的面向，卻也不免有言人人殊、流於空疏的危機。清初學者如毛奇齡，則必藉實據論經，文字訓詁必須有實據，不能自造訓詁、曲解經義以就己意。其次，毛奇齡治經重視史實，精於考證。毛奇齡所主張的解經方法為「以經解經」，此方法貫穿於他所有的經學著作，並強調以諸經為宗，博引諸子百家及後漢儒說為旁證，在材料的考覈上，即已有所去取。其三，注經不可只看單句，必須參考上下文脈絡，以義理通貫為解經之目的。陳逢源為台灣學界較早關注毛奇齡經學成就的學者。84〈毛奇齡經學論著及其學思歷程〉一文，將毛奇齡的學思經歷分為早年流亡、應制在京、歸鄉著作等三個時期，並整理毛奇齡經學撰著，從中觀察毛奇齡經學體系，實兼及五經、四書，涵括漢、宋，並有樂理、韻學研究，研究面向極廣。其次，結合毛奇齡的學思經歷，探討其以「誠意」為首功，規模聖道內涵與進程，使《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得以體系一貫。最後述明毛奇齡藉由諸經互證的解經方法，「從 85 穿貫《四書》的義理，轉而成為考辨群經大義，彰顯聖道的路徑。」匯聚群經後，毛奇齡也歸納了十六條治經原則，以饗後學，也揭示了以經為本位的立場。康義勇〈毛奇齡對朱子《論語集注》的評價〉一文，則集中分析毛奇齡對《論語集注》的不同詮釋，以程樹德《論語集釋》中徵引毛奇齡《四書改錯》對朱熹詮釋論語的批評為對象，並分為「駁《論語集注》釋義及斷句、分章之誤」、「駁《論語集注》自造典文之誤」、「駁《論語集注》輕鄙事功之誤」、「駁《論語集注》針砭藥石貶抑過當之誤」四類，檢視毛奇齡駁斥朱熹的說法是否合理，認為毛奇齡大部分的考辨尚稱合理。另外，丁鼎〈試論毛奇齡的經學思想和學術地位〉一文，試圖為毛奇齡取得較公允的學術評價。針對宋明理學的空疏學風，毛奇齡提出「以經解經」的治經方法，以實事求是的考證精神面對經典。在學術門戶上傾向漢學，卻能抑宋而不佞漢，認為漢儒固守師承，有其經秦火後之特殊時代背景，如今已非彼時，自然不必局限於門戶之中。再者，相對於毛奇齡在學術上好強爭勝的負面評價，丁鼎認為毛奇齡的學術成果，正是在此種學術爭鳴和辯難的氛圍中產生的，因其勇於挑戰權威，當時學術風氣才得以活化。最後，回到毛奇齡的評價問題，丁鼎同意焦循「學不可誣，疵不必諱」的看法，必須回到著作本身，才能評判學術之高下。學位論文方面，張珊珊與趙冬婷透過實際文本的考察，以毛奇齡駁斥朱注的訓詁方法為主要研究對象，條列毛奇齡四書學相關文獻，分析其中反駁朱注的根據為何，呈現出毛奇齡糾錯的層面之廣，包括名物解說、典制詮解、纂釋經文、句讀分析等。趙冬婷並將毛奇齡《四書改錯》的訓詁方法歸納為比較互證、語法權衡、因聲求義、據形索義、以經證經等，在方法與治學風氣上，與乾嘉學派都有相近之處。周懷文《毛奇齡研究》86則將毛奇齡的生平、交游做了詳細考察， 84. 陳逢源除博士論文專論毛奇齡的四書學外，其碩士論文為《毛西河及其春秋學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1 年 6 月）。 85 陳逢源：〈毛奇齡經學論著與學思歷程〉，《東吳中文學報》第 6 期（2000 年 5 月），頁 123。 86 周懷文：《毛奇齡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10 年 5 月）。. 16.

(25) 也有年譜附於其後。其中關於毛奇齡的著述考察，包羅經、史、子、集各部，每部書釐清版本後皆有簡介，也闡釋毛奇齡以經解經的方法，以及其解經之偏差所在。（二）毛奇齡對考據學之影響早在皮錫瑞即指出毛奇齡的經學考證成就對清代經學復興的影響，其言：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皆負絕人之姿，為舉世不為之學。於是毛奇齡、閻若璩等接踵繼起，考訂校勘，愈推愈密，斯為近因。87 皮錫瑞主張由於明代八股取士流弊滋甚，顧、黃、王等人有鑑於此，振衰起蔽，棄虛崇實。之後毛奇齡、閻若璩等人的考證工作轉趨精密，為清代經學復盛的近因。余英時以毛奇齡對易圖與《古文尚書》的考辨為例，指出毛奇齡的考據背後有其義理動機。考辨易圖的目的在於證實易學中〈先天〉、〈後天〉圖來自於道教，與儒家無涉；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除了考證的興趣外，也有義理上的動機，使心學中的十六字心傳遭受質疑，進而動搖陸、王心學的經典根據，是以毛奇齡要作《古文尚書冤詞》，特別強調十六字心傳並非後世所偽造。88統合兩者，余英時認為毛奇齡的考據有義理的目的，並推得以下結論：「當時的考證是直接為義理、思想服務的，也可以說是理學爭論的戰火蔓延到文獻研究方面來了。」 89 持相同意見者，尚有林慶彰。他整理清初學者相關的辨偽材料，其中也納入毛奇齡對於易圖、《古文尚書》、《詩傳》、《詩說》、《周禮》、《大學》等相關文獻，並加以條分縷析。90透過這些文獻的分析，可知清儒考辨手法雖或有不同，但背後意識不外乎「回歸原典」此一目的，藉由辨偽來分辨何者為聖人之經，何者為偽託、附會，將出於聖人者還諸聖人。除了辨偽的理論與方法外，背後往往蘊涵思想史的背景。91 除此之外，尚有多位學者點出毛奇齡的解經方法，後來的乾嘉考據學者多有 87. 皮錫瑞：《經學歷史》（台北：漢京文化事業，1983 年），頁 299。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歷史與思想》，頁 146-149。 89 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歷史與思想》，頁 149。 90 林慶彰：《清初的群經辨偽學》，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 年。除此之外，林慶彰也從清初實際辨偽活動的觀察，探討辨偽活動如何推動，又為何沈寂。他所得出的結論是辨偽活動以浙江、江蘇、安徽三省為最多，儼然以地域形成一組組詳密的考辨團體。其次，考辨的心得透過聚會、書信來傳遞，使學者的觀點得以互相影響與擴散。其三，以李塨與毛奇齡的關係來說，李塨對毛奇齡的鼓勵，使毛奇齡更勇於往經典議題深探、討論。康熙四十五年後李塨與毛奇齡再無往來，加上辨偽學家年老力衰，或已逝世，辨偽熱潮遂減退。最後，在研經的過程中，經學家如閻若璩、胡渭、毛奇齡等人，皆希求皇帝恩寵，得以榮耀自身、福蔭子弟，此種心態十分常見，並不足以影響辨偽工作之正確性。參氏著：〈毛奇齡、李塨與清初的群經辨偽活動〉，《清代學術論叢》第一輯，頁 337-352。 91 林慶彰：《清初的群經辨偽學》，頁 432-433。 88.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