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問題意識與取徑
Ethics and aesthetics are one and the same.
——Ludwig Wittgenstein (2003, p.68) 雅斯培（Karl Jasper）在《德國罪過問題》中把罪過分為四種：（1）刑法罪 過（criminal guilt）：有客觀事證違反了法律，並受到法庭審判的罪過；（2）政 治罪過（political guilt），或稱政治罪責（political liability）：就政治層面來說，
每個人均在現代國家裡行動，譬如選舉投票，公民的行動在政治上獲得國家擔保，
因而也應承擔起國家犯下的罪過，這是人們無法迴避的政治罪責；（3）「道德 罪過」（moral guilt）：即便未受到法庭審判，個人仍得按照良知與道德對自己 的行為擔負起道德責任；（4）形上學罪過（metaphysical guilt）：個人作為人類 而存在，與他人之間有一種連帶的共同責任。當對他人陷入危境，個人對此罪過 所見所知卻無法予以阻止，人們便應感受到一種不忍的責任。這是來自人在上帝 面前的自我覺察的轉化。（Jasper, 2001, p.25, pp.55-56）依照上述的罪責劃分，
雅斯培提到集體罪責（collective guilt）一詞，主要來指涉在一政治共同體下生活 的政治罪過。然而，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並不贊同集體罪過的說法，因 為「自動自發承認集體罪惡的結果，當然就是非常有效地幫那些實際上做了什麼 式的人漂白了」。(Arendt, 2008a)她強調的是個人責任，因為在政治與道德領域 沒有所謂的服從，人們應該思考的不是消極的「為何服從」，而是「為何支持」
這樣的問題。將「罪過」引入公眾生活有可能造成道德與政治的混淆，譬如，主 權者可能透過罪的指認、懺悔的程序、寬恕的場面，對私人領域予以浸透；它當 然也可能藉由正義的究責或赦免的手段，來達成政治的追索或和解的交換目的。
幾個政治人物的例子相當值得探討。南非前總統曼德拉、捷克前總統哈維爾、
17 Theo-dicy 一詞源自 theos（神）與 dike（正義），意指即便人間最邪惡的苦難都為全知全能的 神所預想和確知，因為神是正義的終極所在。柴玲說：「神從不放過任何一個罪。所以我有完全 的信心，有一天他們必須回到神的面前來面對自己所犯下的一切的罪」，這正符合了神義論的觀 點。
翁山蘇姬等人，當他們從政治牢獄中解放出來後，他們都在個人層次上提到寬恕 與原諒，儘管進入政界後基於政治責任無法全然寬恕。林書揚、施明德等政治犯，
出獄後並沒有陷入政治仇恨的正義戲碼中，反而也提出超克過往仇恨的看法。即 便是以將納粹份子送上法庭審判為職志的「納粹獵人」西蒙‧威森塔爾（Simon Wiesenthal），在他的自傳《寬恕？！》18一書中也描述過，他見到一位瀕死的黨 衛隊士兵，對方以十分悔恨的口吻向他請求寬恕，然而他不發一語地離開。此後，
儘管他不曾明言「寬恕」，他一直為此問題所糾纏，甚至在戰後還拜訪了這位士 兵的母親。這些例子一方面呈現出寬恕與正義的兩難；但另一方面，也呈現出他 們身為公民，有種與主權與神權語境脫勾的的思維能力，在面對正義所要求的責 任與真相的同時，也觸及到和解與超克仇恨的深處。
透過一種整體的歷史觀，可能有助於我們蘊生出超越的思維；除此之外，是 否還有別的徑路呢？戰後正義與寬恕的議題，在各種形式的藝文術創作中不斷出 現，包括紀錄片、電影、自傳、口述史、或是視覺藝術、表演藝術等。這些作品 對正義與寬恕的觀點各異，但是不同於論述性的理性思維，而是透過感官的、敘 述的方式來碰觸這複雜的問題。不管它們能夠提供多少深入的見解與剖析，它們 的表現形式反而比學術研究與知識論述更接近一般大眾，也具有更多的影響力。
這些美學作品究竟如何呈現寬恕（或正義）這個複雜的問題？我們是否可能藉由 審美的作品作為一種創造性的平台，來為寬恕的疑難打開一條難能之能的縫隙 呢？
為了對上述的問題進行處理，我在論文中將會分別探討以下的問題意識。
（一）寬恕與正義不同格，但是二分的嗎？
為了避免將寬恕的問題僅侷限於神學信仰的討論層次，又為了不把寬恕議題 僅當作政治層次思維的同義詞，我必須藉助當代哲學的觀點把寬恕擺放在哲學的 倫理學脈絡底下來思考。與寬恕相近和相關的同義詞，包括寬恕（pardoning）、
赦罪（remission）、釋罪（excusing）、道歉（apology）等詞彙，寬恕的問題可以 透過這些相關的詞彙追溯古典哲學裡可能牽涉的思想脈絡。西方的倫理學對寬恕 有不同層次的界說，這也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當代對於寬恕問題的思考深度。尤其 在當代的人類大屠殺事件的影響下，寬恕的對象、資格、能力，乃至於寬恕本身 的可能性與否，都成為重新反思與斟酌的哲學問題。
一般來說，司法程序，即對犯錯者進行審理、判決並處以刑罰，是正義的具 體展現。司法正義的伸張，必須對傷害事件採取司法調查，並由原告與被告進行 審問與答辯；換言之，司法正義的追訴與寬恕是難以相容的。在司法的面前，寬
恕往往沒有發言的餘地，因為即便是大赦，也必須是以法律為依據始得以施行。
然而，法律的絕對權威，亦即法的執行所仰賴的基礎，在現代國家裡是以主權的
「暴力性」作為為其基礎。因此，儘管司法的獨立性是所有法治國家的威信來源，
這並不表示法律是不證自明的透明真理。當寬恕通常被置於報復性正義的司法程 序的末端，我們便必須進一步思索：正義、法律（包括實際的司法程序）與國家 主權的關係是什麼？尤其，近年來在司法界提出恢復性或復原性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強調透過司法的手段回復加害者與被害者、社群的關係，而不只是在 於對加害者的懲罰，這也可以讓我們回過頭來探討司法正義的目的與寬恕，是否 如原本以為地南轅北轍？從另一個角度觀之，司法制度也可能形成錯枉（wrong）
的情況。李歐塔（1988）透過「歧論」（differend）指出，司法體系其實會形成 一種語言政體（phrase regime），它構成了一套特殊的真理認定程序，卻也排除 了此語言政體所無法呈現出來的其他語境。換言之，司法的正義也可能成為錯枉 的體系。
洪希耶（Jacques Rancière）（1999, pp.1-19）則以「歧議」（disagreement）對 李歐塔的「歧論」做進一步申論，他認為政治社群所發生的歧議，並不只限於語 言政體的異質性上，而是包含在政治奠基的過程中可能產生的錯算或略而不算
（miscount）的情況。在古希臘，blaberon（損利，disadvantage）與 sumpheron
（有利，advantage）二者的意義未必是對立的。blaberon 可能是指降臨於個人的 不幸，也可能由他人的行為造成的錯枉；而 sumpheron 則是指從事某行動的獲利 或期盼，未必與他人有關。因此，某人所得到的 sumpheron 並不必然涉及另一方 遭受到 blaberon。那麼，有利與損利具有對立性、透過計算利的得損來償彌傷害，
這種仍依據交換邏輯的法律正義觀念則仍具有侷限性。洪希耶透過柏拉圖的討論 得出一個論點：所謂正義，乃始於當公民所共有者成為爭議之時。正義作為一種 德行，不能只是作為平衡個人受之於他人之利益得失的手段，而是在於決定「共 有」的分配。對一個社群的共有分額之分配開始操煩，洪希耶認為這就是政治的 源頭，因為一個城邦政治秩序的建立，必須建構出可資計算與分配的「份額」， 而這些份額卻又消抹（無論是錯算或略而不算）了在該秩序建立之前的 blaberon，
即已然損利的情事。譬如，雅典的民主政治家梭倫（Solon）在農奴制度嚴重的 時期提出了一種民主典型：取消農民債務，恢復人民（demos）的自由。人民的 自由並不是具體的財產，而是一種純粹的創構物；人民在獲得自由作為一項資產 的同時，也取消了其作為奴隸的損利——這裡存在著一種 miscount，一種 wrong，
從計算利害的交換式正義來看，是錯算；但從政治性正義（political justice）來 看，卻是略而不算。洪希耶因而認為，政治起於社群份額的計算（count），而這 種計算總是一種謬算（false count），一種雙重計算，或是一種錯算（miscount）。
換言之，在新的政體、制度或法律的奠基過程，總存在著一種政治性正義必然會 導致 wrong 的發生，但此處的 wrong 並非李歐塔對錯枉的語言政體批判，而是 更接近於為了建立新的社群秩序所形成的遺忘。這種政治性正義與一般法律正義
的關連，值得進一步探究，因為這裡將會涉及和解與正義，即寬恕的重要問題。
國內關於正義或轉型正義的文章很多，而與寬恕相關者多半是從轉型正義轉 向和解的取向，我在上一節中已經提出部分的文獻。在此，我要從古希臘研究來 討論正義與寬恕的問題。古希臘研究學者羅候（Nicole Loraux）在《分立之城：
論古代雅典的記憶與遺忘》(2001, pp. 229-244)一書中，提到正義、爭論、遺忘的 關連。Dikhastēs 指的是古代雅典的法律訴訟程序，但其字源本身就有製造切分 為二的意涵：參與訴訟討論是雅典公民身份的一種展現，而裁決者在過程中維持 中立旁觀，只有到關鍵投票時才起裁量的做用，因而也扮演著區分 dikē（訴訟）
與 stasis（意見不合）的作用。然而，裁決者如果只是投票而自身沒有具備任何 判斷的作用，這樣的公開訴訟則會淪為民粹正義（popular justice），因此，dikē 也具有仲裁的意涵。羅候發現，類似字源 diallattein 與 dialuein 其實是有解決紛 爭的調解（conciliation）的意義的，因為仲裁者並非依據法律而是以公正原則
（equity）來仲裁的，因而是一種政治性的仲裁，而目的是為了平息紛爭，透過 協商來創造未來。Mē mnēsikakein（不去回憶不幸）的法律規定，正是這種仲裁
（equity）來仲裁的，因而是一種政治性的仲裁，而目的是為了平息紛爭，透過 協商來創造未來。Mē mnēsikakein（不去回憶不幸）的法律規定，正是這種仲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