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機器的瓦解

王爾德曾說：「野心，是失敗的避風港。」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蔓延時，

我們不禁要想到究竟是何種背景與氛圍塑造出希特勒的造神力量。在這種詭譎的 年代中，意識的流動，以一種相當特殊的方式侵入人心，原本稀鬆平常的道德判 準、價值觀認定等，不再是主體的本能反應，一夕之間無意識的為他者所宰制，

成為一種主流意識，讓邊緣的聲音消弭，對此，透過歷史背景與文本所呈現的內 容，試圖在狀似「認同」的背後，尋找原因，並從中探尋除卻的可能性。

希特勒能如旋風般引領人民的思潮，其實不難發現他「回應支持者的偏好，

甚至還形塑偏好」，人們煞是無意識的從「自我的單一獨特」趨向另一種「極端的 單一獨特」，在「基數」下擴大成「複數」，也就是說，當我們宣稱某人擁有權力 不難發現是因著團體而來，力量，於焉形成，如此撼動人心，進而易於掌控，除 非失卻了產生權力的群體，「他的權力」才有消散的可能。同時，他將「暴力」的 工具性發揮極致，讓見得到的槍桿子、武器先產生有效的控制，有了立即而基本 的服從。但槍桿子不見得永遠都能獲得權力，所以，一旦權力有危險，暴力就出 現¹³⁴。而展現暴力的主體是不分階級，上自領袖、下至平民，無一不體驗這「瘋 狂」的感受。

電視和收音機的性質是它們厭惡寂靜和停滯期，於是，當「戈培爾的嘴巴 子」——國民收音機進駐到每一戶人家後，每日的「傾聽」成為「意識」汲取養 分的源頭，然而，大眾傳播媒體的立場影響意識形態的呈現，不可否認除了進行 宣揚思想的工作外，有些也肩負傳遞假象的使命，如同我們在《樓上的房間》中

134 史蒂芬．路克斯(Steven Lukes)編著，林葦芸譯，《權力：基進觀點》（臺北市：商周，2006），

頁 p62-5。

見到的：

西妮和約翰在談話－－關於戰爭。「你知道嗎，我一直沒把收音機交 上去。」

奧斯特威爾德家也有台收音機？那麼又會沒人肯聽我說話了，他們最 討厭了，只會說：「噓！」

「我才不交呢，我每天晚上聽英國的荷蘭語廣播，那才是真實的消 息，那些可惡的報紙從來不會告訴你一件真實的事！除了撒謊，什麼都不 說。我給你舉個例子，報紙告訴我們德國軍隊在俄國怎樣取得勝利，然而 當他們不得不放棄一座城市的時候，他們就說是出於戰術考慮，才這麼 做。戰術考慮，狗屎！¹³⁵」

面對這樣的消息，對於人們勢必有著截然不同的反應。以納粹政權的支持者而言，

因著人們被告知、知道「所有事實」，提供了應該下「決心」認定的「實在」基礎，

卻也同時樂意被激起熱情，助長其後所衍生的宣傳。縱然這樣的虛構事件是一個 含糊的事實，無疑的，我們可以說宣傳是有感染力的謊言。而相對的一方，在選 擇不被構築的意識蒙混時，自然地傾向另一方接收訊息，這即是意識形態成形的 一種方式。

為了建立意識形態該有的「秩序」，除了思想的滲透外，當然也要有「認同」

的對應物，方能持之以恆的進行改造工作，於是，舉凡如國旗、國歌、制服、禮 節、口號等「儀式化」的表徵，成為德國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一如往常，在 行軍的路上他們高聲唱著進行曲，因為進行曲不但能控制步伐，還能控制思想。『向 我們的旗幟敬禮，向我們的標誌敬禮，向創造它們的領袖敬禮，……讓我們成為

135《樓上的房間》，頁 127。

旗幟的守護者，無論我們勝利還是倒下，我們的旗幟永遠聖潔。』¹³⁶」這行軍的 隊伍來自「希特勒青年團」，他們是納粹政權下重要的生力軍，為日後的滅絕猶太 人肩負使命。而這些生活中的行動表徵，當然也成為猶太人覺察德國士兵的一種 訊息，就像瑪卡在躲避追查時，「她仔細聽德國人的長統靴、德國人的聲音或是德 國人的車子，是從哪個方向傳來，然後溜到隔壁院子……¹³⁷」。而曾經，這群服膺 於納粹思想的德國人也是與瑪卡年紀相仿的孩子。當時，年紀小的男孩可以先成 為「納粹小傢伙」，當然也有屬於女孩們的「少女團」及「德國女青年聯盟」，這 是孩子們的夢想，1934 年底人數近 360 萬人，幾乎囊括了全國介於 10 到 18 歲的 青少年。這是一批在納粹政權底下配合度最高的人們，

4 年後，他們再從少年團進入希特勒青年團，我們再留他們 4 年；之後，

當然不可能把他們交還給舊式的階級身分教育者，而是讓他們立刻進入黨 內，上勞動線，加入衝鋒隊或黨衛軍，……全都利用一個象徵，德意志的 鐵鍬。…萬一某些地方還存有階級意識或身分自大狂的餘毒，就交由國防 軍繼續操練他們 2 年，…為了不使他們重道覆轍，我們馬上再次送他們進 入衝鋒隊或黨衛軍等單位，他們有生之年都不會再獲得自由了！¹³⁸

最後的那句話彷彿敲醒了沉睡的腦袋，狀似居處自由天平一端的德國人民，其實 也落入隱形集中營，這種渾然不覺的情況連原先尚能逃過國家權力宰制的教會亦 無法倖免，家庭、學校、公共場所…等，人們生活的空間都留下行軍者踏過的足 跡。

在我們的世界上，幾乎每種意識形態和每一個組織形式都認為自己就是宇宙

136 卡蘿拉．史坦( Carola Stern)、英格.柏德森( Ingke Brodersen )編著，李雪媛、呂以榮譯，《希特勒 草莓：屠殺、謊言與良知的歷史戰場》（Eine Erdbeere fur Hitler）（臺北市：商周，2006），頁 71。

137《瑪卡．麥》，頁 222。

138《希特勒草莓：屠殺、謊言與良知的歷史戰場》，頁 82。

真諦之所在，都想把自己所認知或內心所欲策畫的視為唯一形式，並以等式推演 並加諸於他人身上，如果必要，不惜使用如同武器或集中營式的強制手段。1933 年，第一座集中營「達浩」（Dachau）的建立，開啟了日後其他集中營的樣版，然 而，重要的不在於樣板的塑造，而是空間意象中死寂與初生的互動氛圍。當集中 營建立的開始，對納粹有「生」之喜悅，而「死」之陰霾則降臨在猶太人身上，

普利摩．李維回憶起集中營的日子時：「現在看來，那些被關押的歲月就像是一系 列的「拍立得」照片、奇怪的滋味和混濁的氣味。茅坑的臭味、汗味、劣質菜湯 的味兒、在阿拉赫（Allach）的死人味、四月份來的那批人傷病的氣味、巴伐利亞 鄉村鮮花盛開的味道……¹³⁹」這樣的味道的確令人不舒服，而最後提到鮮花盛開 的味道，無疑象徵了一種渴望，渴望再見到自由，渴望讓花香驅除意識上的夢魘。

《與狼共存》中，我們見到米夏另一種嗅覺的記憶：

我能跟隨味道走。我的嗅覺異常靈敏，是一般人所沒有的。對還是小孩子 的我來說，每個我所穿越的國家，都有其各自的味道，德國發出恨的臭味，

波蘭是死亡的味道，烏克蘭是狼的香味，而對南斯拉夫，我只留下乾燥的 石頭味。在義大利，到處是泥濘和雨水的味道。¹⁴⁰

這樣的記憶，其實也呈現出當時的時空裡有一座更大且隱形的集中密室，因著戰 爭、因著國家政體本身的集體意識，讓空間的氛圍有了變異，居處期間的人們或 多或少已陷入感官麻痺狀態，但對於尋求存活機會的人卻可以在穿越邊境時分輕 易地覺察出來。以生存條件而言，遇及看得見的敵人起碼有反擊或自保的可能，

但落入「看不見的敵人」－－「意識迫害」手裡時，無疑是讓人們「拿預期的恐 懼動員」，伴隨著政令的頒布，宛如飲鴆止渴，猶太人亦以漸進式的方式習慣命運

139《滅頂與生還》，頁 101。

140《與狼共存》，頁 185。

的動線，孤立、遣送、集中、挑選、滅絕，我們可以說正如同暴力一樣，是不需 要藉口，而且它以一種「純淨」的形式存在於生活實踐中，彷彿就是吃飯穿衣的 一部份。一種縈繞不去佛洛伊德式的「家常的恐怖感」(uncanny)¹⁴¹。當暴力施加 在身體時，內心亦承受信仰疑慮，兩者交錯在個體意識形成一種撕裂的抗衡時，

其實也正進行另一種意識上認同，「我就是猶太人，這就是我的命運。」因而失去 了奮鬥的理由，開始走向死亡。如同《聖經》裡最震撼人心的章節：人們把孩子 做為祭品，而猶太人的歷史就是從以撒免遭獻祭開始的。對此，相信這即是猶太 人命運的全部寫照¹⁴²，無論經過多少世代的更迭，成為擺脫不去或是習慣性的「意 識」獻祭。

那個變成軍人、遭敵軍射中頭部卻大難不死的卡爾，被囚禁在美軍戰俘 營中數星期。當他在返鄉路上，穿越滿是斷垣殘壁的土地時，方才恍然 大悟，這些他從少年時代便唱慣的、以祖國之名所發生的一切，結果竟 是在他小時候的滿腔熱情下所不敢想像到的。¹⁴³

戰爭嘎然而止的那一刻，象徵國家機器暫停運轉，人們從「錯信」(la mauvaise foi)中甦醒，它並不全然為虛假謊言，而是一種介於真誠和欺騙之間的狀態。是故，

戰火停息後，廢墟空間留存有散不去的記憶：破敗的家園、粉碎的意識、泯滅的 人性……，一連串繼之而起的重建恐懼如同《追憶似水年華》那有名的開場白：「再 也沒有比孤獨的無依無靠的呼喊聲更讓人戰慄了，在雨中空曠的黑夜裡。」相對 的，塑造這一切的野心家，其實也是陷在自己的意識當中，脫逃不了對權力的渴 望，而關乎「權力」的解釋與論定，如同薩伊德曾問的：「一開始時想像出權力這

141 轉引自王德威序，〈傷痕即景，暴力奇觀－－余華的小說〉。余華著，《許三觀賣血記》（臺北市：

麥田，2002），頁 18。

142 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埃利．維厄瑟爾(Elie Wiesel)著，胡洪慶譯，《兩種聲音 的回憶：密特朗與維厄瑟爾的對話》（臺北市 : 麥田出版：城邦文化，2000），頁 41。

143《希特勒草莓 : 屠殺、謊言與良知的歷史戰場》，頁 100。

個概念的原因是什麼？某人想像權力的動機與他最後獲致的形象，這兩者之間又

個概念的原因是什麼？某人想像權力的動機與他最後獲致的形象，這兩者之間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