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色星星的摘除

當國家機器瓦解，集中密室開啟後，在隨之而來的重新檢視中，人們從大屠 殺的劫難走出，然而，世人對於邊緣場域的發聲體是否有了更為開闊的對談空間，

這些以女性為主體的書寫作品，是否也有了新的使命，將於此節中進行討論。

《數星星》裡記述了曾經是猶太人身分的黃色星星，那是「大衛之星」，「大 衛之星是猶太人的象徵，原來的含意是『大衛的盾牌』。『大衛』也是一個無比 的勇士¹⁶³」。然而，希特勒因著生長背景所遭遇的經歷，讓他爲猶太人帶來許多 意識上的假定與迫害，他曾經很明白地表示過，在時鐘敲第十二下以前，在猶太 人聽到最後一下以前，把他們全部都消滅：

「我這一生常常印證預言，而且往往引來他人嘲笑……但是今天我再度成 為先知。萬一歐洲，乃至世界各國的猶太財主引發另一波世界大戰，最終 的結局將不是布爾什維克分子征服全球，也不是猶太人的勝利，而是歐洲 所有猶太人的滅亡。¹⁶⁴」

他所展現的行為如同將自己「神化」，並且將上帝給以色列祖先大衛王的賜與，翻 轉形象後給了猶太人標記，我們亦在作品中見到當時的人們試圖擺脫此印記的可 能，然而，離開了當時的時空，原本我們以為這就像在文句末了畫下結束的句點 或是聽見樂曲終止的的末拍，只是，這一切似乎尚未結束，我們從《與狼共存》

裡看見：

我們搬家了，因為鄰居在我們的大門上及信箱刻上大衛之星。……莫

163《數星星》，頁 49。

164《安妮的故事》，頁 104-5。

里斯知道這種情況下的我，會氣得把槍拿出來。…我敏感到只會用暴力來 回應暴力。我一直很怕恐怖的納粹再度回來，而且人性竟然能製造出這種 恐怖，所以必須要徹底屏棄任何類似的情境。¹⁶⁵

戰後多年，米夏的生活仍舊湧入這表徵的印記，人們改變嘲弄的方式卻又能輕易 喚起恐懼，這顆黃色的星星也許只是從外表的衣物上拆卸，卻未徹底從內心摘除。

除了有來自人們尚存的貶抑意識，但更為需要留意的是米夏對於這些意識的恐懼 亦未撫平，是否，我們可以像個勇士，為自己出征，找回邊緣的發聲權。於是，

我們要說，角度的辨證，是一種思考的可能，是引領逃離動線的熱情，或許就像 斯賓諾沙《倫理學》的結語：「引領向自由的道路現在看來似乎很困難，但是還是 可以找得到的。」當然，不容易找到的事物必然是困難的。只是，解放就在眼前，

可以毫不費力地到手，人們卻又對它視而不見。不難想像殖民者（迫害者）不斷 為被殖民者（受害者）塑造形象，而被殖民者（受害者）竟也因之塑造自己的形 象，這當中的微妙關係，存在黑人與白人的世界，存在猶太與納粹的思維，也存 在我們念茲在茲的這片土地，為了掙脫「被殖民者（受害者）的集體無意識」，與 其讓新的語言、文化、記憶甚至是人格進行翻轉，或許，除卻內心自卑、毫無自 主的意識抑或微妙的依賴情結才是最為主要的。對此，筆者認為意識的翻轉是可 行的，所以人們應當嘗試逃離社會體制或意識上的階層體系，嘗試「離開」既定 的社會階層，改變當中的從屬位置。

一如《安妮的日記》，我們看到她正為自己發聲：人可以保持沉默，卻不能禁 止他的意見，就是年齡還太小，也不能禁止他說出心裡的話¹⁶⁶。一個時代的真實 印記與面貌常是留在那吃盡苦頭卻少有發言權的人們身上，相較於該時代興起的 中產階級，位居社會底層的人們其實勞勞碌碌於生活當中，單純的只渴求能維生

165《與狼共存》，頁 232。

166《安妮的日記》，頁 192。

的機會，也或許是這種「向來如此的」的心境，縱然他們必須佩帶起黃色星星，

依舊對生活充滿信心，畢竟就只是想「活著」。於是，我們從安妮的身上看見那曾 經屬於人們該有的熱情與堅持，

我太傻，自己的理想無法實現，卻也不能全部割捨，想想真是不可思 議。我一直抱著理想也是因為相信人類本善，固執著善有善報。我實在不 能夠把自己的希望建立在混亂、不幸與死亡的基礎上。

我看到世界正在逐漸地荒廢，說不定我也會被破壞，我聽到暴風雨逐 漸逼近的聲音。我的身體能感受到數百萬人的痛苦，雖然如此，當我仰望 天空時，所有的一切又恢復正常，此種殘虐也已結束，和平與安靜將會再 度降臨人世吧。

為了等待那個時刻，我必須堅持我的理想。不久，實現裡想的時機也 會到來的。¹⁶⁷

縱然外在的空間留給人們邊緣的區塊，甚至在行動與意識中進行一場場的迫害，

也許安妮感受的痛苦像是隱形的，但在隱密之家外的空間中留下的卻是無法抹去 的記憶，她試著在自我意識中以堅持的勇氣面對並捍衛這一切，或許如她所說「年 少比年老孤獨」，但是，因著她的誠實，對自己的誠實、對每個人誠實。她什麼都 想知道，任何事都看得很透徹，在她的文字書寫中，真切的留下生命的記錄，也 許「誠實」審視的背後總有拆解不完的謎題與謊言，更或者在堅持立場的時刻遭 逢反擊，而反擊的力道絕對是一次比一次大，甚或讓人成為荒野孤軍，但如同她 在書裡所留下的文字，因著文字而起的思考模式，是對抗人生虛無與孤獨的利器，

即使在灰色地帶，也不致茫然。

在《來自無人地帶的明信片》中，潔楚也再次提醒我們：「我沉默地聽著這一

167《安妮的日記》，頁 307。

切，而且越聽越生氣。據說荷蘭人性格中有個特色，就是『商量』。但是這攸關生

168 艾登．錢伯斯（Aidan Chambers）著，陳佳琳譯，《來自無人地帶的明信片》（Postercards from No Man’s Land）（台北市：小知堂，2001），頁 89。

169《來自無人地帶的明信片》，頁 93。

170 維金尼雅．吳爾芙(Virginia Woolf)著，張秀亞譯，《自己的房間》（臺北市：天培文化，2000）。

頁 190。

話語生產模式與社會再生產的之間的差距，話語實踐可以是一種系統，也是一種 逾越，同時蘊含了書寫主體與歷史的新的眼光。¹⁷¹」以米爾雅．培斯樂為例，透過 她作品中的書寫軌跡，在《瑪卡．麥》與《狗兒沉睡時分》藉由差異的觀點產生 不同的思考空間，有別於此研究中的其他文本，《狗兒沉睡時分》試圖從我們所熟 悉的猶太受害者反轉至德國人的觀點來做思考，大屠殺事件帶來的影響絕非單 向，因為那是德國人與猶太人共同居處的時空，所以當約翰娜對於祖父的過往重 新檢視，父親大怒「為何你一定要吵醒沉睡的狗？」，母親的態度則是「你得忍受 並原諒許多事、忘記許多事」，法西更老師：「講出來，並去承認它；不公就是不 公，罪過就是罪過」，而男友丹尼爾「不要聽、不要看、不要說」，對此，約翰娜 還嘗試調換角色，在與雷文女士的孫子多隆發生性關係時：「直到很久之後，當她 有能力去思考發生的這一切時，她才了解他們兩個都在玩遊戲，不是那種天真愉 快的遊戲，而是去傷害對方心靈的致命性遊戲，一種角色對調的遊戲，彷彿想藉 此去抵銷某件事的發生般。¹⁷²」無疑的，我們見到書寫者所傳達的訊息在於誠實 的面對已發生的事實，進而以尊重的態度面對人、族群、國家等，因為縱使調換 迫害者與受害者的角色，如同目前在以色列境內猶太人對巴勒斯坦人所做的，只 是讓這一切繼續上演。當猶太散文作家兼詩人的愛蓮娜．柯雷普費玆哀悼安妮．

法蘭克時，她提到：

我現在相信，尋常性是我們最珍貴的事物，而當年華沙猶太人奮起抗爭 的，爲的也是這個。我談的不是什麼高貴或抽象的理論，只是主張，人 有權繼續過一種有目的感、有自我價值感的生活---一種尋常的生活。我 們今天齊聚在這裡哀悼的就是這種尋常性曾經有過的失落。¹⁷³

171 引自李桂芳，〈現代圖式的形變——關於啟蒙、革命與頹廢的辯證，中國 1930〉。

172《狗兒沉睡時分》，頁 214。

173 馬克．艾里斯(Marc H. Ellis)著，梁永安譯，《一個猶太人的反省》（Israel and Palestine out of Ashes:

the Search for Jewish Ident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新店市 : 立緒，2005），頁 52-3。

一種尋常的生活，是單純而輕易即能掌握得到，只是，慾望的擴張將人們推向虛 無的置高點，殊不知優越心態帶來的歡愉是短暫的，同時為了滿足渴望勢必繼續 競逐，或許，「尋常性」的回歸可以說是對那個時代的傷痕、對這個時代的失衡最 好的療癒。當時，強加的貶抑標記是被迫接受的過程，時至今日，另一種無形的 印記正在形塑，恰如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提到資本主義社會整體的關鍵隱喻（metaphor），我們在商品交易、流水線的機械 生產與媒體密布的過程中¹⁷⁴，其實也成為被消費的商品，渾然無所覺。然而，生 活的本質有其該存有的意義與價值，為此，黃色星星的印記方能真正摘除，此刻 的我們也才有機會從「物化」的個體中走出。

「大量的西藏避難者，在那裡修建了自己的寺廟。尼泊爾村莊的建築是 一幅美麗和諧的圖畫，農民們在門窗的柱子刻了花紋，我絲毫未覺得他們 的村莊比起在身後的現代城市有什麼不如。我在這個村莊，似乎回到從 前，看到我們的祖先是如何生活的¹⁷⁵。」

也許，這是作為對於不被重視的邊緣尋找可能成為出口的一種方式，不可否 認，歷史一再上演，重複的事件加上新的變異，產生出一種龐大的混合體，反之，

尋找解答時，走返孕育的自然本身，進而回溯既往的回應，從中拆解、發現，進 而再次組合，透過單純的勇氣所蓄積的信念與力量找回有目的感、有自我價值感

尋找解答時，走返孕育的自然本身，進而回溯既往的回應，從中拆解、發現，進 而再次組合，透過單純的勇氣所蓄積的信念與力量找回有目的感、有自我價值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