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第三節 國家認同的形塑 國家認同的形塑 國家認同的形塑 國家認同的形塑
由於臺灣當時在國際外交上的挫敗和生存危機，所以政府開始有計畫地拍攝足 以「激發愛國意識」的政治宣傳電影，藉著抗日的題材，訴諸民族意識。這些政治 宣傳影片所描述的抗戰愛國題材，不論是英雄們在戰爭時表現的智謀和英勇，或 者是民眾們在戰亂下承受的苦難和傷亡，不斷地再現這些過去歷史的目的，就是 要建構一個同仇敵愾的國族記憶，塑造一個「想像的共同體」。透過電影的觀賞，
民眾們在光影交錯的戲院中，激起愛國家、愛民族的熱血，在這一場歷史上最終獲 得艱難勝利的戰爭中，重拾對國族、對臺灣的信心。政府也大力推薦這些愛國政宣 電影、組織民眾觀賞。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在立法院接受質詢時提到：「《梅花》
是一部有意義的電影，講民族團結，講血濃於水的故事。它表示出只要我們能團結，
就能抵抗強於我們很多倍的敵人。」高層的指示，機關的安排，社會大眾和學生們 紛紛進戲院觀賞，宣傳效果十足。
對於跟隨國民黨撤退來臺的外省籍的軍民來說，反攻大陸不只是一句政治 口號，而是寄託了對家鄉、家族的懷念，是斬不斷的親情和故鄉情。對這些遠離家 鄉、失去家族的游子來說，蔣中正不只是他們政治上、軍事上絕對的領袖，更是 他們寄託了情感的大家長，產生家族式的情感依賴。所以他們對領袖、國家、國民 黨產生「忠誠」，甚至相當激越的「貞節」情感，把對家鄉、家族的認同，拓展到國 家的層次。而且透過黨國精神教育的實施，把反攻復國的期望，更被國民黨集中在 一個人－蔣中正的身上。這些外省籍的軍民是蔣中正帶來臺灣的，所以他們的認 知也是「老蔣總統終究會帶他們打回大陸！」，46堅信蔣中正在撤退到臺灣之後，
所喊出來的「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事實上隨著 國際形勢的轉變，美國的外交立場也不支持臺灣的反攻大陸計畫。雖然「反攻復 國」的口號已經是不能落實的泡影，但是國民黨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和權力，
對內仍保持反攻大陸的宣傳。例如李中和作曲、精舒作詞的愛國歌曲〈反攻大陸 去〉：
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
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
大陸是我們的國土，大陸是我們的疆域；
46 陳國偉著，《想像台灣：當代小說中的族群書寫》(台北市：五南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7)，
頁 260~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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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國土，我們的疆域；
不能讓共匪盡著盤據，不能讓俄寇盡著欺侮；
我們要反攻回去，我們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反攻回去；
把大陸收復，把大陸收復！
但是早有如雷震等有識之士已經對反攻大陸短期內成功的可能性提出質疑，
47隨著時間的流失，以及國內外政治情勢的演變，在臺灣恐怕也會有越來越多的 人已逐漸對「光復大陸」的可能性失去了信心。因此政府利用這些以抗戰為題材 的愛國政宣電影，透過這一場歷史上以弱勝強、長期奮鬥，最終獲得艱難勝利的 偉大戰爭，重新拾起國人反攻復國最後必定成功的信心。也讓這些親身經歷過這一 場國戰的外鄉游子們，重溫人生中最艱辛、最輝煌、最自豪的經歷，再一次強化他 們忠黨愛國的情懷。而且對於在臺灣成長的外省籍第二代而言，這些父兄們切身的 苦難經驗，透過影幕上一場場感動人心的劇情和震撼的影音效果，讓他們感同身受，
有效的鞏固了他們對故鄉中國的想像，深化他們愛國、愛黨、愛領袖的情懷。48就 算是立場曖昧的本省人，49在戒嚴令、警備總部和白色恐怖的言論與思想的箝制，
以及「國語運動」50、「中國化」和「去臺灣化」的黨國教育薰陶灌輸之下，許多新 生的一代也開始和外省籍的年輕人一樣，學會認同被塑造出來的、自己從未踏入、
從未親身生活過的中國。
從 1949 年以來，自認為代表「正統中國」的國民黨政府，把臺灣當作反共 復國的基地，而不是安身立命的家園。不論是在大學或中小學教育中，不論是在 文學、歷史或其他的課程中，只有強調中國歷史、中國地理、中國文化、中國語 文……，臺灣只是附帶提及，甚至是被完全忽視的存在。為了對抗共產黨「破四
47 黃嘉樹著，《國民黨在臺灣 1945~1988》(臺北市：大秦出版社，1994)，頁 281~284。
48 班納迪克‧安德森提出印刷資本主義下的近代小說成為凝聚想像的共同體的重要中介。但相 比與易受干擾中斷、較不易計集中精神的文字閱讀，在黑暗密閉的電影院強迫接受兩小時的影音 密集轟炸，電影應該更能有效地塑造想像的共同體。從學習心理學的角度，視聽媒體也比講述和 閱讀會產生更高的動機、興趣和記憶保留。
班納迪克‧安德森著、吳叡仁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臺北市：時報文化 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頁 49～56。
49 對於當時在日本人統治之下的本省籍的同胞來說，中日戰爭（或者太平洋戰爭）所留下來的 歷史記憶，應該是和中國對立的「太陽旗」、「皇軍」、「皇民化運動」、「南進」和「臺籍日本兵」
吧！
50 這些老一代的臺灣人，他們坎坷的前半段人生，就有兩次無奈地被迫接受外來的「國語」（日 本語和北京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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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立四新」的文化大革命，國民黨政府更是宣揚自己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維護者。
這種「正統中國論」的主張，除了對抗中國共產黨，也進一步成為壓制臺灣意識 的理由。在黨國體制下整個臺灣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國化」
和「去臺灣化」。51臺灣的歷史教育是國民黨政府有心以「大中國意識」打壓「臺 灣意識」的產物。
翁佳音等人的研究分析指出自 40 年代後期到 70 年代產生許多以中華民國 論為基本觀點的史書，這些書的一個重要的特質就是去接連臺灣跟中國的一切關 係，尋找那種中國根源。這種現象透露以下三點訊息：
1、它不斷從血統、地理及文化上強調臺灣與大陸的關係。
2、它強調臺人的愛國情操、民族精神。
3、強調臺灣是中華民族復興運動的基地，臺灣地區的同胞應努力光復大 陸，解救大陸的同胞。52
對於 1949 年之後在臺灣成長的新生代而言，不論是對日本殖民地政府的記 憶和偉大祖國的記憶都沒有自己切身的體驗，只能透過父母親人口述和書本上的 知識。比較之下，日本殖民政府的記憶是被刻意封鎖的，臺灣本身的歷史是被忽 略的，只有中國的歷史經驗和記憶是被重視、被強調的。不可否認在國民黨政府 控制下，由中小學統一教科書所培養出來的歷史意識，充滿國民黨建構的集體記 憶，以及對國家團體和政治領袖的服從，基本上有達到一定的成效，因此不論本 省籍或外省籍的新生代，有不少人對中國國族都有相當的認同感。53
臺灣在戰後成長起來的新生代，有著在類似大環境下生活的共同體驗，接 受相同的國民黨塑造國族認同的學校教育與社會教化(包括本文所研究的抗戰愛 國政宣影片)，有相當明顯效果的同化作用，在某種程度上減低了省籍差異的影 響。面對 1970 年代臺灣的變局，戰後的新生代不論本省籍、外省籍，都將其視 為國族的危難，是因為他們都接受了國民黨的民族主義教育，灌輸了忠黨愛國思
51 一直到解嚴之後，臺灣主體意識的思想逐漸興起，國民小學才開始強調母語教學，國民中學 才有《認識臺灣》社會科教科書的出現。近年來臺灣推行的教改政策，已大幅提升學校教育中介 紹臺灣史地的比重，社會上也充滿有關臺灣的書籍或影視作品。
52 翁佳音、薛化元、劉燕儷、沈宗憲編，《臺灣通史類著作解題與分析》(臺北市：業強出版社，
1992)，頁 136。
53 蕭阿勤著，《回歸現實：臺灣 1970 年代的戰後時代與文化政治變遷》，頁 87～91。
Ricare W. Wilson 著，彭懷恩譯，〈本省兒童與外省兒童政治態度之比較〉，《仙人掌雜誌》(台 北市，1978.01)，第二卷第四號，總號第十號，頁 163~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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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精神，刻印了中國國族的歷史記憶，對年輕一帶產生同化的作用，於他們的 父祖輩有相當的差異。
不論是以中國的歷史或民間傳說故事當做電影題材，它的劇本裡的時間背 景發生在中國，故事的空間背景也是發生在中國，電影中到處都是中國的人物、
中國的語言、中國的習俗、中國的思想、中國的文化……，透過這些電影敘事，
使得臺灣和中國連結在一起，對中國的國族意識和認同就無形中深刻的灌輸在觀 眾的腦海中。
臺灣光復後以中國歷史為題材的影片，無論是《秦始皇》、《武則天》、
《鴉片戰爭》等，電影中顯示的是「中國」的過去、「中國」的生活、「中國」
的文化、「中國」的地理、「中國」的地理，影片強調中國文化的民族大義，就 是建構中國意識與國族認同，將臺灣與中國歷史連結起來。這些電影裡文化建構 的過程，也就是將臺灣人中國化的過程。
以八年抗戰為背景的愛國政宣影片，對於曾經親身經歷戰亂的上一代外省 籍觀眾，似乎就是自己的故事，最能引起他們的共鳴。其他的觀眾，也透過銀幕 上發生在中國的戰亂影像，上一堂中華民族抵抗日本侵略的現代史，喚起中國人 的共同受難經驗，讓他們感同身受，成為大家的集體記憶，以激動民族意識，建 構出一種新的國族關係，顯現中國人與日本人，或臺灣人與日本人的對立。所以 對臺灣人而言，中國人成為「我者」，而日本人則成為「他者」。國民黨成功的 利用學校教育與社會教化，同化臺灣人，建立有效的中國國族認同感。
以八年抗戰為背景的愛國政宣影片，對於曾經親身經歷戰亂的上一代外省 籍觀眾，似乎就是自己的故事，最能引起他們的共鳴。其他的觀眾，也透過銀幕 上發生在中國的戰亂影像，上一堂中華民族抵抗日本侵略的現代史，喚起中國人 的共同受難經驗，讓他們感同身受，成為大家的集體記憶，以激動民族意識，建 構出一種新的國族關係，顯現中國人與日本人，或臺灣人與日本人的對立。所以 對臺灣人而言，中國人成為「我者」，而日本人則成為「他者」。國民黨成功的 利用學校教育與社會教化，同化臺灣人，建立有效的中國國族認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