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國會聯絡人工作內容與職務分析
場所設想而「便宜又大碗」；同樣地，政策行銷之前，國會聯絡員得先確認這 是合理的軍購規劃，軍備局應先從說服聯絡員開始，並須能夠接受聯絡員提出 的質疑而作具體解答或修正，這樣才能進入立法院實質的審議程序。
國會聯絡員應就立委對於民意回應的立場，進行資料蒐集，經過分類編號、
事實查證、記錄建檔、研判分析等程序之後，始能成為可用資訊。針對政策合 法化過程中的包容性、排除性、說服性等三種政策策略方法，藉以檢視國會聯 絡員的角色扮演，並予檢證是否可能產生政策僵化、政策困窘、政策滑移、政 策停滯、政策牴觸、政策兩難的問題。
良好的政策溝通者可使無意義的消息或管道訊息，透過由下而上方式將片 段的底層資料，將問題結構化的重組、過濾為可用資訊，利用由上而下策略指 導來看資訊，成為有意義符號，經由決策途徑之選擇而成為共識的主張。換言 之，當蒐集來的資料經過技術性處理過後，需要有層次、分段的簡要論述事件 的發展，然後匯集成一個政策主張。
國會聯絡人在傳遞國會資訊至決策高層時，必須先行分析事件的背景與因 應作為，以讓決策高層能適時的了解與深入，這一個層次的訊息傳遞是非常重 要的。通常也使國會聯絡人最感壓力的一個溝通層次，因為他們要面對體制上 的高層及試圖說動他們並獲得支持，優秀的國會聯絡人抗壓性要夠，能夠掌握 每位立法委員立場及問政態度，一個貧乏的對話窗口，將會影響對立法委員做 最後回應及支持態度。尤其，筆者冀望擔任稱職之軍事機構國會聯絡人者，務 必將顧問、發言人、協調者以及情報官的角色全部融合。是故，若無來自國會 方面的「第一手資訊」，軍事機構國會聯絡人將無法提供軍種長官及領導階層 合理的建議，來因應其所提出面臨可能被否絕議案的風險；蒐集並分析國會相 關的訊息，及早在事件爆發前督促主管單位做參考、因應，如此能使軍種單位 在和國會接觸時，不僅能滿足國會與軍種雙方面的需求，更可使長官們在接觸 時預作充分的準備與評估(郭銳，2004)。
第二節 政治不確定性影響國會聯絡工作難度之分析
政治不確定性對立法者構成嚴重的隱憂。有遠見的選民自會評估未來立法 利益與成本的持久性，並據以決定未來的選舉支持度；多數選民卻不見得如此。
此種投票趨向對政府不能運作來說是頗耗成本的，蓋因多數民意代表均以連任
為首要考量，然其均無法保證其選民得享有永久性的利益。執政黨為確保選民 的支持度，它必須設法使選民相信，為其追求的利益在未來是將盡其所能努力 實踐的。換言之，政治人物(國會議員)乃增加自己的背信成本，並增加執政後行 政機關聯絡單位的工作困難度。
在理性選擇邏輯推演下，立法者的活動乃尋求連任動機下之目的性行為。
以政策層級性來看，立法機關的決策能量亦有一定限度，故不可能於政策細節 上作過多著墨。包括政策的專業與複雜性、行政與立法的關係，以及委員會的 運作效能等因素，均可能影響立法機關的授權決定。授權立法是多數國家政策 制定的常態。然而，立法機關並不因此而未退去其固有的監督角色。代理問題 與利益不確定性，可視為兩種恆定且必須克服的授權成本。立法機關若能善用 各種事前與事後的制度安排，將可減輕代理損失的成本。同樣地，立法機關若 能鼓勵公民參與政策制定，亦可減輕立法利益不確定甚而衝擊選舉支持度的難 題。依此而論，效用極大化的立法者必須面對一個嚴肅的課題，即有關如何建 構一套程序規則，以減少判斷官僚人員政策悖離上所付出的學習成本。對此，
相較於直接監督的成本負荷，「程序控制」遂成為一種經濟化交易成本的設計。
蓋其在克服立法技術障礙之際，也能輕易地從選民身上獲悉行政決策的相關資 訊。儘管如此，這樣的控制機制是否有效，仍須進一步地從「選舉政治」角度 來觀察。由於存在政權不確定性之隱憂，現勢聯盟可能必須藉由放寬裁量基準，
來提昇既有政策的延續性。惟更重要的是，倘若程序控制的機制，能兼容政治 控制與機關專業的二元需求，便可有效地調和民主與官僚之間的緊張關係。顯 然地，此論點亦呼應了當前政策理論對公民參與課題之重視。
在國會為國家機關之一，應確保國會的運作能力的前提下，對於選舉制度，
國會運作與國會內協商機制的設計，會傾向支持「國會政黨化」的改革方向。
即由政黨先形成與凝聚民意，以其為選舉的主要對象，並於其進入國會後，以 黨團為國會運作的主要推動者，在國會內發生歧見，必須協商時，也以政黨為 主要的協商對象。為了確保國會的工作效率，今天的國會已不太可能再由一群 沒有先經組織的個人來組成－甚至是小黨林立的國會，也可能影響國會的議事 能力－，一切議題皆在院會上進行討論與作成決議。所以透過政黨先將民意加 以組織，並透過政黨對國會的工作加以分工，對今日任務日益繁重的國會而言，
絕對有其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