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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機械複製時代下的手工藝品

第三節 城市與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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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香港特區政府尋求同樣的邏輯,將香港作為去政治的空間,並訴求讓香港 繼續成為金融中心,拆除香港過去殖民標誌的建物或香港舊區,香港市民的抗 議行動不僅顯示出對抗全球化的本土運動,其實也延續對比中國民族認同的

「香港人」身份認同。

〈照相館〉裡最精彩動人的一段是阿娥頻頻回顧照片裡人物的身影,如同 展開手卷般回顧生命過程、家族離合,以及照片的源頭「黑房」:「一個幽幽 的人臉從空洞洞的盆子裡鬼魅似地顯露出來」,但阿娥最不喜歡黑房,於是

「黑房她是不願進去的,也不去抹灰塵。平日關上門好像也可以把一切陰森森 的東西關在裡面」230,陳智德解讀,「西西把回憶和歲月變遷中的人事更迭,

化作照片與底片的關係,以至鬼魅的想像,塑造真幻交疊的觀念世界,流露了 一點對死亡的恐懼,也對應著現實中即將清拆的居處和老店。」231,他也認 為,小說中最後一段:西西特意安排小女孩上門詢問拍學生照,阿娥指示她另 找他店,小女孩的扣問和白髮阿娥的拒絕,使得「小女孩成了零符號,教未來 的意義懸空於此」,意味著精神、信念傳承的斷裂。

對照西西在《飛氈》結尾對下一代充滿樂觀、放心的語調,如本章第一節 所分析的結果,與〈照相館〉的「婉拒」迥然不同,筆者認為這是寫作機器再 次在其他路徑「解體」的過程,寫作機器在城市劃定的疆界內再次解疆域,透 過切斷、分解,再次與其他欲望機器結合、組成,如此一來,寫作機器才能解 構宏大的資本主義機器。西西透過寫作,其實無非是再次提醒讀者反思富裕的 榮景裡,國家機器透過資本主義機器再次疆域化了香港人對自我身份的認知。

第三節 城市與女性

西西的城市書寫,除了肥土鎮系列和《我城》之外,還有一條與女性有關 的寫作題材。關於女性題材,其涉及作家自己的生命經驗,也涉及作家如何在 國家機器、社會機器等透過無形或有形的規範下逃逸出去。在作家寫作歷程 中,可歸約出關於教師職業、殘缺女體兩大主題,前者是關於作家本身的職 業,作家將抽象的生活經驗轉化、編譯成具體的文學作品,後者則關於作家罹 癌、年老女性的生命經驗。這些主題所觸及的議題眾多、細瑣,得知於作家在 日常生活中無所不編碼、再疆域的資本主義機器、國家機器,不停地反思、解 疆域。

女性與教師職業之間的關連,其中隱藏著性別政治的議題,而這性別與職 業之間的差別待遇來自於社會機器對女性的刻板印象。社會期望女性具有賢

230 西西,〈照相館〉,《白髮阿娥及其他》,頁111。

231 陳智德,〈 解體我城:由《我城》到《白髮阿娥及其他》〉,《解體我城:香港文學 1950-2005》,頁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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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乖巧的女性形象,男性具有積極、冒取、勇敢的男性形象,前者連結的物 質環境為家庭空間,後者則是家庭之外的空間,儘管社會機器給予男女角色和 形象的定義因時空而改變,男女性別皆可在家庭內外佔有一席地位,但社會機 器仍社會機器透過各種物質、心理、空間建制來影響性別。性向、職業的選擇 便是其中一項。

Greenhalgh在八○年代的研究232指出,在亞洲發展中國家,家庭資源有限,

因傳統觀念重男輕女的關係,常常以兒子的利益為依歸。因此女性在教育上,

總是先被犧牲的一群。 這樣的情況隨著經濟的富裕,女性的教育機會和水平大 大改善,根據香港社會系學者敖恆宇的研究,指出女性在一九七六至一九八六 年這十年間更多香港女性完成高中以上的學歷。不過,他也指出在教育選擇科 目上,兩性有著相當大的差別。例如,女性傾向讀文科、教師、護理等方面的 課程,男性則選讀理、工、醫等學科。其中的差別,敖恆宇指出「社會變遷所 帶來的家庭、價值觀念、教育體系(特別是高等教育的發展),以及勞工市場 內的變化,深深地影響個人選擇的機會及限制」233。從問題的根源來看,實為 社會機器對性別壓抑所形成的結果。

西西很早就在作品中描述到男、女性別在家庭、社會上的不同待遇。西西 的自傳性小說《候鳥》就提到,素素的表妹阿惠因為家庭經濟的關係,只能負 擔一個孩子的學費,於是阿惠的母親決定讓阿惠的弟弟念書,阿惠就去工廠當 女工234。《候鳥》並提到中國人對女性有傳統的刻板觀念,女性與家庭、生 子、賢慧特質有關,因此認為女性的教育程度不必太高,《候鳥》裡的洗衣婦 阿彩就這樣認為235

《飛氈》裡曾如此刻畫兩代女性:葉重生和胡嘉、花豔顏,這幾位女性身 上就可看出不同時間上的女性地位。根據書裡所描寫的情節對應歷史,胡嘉和 葉重生大概是十九世紀末期出生,成長於二十世紀初,因為葉重生和胡嘉曾瞞 著父母到百貨公司應徵女售貨員。香港首次有女售貨員是一九○○年,茶客打 趣地叫葉老闆讓葉重生應徵《莊子試妻》的女主角,已跳到一九一一年236。西 西曾這樣描述過那時社會對婦女的觀念,女性不得進出公共場所,需在家相夫 教子,女性的工作也被侷限在某些特定的職業。例如葉老闆常去的茶樓只有男 人才能去,葉老闆的家具工廠也是婦女少進出的,女性只需要在家裡繡花、煮 飯,女性在當時能做的工作,無外乎是女傭、紡織場女工,體面些的職業就是

232 Susan Greenhalgh, “Sexual Statification: The Other Side of Growth Equity in East Asi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11, pp.265-314.

233 敖恆宇,〈高等教育與性別平等:香港的情況〉,18:2《香港中文代學教育學報》(香港,

1990.12),頁109。

234 西西,《候鳥》,頁194-195。

235 西西,《候鳥》,頁279。

236 關麗珊,〈徹底美化了的時空〉,31:8=368《明報月刊》(香港,1997.8),頁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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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士或教師237。還是中學生的胡嘉正是反對這種觀念,才偷偷瞞著父母親到百 貨公司上班,她也不懂為什麼社會上尊敬當護士的女性,卻鄙視當戲子或銷售 員的女性。不過,當時候的社會也有不合一般社會觀念的女子,例如葉重生的 乳娘欲自立更生而離家當幫傭,或者照相館也出現一些新潮的女性,女扮男裝 地來拍照,也看得出來其實香港的社會風氣正逐漸改變。

西西亦描寫到戰後香港的女性,以《飛氈》的花豔顏說來,戰後之後,女 性的教育機會又更多,花豔顏可以念教會中學,來自戰後內地的花豔顏表妹李 麗蓮則念龍文中學,但是中學畢業的女子仍舊只有護士、教師兩條就業方向。

花豔顏和其朋友程錦繡都決定報考師範學校。一方面,大量這是香港社會的需 求,戰後香港人口大量增加,政府不斷加辦小學和師範學校,解決孩童就學問 題。香港在七○年代初完成小學的普及教育,七○年代末完成初中的普及教育 制度238,社會需要大量的師資。另一方面,教師是國家的公務員,當女性能從 事教師行業時,不僅符合社會對女性形象的期待,也讓女性擁有穩定的經濟來 源。因此,《飛氈》裡許多女性人物都從事教職,例如花豔顏、程錦繡、李麗 蓮。

《飛氈》的李麗蓮彷彿是作者西西的個人寫照,西西亦在五○年代後期隨 著父母移居香港,於戰後的香港城市成長,受惠於由內地湧入香港的移民潮,

香港不論在教育上、工作機會、城鎮開發皆需求孔急,西西在教育學院畢業後 即投入小學教師工作。儘管教師與女性背後牽涉的是社會機器對女性欲望機器 的壓制。但女性是否屈就或侷限於現代性再疆域化於家庭的規範裡?女性是否 只能在社會機器劃定的結構內行走?就西西而言,她以寫作和文學的力量逃 離、抗拒此壓制性的拘束裡,西西與其文學作品所形成的寫作機器擴大女性與 社會之間的關係。

西西所寫關於小學教師的其他兩篇小說〈南蠻〉、〈代課〉,皆可看出作 家思考問題的社會面向,以及她試圖為女性版圖解疆域化的痕跡。〈南蠻〉涉 及香港人的身份問題,〈代課〉則是涉及九七前夕「準後殖民」的香港,其底 下的女性教師面臨的教學問題。

〈南蠻〉思考城市的文化認同的問題,其間也思考教師角色的問題。主角 胡不夷是個退休教師,故事的其中一條主線是關於身份的問題,呼應著香港的 政治和文化的身份。胡不夷的皮膚很黑,曾被一名老師問過是否為純粹的中國 人,她開始思考自己是否為中國人,後來在旅行過程中發現自己的長相與南蠻 人相似,又認定自己是南蠻人。而文化認同上,她又感覺自己當中國人是一件 非常好的事情,因為中國文化有四千多年的豐富歷史。故事最後,她又發現自

237 西西,《飛氈》,頁68-71。

238 劉蜀永,《簡明香港史(新版)》(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09),頁465-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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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是O型血型的人,因只有同樣血型的人可以捐血給O型血,她又不想當這樣的 人。經過一連串的混亂思考之後,胡不夷決定要當個快樂的南蠻人。〈南蠻〉

放在西西在城市的文化認同的思考脈絡上,是懷疑、追溯香港城市文化的初 期,下啟肥土鎮系列故事。

比起小說中出現的其他小學教師,胡不夷看來「大智若愚」,許多行為和 思考看來有些愚昧,例如胡不夷想寫對教育改革的萬言書、養了一頭駝羊當作 寵物、不願意當O型血的人等等,但實際上她比其他老師懷有更多理想,原因 在於她認為教育環境和制度不好,以升學思維為導向的教學讓她無法承受,使

比起小說中出現的其他小學教師,胡不夷看來「大智若愚」,許多行為和 思考看來有些愚昧,例如胡不夷想寫對教育改革的萬言書、養了一頭駝羊當作 寵物、不願意當O型血的人等等,但實際上她比其他老師懷有更多理想,原因 在於她認為教育環境和制度不好,以升學思維為導向的教學讓她無法承受,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