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香蕉天堂》的敘事模式與歷史意涵 31
第三節 多面向的證言：記憶與移動族群
在歷史發言的舞台上，官方論述及民間記憶之間的辯論不曾中止，即便是民 間記憶，伴隨著時代以及所處環境的差異，也是多面向、多重觀點的。1949 伴 隨政府來到台灣的外省人，按照階級、工作的不同，當然也有差異極大的歷史記 憶。
《香蕉天堂》以一種民間記憶的形式，呈現外省第一代移民來到台灣的經歷 與內心世界，當他們隱藏在心底的身分認同問題在解嚴後的大陸探親後崩解，四 十年來的壓抑一湧而出，形成一種強大的虛實交雜衝擊。這與官方多半強調的民 族國家情節，國共內戰的政治對立截然不同。除了《香蕉天堂》外，王童另一部 著作《紅柿子》、侯孝賢的《童年往事》，也都是描寫移動族群經驗，但所呈現的 視角、故事主人的境遇截然不同。另外，近年來口述訪談、傳記小說發行後引起 廣大迴響，書中所引述的內容，替移動族群的形象敘述多了一種證言。60其他如 新聞報紙中也可見相關資料，也將引用之。最後本人拜訪兩位 1949 當年從中國 來台的第一代移民，進行口述訪談，希望從不同觀點，來關照這一群移動族群的 自我追尋歷程。
王童另外一部作品《紅柿子》，延續其平和溫婉的通俗劇風格，紀錄童年回 憶點點滴滴、大家庭特有的親密感情、繁重的生計負擔、對姥姥的依戀與倚靠，
一段一段像散文般鋪排堆疊出重心。劇情呈現則是將在中國的記憶，除了柿子樹 上的果實外全部都設定為黑白；來到台灣柳暗花明，一切事物轉換為彩色，一個 外省大家庭從此在台灣落地生根。影片中的老祖母與母親，雖身處將軍之家，但 仍須為了生活上的柴米油鹽等家計到處奔波，時常發揮巧思以供應一家所需。
《紅柿子》呼應《香蕉天堂》片中的流離經驗，影片一開始的逃亡情景甚為
60口述訪談如黃洛斐、譚端編撰，《烽火‧離亂‧老士官》，台北市：甯文創，2011。傳記小說 如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齊邦媛《巨流河》、張典婉《太平輪一九四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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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實：
1949 年的上海，擁擠的碼頭擠滿逃難的難民、軍人、軍眷，沒有像將軍 一樣特殊階層人是苦苦等待，甚至被拋棄在岸邊。家裡的小孩子為了防止走丟，
通通在身上繫上繩子。
此段情節，也與本人採訪楊季康、夏玉夫婦所述相同。61可以得知外省人在 面臨戰亂時期，皆經過一場巨大的變遷歷程。這部影片可以說是王童對於成長過 程的追憶，當然其中也有刻畫成長的某些記憶，例如影片中孩子與姥姥去欣賞白 光與嚴俊的《血染海堂紅》，就是再現電影史華彩片段，別有文化傳承、暗室點 燈的涵義。62紅柿子緣自他姥姥收藏的齊白石名畫「五﹝世﹞柿其昌」。他著透 過本片召喚出 1949 的時代氛圍，不同於《香蕉天堂》寫的是小兵遭遇，《紅柿子》
寫的可以是王童家族故事，也可以說是當時另群人的一生。而呼應片名的柿子 樹、柿子畫則象徵一些失散的記憶，全片沒有太多政治悲情，的確是外省人早期 在台灣的歷史見證。63
侯孝賢的電影《童年往事》帶著濃厚的侯孝賢自傳式色彩，同時也凸顯了外 省族群對於本土的認同歷程。本片描述阿孝咕一家由中國遷徙至台灣，生活清 苦，小孩子混在本省孩子中長大，腳下踩著的土地也漸漸成為真正的家鄉，出現 此一族群在台灣繁延下一代，以台灣為家的意識。焦雄屏指出，主角家中成員老 中青三代對於台灣由老一代對中國濃郁鄉愁，如老祖母蹣跚的尋找回中國的路；
第二代的失意落寞，將台灣當作是過渡，連家具都買適於拋棄的籐製品；到第三 代成員在地情懷，拋棄上代人將「中國」當作故鄉的歷史包袱，與本省青年結合，
肯定自己「台灣人」的身分。呈現世代變遷中的政治意識。64陳國富認為《童年
61 夏玉提到當年在碼頭上船時，父母親用繩子將全家的孩子綁在一起，上了船後，還在船上發 現有人給追擊的共軍信號，讓共軍可以發炮攻擊船隻。詳見附錄楊季康、夏玉訪談紀錄。
62 藍祖蔚，〈白紙對青天─評王童導演的《紅柿子》〉，1996。
63 詳見焦雄屏，《台灣電影 90 新新浪潮》，頁 130。以及焦雄屏，《台港電影中的作者與類型》
﹝台北市：遠流，1991﹞，頁 40。
64 焦雄屏，《台港電影中的作者與類型》，頁 40、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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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片尾最後四兄弟凝視祖母屍體畫面，象徵另一個世紀的逝去。65陳儒修點 出本片的歷史經驗，指的是台灣島上的居民漸漸脫離中國意識的經驗：「所謂家 鄉的意義，已隨著世代交替有了變化。」66另外，李振亞曾對《童年往事》做出 空間歷史的詮釋：首先他指出片中家庭與社區隔著圍牆，是兩個沒有接觸的空間 環境，上一代人幾乎沒有跟家庭以外有直接接觸的管道，上一代人就「魯賓遜」
式的居住在這個孤絕環境中；相對於住於封閉場域的上一代人，下一代人就與周 遭空間互動密切，不論廟前廣場或是軍人之友社以及祖母經常性的迷路路線，都 是一種歷史經驗的空間建構。67作為一部以民國 50、60 年代為背景的電影，《童 年往事》除了清清楚楚呈現世代變遷中的政治意識變化，也的確提供了外省人從 想像到生根的另外一種民間記憶，成為時代的證言。
2011 年，聯合報刊出一篇老兵恢復姓名的新聞，老兵李玉冰當年從中國來 台後逃兵，冒名頂替「張蔚文」的身分超過一甲子，直到赴中國探親後才向板橋 地檢署自首，並申請改回本名。68這樣的情況，相信在過去這段動盪的時代中並 非罕見，並且與《香蕉天堂》影片的門閂、得勝改姓名情節相符合，亦成為另一 種時代的證言。
筆者透過拜訪第一代來台的外省人楊季康、夏玉夫婦，希望經由口述訪談的 形式，以第一手史料與《香蕉天堂》片中情節相互應證。69在流亡經驗上觀之，
楊季康提及：
空軍撤退那時候還沒有亂，我們是從北平到天津，再到塘沽上船，在上海 待了幾天，北京那時候很多地方已經失序，是上面的跟我們講如果你要願意隨著 國民政府撤退的，你可以到台灣，如果你不想撤退的，你就留在大陸。所以我後
65陳國富，〈《童年往事》─時代的記憶〉，頁 141。
66陳儒修，《台灣新電影的歷史文化經驗》，頁 63。
67李振亞，〈歷史空間/空間歷史─從《童年往事》談記憶與地理空間的建構〉。收錄於林文淇、
沈曉茵、李振亞編，《戲戀人生：侯孝賢電影研究》﹝台北市：麥田，2000﹞，頁 118-134。
68 詳見附錄：〈老兵冒名 60 年自首 全家將改姓〉。
69 口述訪談詳細記錄於附錄，在此僅擷取部分與電影情節相關連部分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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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有到上海跟媽媽見個面，就隨著軍隊撤退。
夏玉在說到流亡經驗時，則回憶以下情節：
我們來的時候是民國 38 年，1949 年的時候，逃難時當初先從北京搭飛機 到湖北漢口，再從湖北坐粵漢鐵路的車子，到搭火車到廣州，我們是逃進來的，
大家又嚷又叫的，都覺得好痛苦。我以前小時候最害怕的就是常常有噩夢，我常 為夢到自己抱著頭髮逃難。後來船開離開岸邊還會被砲擊，為什麼晚上他可以看 到我們?就是船上那個共產黨的間諜，他把棉被燃著火，站在上邊煽，後來他被 大家按下去，才把火撲滅。70
楊季康空軍出身，跟隨部隊來到台灣，夏玉教授出身華北大家族，在遷徙過 程中相對中下階層士兵或是難民較有優勢，但戰亂之中不堪的逃亡經驗，仍然使 得他們到今天仍感受到驚恐。
筆者詢問關於來台後的生活經驗，夏玉有深刻回憶：
我一開始很難過，因為去學校小孩都不跟我玩，無法我沒辦法溝通。我對 面家有一位阿姨，他家旁邊有種菜，我就去幫他種菜，就每天學他講話。一開始 都覺得有一些仇視的問題，覺得別人不友善。71
流亡至台灣的外省人，往往與本省族群較產生隔閡。在《香》片中門閂冒名 頂替李麒麟身分後，進入政府所安排的眷村居住，自己形成一個聚落。另外龍應 台來台後與本省籍同學易產生巨大疏離感，72都是流離經驗的具體表徵。但另一 方面，夏玉對面的本省婦女對待她也很親切，如同《香》片中，本省籍阿發一家 人善待得勝與門閂的情節。
此外，關於改名換身分的問題，楊季康回顧軍旅生活，表示：
就是說來臺灣，軍中比較多，資料不完整，所以軍中比較多，因為資料沒 有辦法比對，所以就冒名頂替，為了要來台灣的目的。就像是抓夫或被俘虜了，
70 詳見附錄：楊季康、夏玉訪談口述稿。
71 詳見附錄：楊季康、夏玉訪談口述稿。
72 參看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頁 34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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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在鄉下抓一些年輕的，所以這些情形是有的，所以拉伕可能是冒名頂替的，
就拉一個差不多的來進去的，適當可以打仗的。
夏玉則表示在教學生涯中，也曾經有目睹冒名頂替的情形：
學歷的經驗，這個就是一蹋糊塗，像我們學校有人說是北京農業大學，可 是後來去查也都沒有，可是他也教了一輩子的書。在戰亂的時候，很多學校也不 見了，所以很多人會說我的資料隨著太平艦沉了，因為我人先來的，隨著飛機來 的，所以很可能學校都不見了，所以你會發現濫竽充數的人一大堆。73
透過訪談，擔任過軍職的楊季康生明確指出軍中普遍有冒名頂替的情況，主 要是戰時資料散佚甚多，加上軍隊死傷眾多，部隊以拉伕補充兵員，也就不顧及 身份正確與否。夏玉則指出學校教職員中也有學歷偽造的現象，許多教職員的教
透過訪談，擔任過軍職的楊季康生明確指出軍中普遍有冒名頂替的情況，主 要是戰時資料散佚甚多，加上軍隊死傷眾多，部隊以拉伕補充兵員，也就不顧及 身份正確與否。夏玉則指出學校教職員中也有學歷偽造的現象，許多教職員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