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二節、 女性新聞從業人員的勞動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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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 Zoonen（1994／張錦華、劉容玫譯，2001）討論性別與組織環境的互 動時指出，新聞組織的編輯政策與風格有了轉變，新聞事件與人物特性要使觀 眾感同身受，變動的元素包括人情趣味、閱聽眾需求、主播的情緒投入及煽色 腥主義，市場化趨勢為女性開啟了可能，女性有更多被認可和發揮的空間，傳 統女性特質如親切、情感再度凸顯，新聞播報也成為一個適合女性的表演工 作。新聞業對陰性文化的肯定：面容姣好、富有同情心，女記者終於不必面臨 新聞價值與女性特質的衝突。只是，陰性特質最終仍是受貶抑的，父系社會中 對女性所喜好的評價都不高，這樣的心態也構成對市場驅動新聞業的鄙視
（van Zoonen, 1994／吳富盛、陳芸芸譯，2004）。
回顧歷史，女記者被視為創傷新聞的代言人，既認為她們更適合、更有能 力採訪創傷新聞，另一方面又貶低其理性能力。由此可知，女記者採訪創傷新 聞的經驗值得書寫，過去記者創傷研究卻少以女記者經驗為主體。為此，我將 以「sob sisters」為研究對象，探討採訪創傷新聞的女記者如今面臨了何種勞動 處境與壓力？她們在何種環境中奮戰？
第二節、 女性新聞從業人員的勞動處境
媒介產製過程中層層的性別結構困境，可能妨礙女性進入媒體專業與升遷 的機會之門，不僅如此，受社會文化與組織文化影響，女記者面臨的性別壓力 更是無所不在。本節將從新聞室的性別比例出發，接著爬梳職場中的性別處 境，最後提出許多已婚女記者的共同困境──家庭與職涯的衝突，以此理解女 性如何一步步被驅逐至新聞業之外。
一、新聞室的性別比例
台灣接受新聞傳播教育的學生是女多於男，實際在新聞業工作的男性卻多 於女性，至於主管比例又更為懸殊（翁秀琪，1994），女性新聞工作者居少 數，大約只佔三至四成的比例（羅文輝，1996）。2002 年調查指出，女性新聞 從業人員的性別比例為 40.62%，儘管女記者總數增加，位於高階位置的女性卻 依然很少，男性中的長官比例為 30.3%，高於女性 14.5%，男女平均工作年資 亦有差異，男性平均年資為 11.61，女性 8.68 年（劉昌德，2003）。不過，台 灣在此後十年間，並沒有進行大規模調查新聞從業人員與高階主管的男女比 例，因此無法確知性別比例是否發生變化。
美國的數據或許可作為參考。美國新聞界從百年前婦女數量開始有極大進 展，1900 年只有 7.3%的女性比例，1971 年增加至 20.3%，2008 年，女性佔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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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美國記者的 37%。如今，大學新聞系也以 64%女性比例占大多數，但在薪資 部分，女記者和其他職業的女性一樣，都只有男性薪資的 81%。尤其女性在新 聞界的進步落後於美國整體勞動力，2005 年，管理、專業等相關職位有一半是 女性，卻只有 24%的女性在新聞界坐上主管位置（Reinardy, 2009）。研究指 出，女記者比起男記者有更高程度的疲憊感，以及更低的專業效能感，女記者 較男記者更容易離開新聞工作（Reinardy, 2009）。
值得注意的是，性別與總年資及工作職級有關。資深的男性新聞工作者與 男性長官較多，年資、工作職級影響了工作薪資，女性的長官比例與平均年資 都明顯低於男性。意即，目前媒體並未採取「同工不同酬」的公然性別歧視，
而是工作環境對女性較為苛刻，導致女性流動率大，因此女性在工作職級、資 歷上不如男性，間接導致收入低於男性。性別歧視非直接展現在薪資決定，而 是在工作流動率與決定升遷上發生作用（劉昌德，2003）。於此，女記者究竟 面臨何種結構困境？以下將探討女記者的勞動處境。
二、新聞業的性別隔離
職業的性別隔離（sex segregation）有二，水平隔離（horizontal sex segregation）與垂直隔離（vertical sex segregation）。水平隔離是指工作地點、
部門、雇員有性別差異，例如擁有較高社會地位、強調「專業」的工作會被視 為「男性的工作」；女性被侷限在視為家庭責任延伸的工作，或是不被重視的 部門，例如行政部門或婦女、兒童、社教、生活、消費等主題（Kim, 2006）。
更重要的是，即使女性從事的是「男人的工作」，也往往被不懷好意地貶為
「花瓶」角色，被視為在做「女人的工作」（MacKinnon, 1979／賴慈芸等譯，
1993）。
蕭蘋（2004）訪問國內資深政治線女性記者提及，多數受訪者認為社會新 聞不適於女性，因為機動性高有安全考量，且常要上山下海、碰觸刑事案件 等。而傳統上採訪主任也理所當然認為，女性不適合犯罪和戰爭報導
（Sylvester& Huffman, 2002）。許多「女性的」職業被視為家庭中女性「天生」
能力的延伸，新聞室亦無法脫離於社會文化，她們被賦與情感的任務，而男性 則執行理性角色，並因此有較豐富的政治經濟與物質資源。如此一來，女性得 依賴男性分配資源，執行情感性的角色。此性別分工並不合理，也不是互補關 係，它造成男尊女卑的性別階層化與不平等(林芳玫，1996）。
媒介體系有垂直的分工區隔，垂直分工意味職業婦女大多集中在低階部門 工作，在雇用、留職及晉升上聽命於男主管的好惡。男性獲致最高的職位與社 會地位，而女記者很難當上主管，即使升為主管，也是在某些非重要部門，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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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同一份工作，女性管理階層甚至比男性管理階層薪水更少。女記者增加並 不意味著平等，即便男女雇用比例漸趨平緩，媒體業低階與資歷較淺者多為女 性，高階職位多由男性所把持。
三、男性同僚與決策者的態度
van Zoonen 認為，組織內對女性最嚴重的阻礙來自男同事與決策者的態 度。調查印度電視的員工，發現大多男性認為女性無法獨立做決策，且認為與 女性共事會增加自己的工作負擔（Joshi, 1987，轉引自 Van Zoonen, 1994／張錦 華、劉容玫譯，2001）。Smith 等人（1989）則訪問美國電視記者，發現如果發 問方式是直接說「是否有性別歧視」，通常不會有人承認，問及女性是否具備 從事戰地報導的能力，他們卻又表現出歧視的態度。
韓國男性以自己身為男性為豪，也較容易肯定男性同事的表現，所以男性 總是能主導組織的資源。他們對女性不信任，不敢交付給女性重要任務。例 如，新聞室不讓女性上夜班，不只是因為上夜班很辛苦，而是因為夜班得工作 者必須自己做決定，而新聞室並不信任女性可以獨自做出正確決定。對女性發 展造成阻礙的結構性因素包括：男性中心、對女記者的不信任，以及對女記者 的刻板印象（Kim, 2006）。女性並非不想進入男性為主的工作職場，而是常受 限於雇主的性別偏見、男性同儕的排擠與缺乏人際網路等就業機會結構
（opportunity structure）。
四、非正式的職業社會化過程
儘管許多國家已立法禁止性別歧視，幫助女性和少數族群進入媒體產業，
然而媒體的程序和常規卻經常隱藏著間接歧視。Smith（1980）認為，大部分非 正式的職業社會化過程對女性不利，將女性排除在非正式資訊網絡與學習情境 之外，而這些消息網絡與學習情境對發展新聞工作技能與相關知識十分重要，
因此阻礙了女性的發展。例如在男女較不平等的韓國，消息來源會提供記者做 桑拿、出入情色場所，許多重要消息的分享是在酒吧或公共澡堂，女性無法前 往男性澡堂、也不便晚上去酒吧應酬，她們得更加努力以獲得消息（Kim, 2006）。
在台灣，「喝酒」是社會線不可或缺的交誼工具，而女記者也常需要為了 融入男性圈子培養酒量，進出酒家、賭場、KTV，吃宵夜、喝花酒。如果不喝 酒，會被人誤解為擺架子，女記者只好從中思考應變之道。為了打入以男性為 主的圈子，須要放得開、不扭捏，話題葷素不忌，「不把自己當女的」。有些女 記者認為，她們在行為、態度、肢體語言上會不知不覺中被同化，言行舉止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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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中性、有男性作風。但若附和不得當，則有被加油添醋傳為醜事的可能（蔡 慧琳，1997）。
五、男性中心標準的專業主義
林芳玫（1996）認為，媒體組織受媒介專業主義的指導，卻缺乏了性別意 識的考量，中立超然的外表之下，專業主義其實包裹著男性中心的價值標準。
雖然女性在新聞工作上的表現與男性並無二致，遇到向上擢升的機會時，最後 出線的大部份還是男性。原因多與女性特質有關，例如女性被認為穩定度差、
心胸狹窄、無法立即做重大決定等，這些所謂無法適任要位的「女性特質」與 社會上對於女性的刻板印象有相當的關係。性別刻板印象加上女性具有家庭照 顧的壓力，女性在媒介組織中較少受到專業的歷練，也影響到女性一旦有機會 擔任主管時的表現（蕭蘋，2004）。諷刺的是，對某些人來說，誇獎女人能力 最好的方式，就是稱讚她「不像個女人」（Korean Female Journalist Club, 1995；轉引自 Kim, 2006）。
以男性價值為主導的媒介組織中，女性在社會化過程所獲致的女性氣質被 視為不符合專業的需求，必須加以去除。組織中內含的性別歧視，讓身處其中 的女性新聞工作者有意或是無意識地調整，以適應組織專業規範的要求。為被 視為「真的記者」，她們必須調適自己以遵守陽性特質，有些台灣女記者表示 會為了適應職場環境趨向中性化（蔡慧琳，1997；蕭蘋，2004）。
女性陷入一種困境：她們要證明自己擁有陰性特質，且是名優秀的記者。
掙扎的一端是新聞業中成功的男性特質，像是攻擊性、自主、好奇、嚴厲，野 心勃勃、憤世嫉俗、自大、缺乏同情心；另一端是社會所期待的女性特質，包 括體恤、敏感、富同情心、關懷、有愛心，擁有母愛。比起男性，她們在職業
掙扎的一端是新聞業中成功的男性特質，像是攻擊性、自主、好奇、嚴厲，野 心勃勃、憤世嫉俗、自大、缺乏同情心；另一端是社會所期待的女性特質，包 括體恤、敏感、富同情心、關懷、有愛心，擁有母愛。比起男性，她們在職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