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結論
第三節、 研究過程中與受訪者的互動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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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創傷新聞採訪規範，惡性競爭中難以自律，每次 踩到社會底線後稍微安份，為炒收視率又故態復萌，或許該出現專屬倡導組織 與各新聞媒體協定「創傷新聞採訪準則」。美國已發展出社會新聞的記者協會 及研究組織，有公認的尺度為社會新聞把關，也有給社會新聞記者充電的資 源，例如「犯罪司法記者組織」（Criminal Justice Journalists，CJJ），CJJ 還與南 加大安納博格學院的司法與新聞中心合作，集結社會新聞資深記者與學者意 見，出版一系列犯罪與司法新聞報導介紹；達德新聞與創傷研究中心始於九○
年代，為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所的計畫，並架設達德中心網站12討論創傷議 題，提供專家訪談、記者經驗分享以及採訪實用技巧，他們成立達德新聞獎，
表揚傑出創傷新聞，進行新聞與創傷相關研究，並發展提供給學生與在職人員 進修的學習教材；政大廣電系副教授許瓊文於 2009 年成立了「創傷新聞研究 群」，關注如何採訪創傷受害者、創傷採訪倫理、創傷新聞對閱聽眾與新聞記 者的影響，架設「創傷新聞網」，翻譯達德新聞與創傷中心所撰寫的新聞記者 自學單元，提供在職記者或學生學習資源。台灣創傷新聞的研究與討論還在起 步階段，仍需擴大討論及參與，學界與實務界可以齊力建造一個社會新聞的學 習資料庫，以次為基礎制定創傷新聞採訪規範。
女記者採訪創傷新聞的壓力涉及個人層次、組織層次與媒體環境的問題，
女性困境更與社會文化相關。一百年前，女記者就是女性運動的先鋒，現今我 們也期待女記者可以擔任這樣的進步角色，對於女性地位有政治性的理解，並 且有意願去改變此不平等的現象。畢竟個人的即是政治的，改變的重要途徑之 一是個人求變。我們可從各個性別論述、污名情境與困境中學習，例如在體能 的限制方面，女記者應想像身體的不同可能，爭取表現機會，或是積極生產對 於情緒掌握能力的正向論述，將掌握情緒的智識與能力做為一種新聞專業；並 省思家庭中的性別分工狀況，主動尋求家庭支持，勿將育兒工作責無旁貸地一 肩攬起，關鍵是增進男性參與家庭責任，女性才得以開展能動性。
當然，職場中性別困境的改善只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性別是深刻的文化 刻痕，生為一個社會人，我們自小帶著性別的烙印，以女孩或男孩的方式長 大。透過正式或非正式課程，學校教育與大眾文化傳遞與再製男強女弱的權力 關係，呈現性別刻板印象。性別平等應從基礎觀念開始紮根，這有賴於性別平 等教育的落實，讓孩子從小就能了解性別角色發展的多樣化與差異性、消除性 別偏見、追求個人的興趣與長處、表現積極自我觀念，突破兩性的社會期待與 限制，以期建立兩性平權之社會，才是消除職業女性困境的根本之道。
第三節、研究過程中與受訪者的互動與反思
12 達德中心網站：http://dartcent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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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數月的訪談過程，對我而言，像是經歷了一段旅程。為了完成這份論 文，光是找到願意受訪的女記者，就足以讓我開心雀躍一整天，感謝她們在繁 忙的記者生涯中，願意抽空與素昧平生的我分享經驗。我感激她們，也擔心無 力回饋。過程中發現，訪談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尤其當我希望能聽見她們負面 的情緒經驗，從基本對適當時間地點的掌握，到談話主導權與談話節奏的拿 捏、如何引導談話完成訪談目標，都比我想像中還要困難。我擔心錯誤詮釋她 們的經驗（或者是她們不同意我的詮釋方式），也擔心論文寫成之後，反而帶 給她們困擾而非益處。身為研究者、身為女性，未來可能身為記者、身為母 親，過程中我看見她們的處境與壓力，與自我不斷進行對照與反省。
一開始進入研究場域，我發現自己在訪談地點與時間點總是處於不合適的 研究情境。為了表示對受訪者的尊重，我盡量由受訪者全權決定訪談的時間與 地點，於是多數情況下，我只能於她們剛下班後或上班時間的空檔在工作場所 或公司附近進行訪談。儘管我可以感受到她們尊重我、也盡量地配合我的訪 談，但研究過程中很容易被公事打斷，即使是下班時間，也經常會有電話響起 影響訪談的節奏，有的受訪者因工作上發生突發事件、或是為了接送小孩延誤 了訪談時間。諸如此類的情況一方面讓我看見女記者工作與生活的忙碌，另一 方面也影響了訪談品質與結果。
除此之外，基於論文時程的時間限制，每個受訪者我只設定了一次訪談機 會。由於只有一次的訪談時間，受訪對象與我素昧平生，對於她的性格、背 景、生活與工作經驗，研究者幾乎是一無所知，我所欲探究的主題可供依循的 脈絡非常薄弱，尤其雙方之間尚無法取得完全信任，受訪對象內心的情感與掙 扎可能在訪談過程有所保留，這使我在訪談中難以深入探究她內心深處的經驗 與情緒。在一個半小時的訪談時間內，我必須與受訪者建立基礎的信賴關係、
了解其組織文化、受訪者的工作經驗與創傷採訪經驗，以及創傷新聞採訪經驗 對她們的種種影響，若加上受訪者沒有在訪談進行前對訪談大綱先行消化、反 思（這涉及研究者是否事先做好準備、溝通以及受訪對象能否配合），我的訪 談總顯得力有未逮，沒有充足的時間使談話自然地深及核心。
受訪者提及讓採訪對象卸下心防的策略曾說，「訪問的時間與地點」是新 聞採訪需要考量、卻常受現實條件所限制的。除非是製作專題，有較長的時間 規劃與訪談，否則許多技巧性的策略都難以應用，例如一則即時的創傷新聞，
可能只有二十分鐘的時間在大馬路邊採訪一個悲傷的人，此類訪談地點與短暫 訪談時間並不適合訪談傷感的事件。記者對當事人根本毫無了解，也沒有醞釀 情緒、建立雙方信任的時間，就得單刀直入地問及對方傷心事。對創傷新聞的 大量需求、時間壓力與新聞形式的限制，造成現今創傷新聞的採訪困境，與我 面臨的訪談難題互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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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往往會對與自己關係密切的社會現象較為關注，研究者身為新聞系 所學生，不僅論文選題與角度由此出發，訪談中我也時常與女記者角色相互參 照與重疊，這些訪談經驗會觸動我對自己與未來的想法。而我的個人因素也可 能對研究造成影響，例如同為女性，我與受訪者之間的同性關係可使對方產生 認同感，或許會先入為主地認為我們有共通之處，願意與我分享「身為女人」
的艱辛，以及未來可能面臨到的情況。當受訪者訴說她的過去（學生時代對新 聞業的憧憬、剛踏上記者一行的熱情、菜鳥時期的懵懂），我感到我們之間的 強烈連結；當受訪者訴說她的現在（母職的壓力、工作的成就感、不滿與無力 感），我對自己可能的未來感到憂慮或期盼。這種感覺同樣顯現於我研究中的 女記者與她們受訪者之間的關係，女記者有時會投射當事人的角色到自己身 上，甚至親身體會到悲痛當事人的壓力。
當然，「女記者」與「女學生」之間仍有一段社會距離，可能影響受訪者 的言說與研究者的詮釋。訪談進行過程中，有時我會因為我與受訪者之間的關 係而感到挫敗。雖然我是研究者，掌握著詮釋與分析的權力，在訪談過程中我 卻常感到與受訪者權力關係不對等。基於年齡因素、學生身分或是個人特質，
我面臨到兩個窘境，一是受訪者將我視為晚輩，二是受訪者對於我新聞系學生 身分卻對實務工作不熟悉而感到詫異，兩種情況都使我無形中貶低自己的研究 者身分，因此無法主導訪談節奏或主軸，例如無法適時打斷受訪者的回答、或 將談話轉向我希望更深入了解的經驗。我更擔心受訪者認為，有著如此條件與 特質的我，不可能理解她的人生閱歷、經驗與壓力。當然，另一方面，我也可 能因這些條件限制，反而讓受訪者感到輕鬆、不致受到威脅而願意暢談經驗。
即使身為研究者，我經常會落入窠臼，自動地迴避、忽略與女性相關的切 身經驗，將女性處境歸之於個人，而非能坦然討論的結構困境。訪談剛開始進 行時，對於談及生理期、性騷擾或是母職經驗時，我感到侵犯對方「私領域」
的困窘與不安，我亦會察覺受訪者對於觸及此類問題時流露出的意外表情，包 括受訪者與我，雙方都會陷入這是談論「工作上的事」，不是女記者的「私 事」的盲點，不自覺地忽略這是與職業女性切身的議題，非個人、非隱私，而 是結構性的。之後，我修改我的訪談大綱，希望能凸顯女性在社會的多重角色 與壓力，以及採訪創傷新聞對她們在不同社會角色上的影響。
令我意外的是，「我與受訪者」的關係如此雷同於「記者與她們訪談對 象」的關係。Seidman（2006／李政賢譯，2009）懷疑，訪談可能淪為一種剝 削工具，利用訪談者所言來成就研究者個人利益，矮化他人為擺布對象。他指 出訪談經驗中有各種衝突與緊張關係，且無可避免會碰觸到研究到底為誰而
令我意外的是，「我與受訪者」的關係如此雷同於「記者與她們訪談對 象」的關係。Seidman（2006／李政賢譯，2009）懷疑，訪談可能淪為一種剝 削工具，利用訪談者所言來成就研究者個人利益，矮化他人為擺布對象。他指 出訪談經驗中有各種衝突與緊張關係，且無可避免會碰觸到研究到底為誰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