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瑪共和的各個時期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這樣一個缺乏自由的傳統脈絡當中，
新聞自由本身所面臨到的困難。在這些時期當中，每一個時期在政府和報業之間的關係 上，都有一個各自不同的主要問題要去處理；而這些問題也為我們清楚地指出導致後來 危害到新聞自由的原因。Fliess（1955）將威瑪共和分成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1918 年到1923年早期國內衝突結束為止，這段時期是鞏固共和時期。在這些年間年輕的共和 必須保衛自己，去抵抗左右兩派的猛烈攻擊；而且可以較不必顧慮政治的穩定而允許報 業有一個小範圍的自由。
在這些早期的鬥爭之後是一段相對穩定和繁榮的時期，一直到1929年第一次經濟危 機的徵兆出現為止。在這段時期裡德國的共和政府被允許整合進入國際社會。政府似乎 也容許新聞報業有一個寬廣的自由空間。然而，即使在這些和平和繁榮的年間，卻也仍 然缺少維護新聞自由的自由傳統。在這段時期，保守的官僚與司法持續且有系統的抵制 共和，他們採取行動刻意地去限縮憲法的權限，為要使憲法徒具虛文。
第三個時期則是自1929年到1932年，受到第一次經濟危機所影響的初期幾年，這導 致了德國國內不滿的人增加，也促使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大量的成長，更讓人民對於共和 的理想有不信任的趨勢。再加上共和被認定應該要負簽署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並導致德國國際地位低落的責任，更支撐了這樣不信任的趨勢。政治危機 伴隨著經濟上的不穩定，這再一次妨礙了全面性新聞自由的建立。
威瑪憲法對於新聞自由的忽視，除了德國自身所缺乏的個人自由傳統外，很大一部 份與威瑪共和當時所處的政治困境有極大的關連。威瑪憲法的制訂者在討論基本人權 時，其實是經過相當的辯論後才得以通過。因為當時內外部情勢的不穩定，使得威瑪共 和需要一個能讓政府具有效率的統治者。當德國威瑪憲法之父 Hugo Preuss警告，並且反
對立即通過基本人權時，他的動機並非因為理論或意識型態，而是領悟到基本人權這個 複雜的主題，對於即刻解決當下各方的差異並相互達成妥協是沒有幫助的。
因為除了在1918年德國威瑪共和成立時，德國並沒有這些自由的傳統，以及彼此協 議的基本社會價值外。當時威瑪共和這個新的政治框架也被有權力的左派和右派所抗 拒。這個共和一開始雖具有過半數支持的政治架構，但卻有一個不穩定的基礎；因為當 時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勝過於對共和執政形式的真正認同。共和政權的支持者無法容忍 共產黨取得政治權力。Fliess（1955）認為這樣一種缺乏容忍的態度，給予激進的民族主 義攻擊甚至顛覆政府的機會。而威瑪政府為了維持政權的穩定，又不得不一再動用緊急 命令，去箝制包括意見表達自由在內的各樣基本人權。這些措施濫用的結果，終究造成 共和的瓦解。
我們可以看見，光是倚賴法律制度去保障基本的自由是不夠的，Fliess（1955）指出 如果沒有社會傳統的支持，自由憲法國家的自由將處在危險當中。在一般自由主義所提 供的普遍標準中，並未注意到在一般西方民主國家裡所採用的社會傳統和環境的因素。
威瑪共和早期的憲政系統似乎成功，但卻是一種徒具自由形式的憲法；這樣的憲法無法 調和自由和權力，因為它脫離了對權力問題的回答。它們之所以成功只能解釋為，是因 為這段期間的社會狀況，距離後來西方所進入的工業大眾國家還有一段距離。在前工業 這段期間，個人只有在以為國家服務為前提的情況下，才能得到所謂的個人自由。就算 自由憲政系統在當時是所有社會的政治組織普遍考慮採用的模式，但它仍然缺乏如同現 代大眾國家那樣自由的可能性。在那時代的社會傳統傾向於集體，個體的自由附屬於集 體，這實際上也暗示了在當時大眾社會中個體自由的結束。
（四）不完全的新聞自由對威瑪共和的危害
藉由對當時威瑪共和新聞自由的介紹，Fliess（1955）指出了為何一個充分的新聞自 由對現代民主政治來說是如此重要。因為在現代民主的發展上，報業是一個新的政治特 徵；它就如同人民與政府之間的協調者，報紙同時是私人也是公共的機構，我們無法想 像這樣一個資訊通道如果沒有公共事務中人民的參與會變成什麼樣。如果沒有這些管 道，公共的意見將缺乏目標，而且永遠無法被傳達清楚。報紙也為大眾提供一個起點，
能凝聚雜亂的個人意見成為集體的意見。
然而一開始威瑪憲法就未提供引入對新聞自由實質權利的保證。但是新聞自由卻是 從最開始就需要一個更安全的基礎，而不是傾向於知識菁英的運作。Fliess（1955）認為 新聞報業的自由大於其他自由，因為言論的自由表達可以讓議會民主得以相互討論，因 而最大可能的達到真理與正義的觀點。當代政黨利用新聞報業表達訴求。新聞媒體不但
為了政治而利用大眾心理，也為了商業理由而變成重要的政治參與者。報業為了追求發 行量而以各樣的感官主義去吸引讀者；政治報紙為了吸引最大可能數目的讀者而去販賣 它們的意識型態；商業報紙為了獲得最大的利潤而有同樣的目標。但在這樣的狀況下，
新聞媒體可能並未達到提升社會，促進溝通的重要功能；反而讓意見更加的模糊，民主 所培養出來的事務反而成為毀壞民主的因素。
Fliess（1955）帶領我們回顧整個威瑪共和期間新聞自由的狀況，在威瑪初期 1918 年 到1923 年之間，對於共和的公開攻擊，阻礙了扎根於憲法的包容系統的建立。新聞自由能 對瀕臨崩解的社會團結提供凝聚力，但此時的政府卻疏忽了它們保障新聞自由的職責。相 反的，在這樣荒謬的情況下，政府卻是使用憲法所賦予的緊急權力，為了去治癒先天上的 不足，以這樣的方式人為地暫時解除所面臨的危機。然而，持平而論，我們必須承認共和 政府沒有其他可替代的選擇。這樣的兩難點出它們在一個社會瓦解的時代，如何輕率的建 立一個自由民主的政權。為了建立保護共和的長期法令，需要一個微妙且熟練的權利策略，
而在這樣的時代裡，新聞自由也必然遭遇相當的限制。即使是在自由至上的原則下，法律 的基本目的，也應該是要讓新聞有更負責任的行為標準。但是這樣的目的並不適用於行政 和司法官員，如果包容的精神缺乏這些憲法體制的保障，那麼也不過是一堆缺乏實際意義 的空洞語詞。
在最初的風風雨雨之後，在1924 到 30 年之間，共和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毫無 疑問的，這樣平靜的時期能夠提供進行對意見包容的實驗。儘管當時的新聞業仍然處在保 護法的管理中，但在這樣的脈絡下，新聞已經能夠預期將有相當大程度的自由。只是在民 族主義的司法機關對自由化的阻礙下，這時期的限制比以往都還多，這樣的限制不只是針 對共產黨，而是整個共和。因此，唯一一個實踐一定程度包容的機會，就此被消滅在剛萌 芽的狀態。
不過，Fliess（1955）認為我們並不應該指責德國司法部門是政治上的犬儒主義。事 實上，德國的官僚機構和司法機關和德國的傳統一樣，堅持高度的法律原則。因此德國的 司法判決，幾乎總是無異議的遵行法律上的形式觀點。雖然法官本身通常不是國家社會主 義者，但它們還是從一個對民族主義同情的觀點來審判。右派所訴求的傳統民族主義，使 得所有右派的運動都被視為是愛國主義的堡壘，而左派或共和則被認為是祖國的敵人。因 此，並不令人感到意外，所有現存的法律漏洞，都應該被用於造福這些以「愛國」為內容 的國家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者。
尾隨而至的世界經濟危機，再次開始動搖共和國的基礎，這次無論是右派還是左派都 不再試圖進行任何公開的叛亂或以暴力推翻共和國。相反的，努力破壞共和的，是利用對
大眾情感的煽動、攻擊政治對手，並成立私人準軍事組織的各個政治黨派。它們活動的基 本目的在於增加一般人的不安全感，而它們的武裝組織最終是為了奪取政權。在這段時期，
新聞對於此一策略的支持，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因為新聞十分適合用來吸引對現行體 制不滿的群眾，這些選民的支持，有助於這些極端份子通過「合法」的手段奪取權力。
極端份子為了避開現存保護共和的法律所採取的行動，迫使共和政府面臨兩難的處 境：政府必須對付這樣的行動，但對付這樣的行動卻又侵犯了憲法所保障的自由原則。第 一次明顯地違反了憲法所劃定的界線，最終發生在當時威瑪Bruning內閣對立法機關的癱瘓 上29，這也實際上結束了這個政府議會的運作。同樣的，在這樣的選擇當中，沒有其他明 確的替代品可以選擇。此外，Bruning試圖去維持憲法的秩序，並且隱藏在他的措施中所可 能導致的危險。但除非進一步去限制新聞自由，否則這樣的嘗試並沒有什麼效果。面對日
極端份子為了避開現存保護共和的法律所採取的行動，迫使共和政府面臨兩難的處 境：政府必須對付這樣的行動，但對付這樣的行動卻又侵犯了憲法所保障的自由原則。第 一次明顯地違反了憲法所劃定的界線，最終發生在當時威瑪Bruning內閣對立法機關的癱瘓 上29，這也實際上結束了這個政府議會的運作。同樣的，在這樣的選擇當中，沒有其他明 確的替代品可以選擇。此外，Bruning試圖去維持憲法的秩序，並且隱藏在他的措施中所可 能導致的危險。但除非進一步去限制新聞自由，否則這樣的嘗試並沒有什麼效果。面對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