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從前面三個國家當中我們可以看見，「新聞自由」的內涵往往隨著歷史和文化 的變遷有所不同；但無可否認的，「新聞自由」概念的出現，與近現代代議政治的興起，
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出現具有密切的關連。而這一切，不僅僅發生在西方國家，也隨著 現代化的傳播，同樣發生在亞洲的日本。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就開始轉變國家和社會 的體制，推行現代化和民主制度；而在這樣的過程當中，新聞報業也就被引入日本近現 代社會之中。
（一）明治維新前的日本社會與新聞限制
學者Huffman（1997）在其Creating a public : People and press in Meiji Japan. 一書中 指出，雖然現代日本崛起受到西方國家深刻的影響，但其民主素養並不單純由十九世紀 西方國家進口而來，日本其實有許多獨立異議份子的事蹟。在德川幕府時期的文人圈裡，
他們的言論表現可說是當代新聞倫理的先聲。在1868年前，勇敢且獨立的作家經常遭到 騷擾與囚禁，官方此舉是為了禁絕一切反秩序言行。德川時代雖有頒布所謂的「法」
（posted），但並不公開，其目的在於使人無從討論法的合理性。而掌權者所提供或允許 流通的資訊，都是有助統治的。德川一切的制度，都是為了確保秩序與控制無礙。
日本在十七世紀的鎖國政策，使得一切對西方的探索企圖都遭到禁止，意在使外來 思想無從挑戰德川體制。比如大名（daimyo）雖然占有社會特殊地位，但無論領地多大 還是必須臣服於統治權威。人民則必須向各地寺廟註記並保持聯繫，從而維持社會穩定。
社會上的階級分布嚴明，各有戒律要遵守。目付（metsuke）是德川時期的一種官位，設 置的目的在監察各階層的言行（包括內閣官員）。這些制度說明了德川體制為一種緊密 的極權政制（uneasy autocracy）。
在最鄉里的層次，德川推動五戶、十戶一群的單位彼此監視，破壞了人際互信的基 礎。農民被課以重稅與傜役，實在負擔不了時也無從改正（雖可申訴但可能以命相抵）。
這個統治者的權力有如天羅地網般的社會，就是德川時代作家們的處境。對表達自由的 規定與箝制，遍及歌舞伎表演、偶戲、印刷、書籍各領域。統治者的目的在禁絕一切反 秩序的，包括對幕府家族過往與現在的介紹、對政府官員言行的報導、對武士階級的批 評、對僧人醜事的揭露、或有害公序良俗的言論等等。
若干年後，官員設立組織，壟斷了資訊供應的渠道。1633年，德川家光成立了統領 書籍出版配銷的單位；又過了數年，政府的傳播網路注意到了西方傳進的知識與信息。
因為懼怕外來消息挑戰政權的威信，德川政府採取嚴厲的鎖國政策，但同時又持續透過 駐在出島的荷蘭水手、船員瞭解世界局勢。在日本江戶（Edo）中期，對外聯繫的管道成 熟，歐亞消息經由出島的外國僑民做成新聞簡報定期回傳（名為《荷蘭新聞彙編》）。
但這些新聞簡報並不公開，只有元老院（roju）成員與少數官員得見。
為了控制文人，1673年德川家綱發布言論檢查令，要求所有作家的言論若涉及公共 事務、社會災變等消息，應先取得地方行政長官的許可；1684年，德川綱吉進一步查禁 了時事報導（大張報紙）；1722年德川吉宗則制定了詳細的出版法，壓制異端邪說、有 損公序良俗的言論，並且規定出版品必須印上作者與出版者名號，但禁止印行刊有幕府 家族成員名單的書籍。1735年時這些檢查手段稍微鬆綁，某些時候可以刊載將軍的名字，
但是1790年松平定信主政時（德川家齊在位），言論又告緊縮，禁止刊載不實言論的刊 物流通。這些辦法並由書商公會執行。幾乎可說，在幕府時代寫作，必定要順從國家的 強力控制要與求。
但事實上德川期間已有大量新聞與思想公開流佈。因為幕府時代的日本就有普遍的 教育，幕府末期人民識字率已經不低，而各地武士普遍都具有讀寫能力。武士每年往來 於首都和駐地間，促成訊息的交流，人民亦常在城鄉間移動，加以貿易發達，幕府設有 大規模的郵務系統等等條件，都促使了訊息的傳遞加速。不只士商階層有求知渴望，即 使農民也很積極學習政治與社會事務。而另外一個新聞溝通發達的理由，則是技術的進 步與普及。
儘管政府的壓制仍在，幕府時代的傳播管道仍然繁盛，滿足人民對當代社會瞭解的 需要。此時期出版物主題在學術、宗教、農業、兒童識字、商業等。1710年時，全日本 已有超過六百家出版商與書商。十九世紀早期，印刷資訊的流通已很普遍，更提高了城 市中識字居民的資訊興趣與需要。1840年代就有出版商是以登載時事並發行獲利為業。
「新聞」的市場，至此可說確立。
1850年代，日本結束鎖國，民智大開而社會反對（幕府）聲浪湧現。新聞單張的數 量暴增，擺在街邊或公眾出入場所販售，內容對時事與行將就木的幕府體制多有批評。
可視之為明治時期報紙通訊專欄的前身。新思潮促使幕府原來的政策改弦更張，催生了 日本當代報業。一開始統治者搜集新聞是為了自己的需要，但隨著官員加強與西方的聯 繫，其中部份旅居海外（美、法）後返國，介紹西方新聞體制如何促成社會與政治事務 的瞭解流通，有助政府瞭解民情、對外宣達日本事務，因此建議日本應效法設立自己的
新聞報業。
幕府內的翻譯官，眼見歐美報紙對社會的影響力之巨大，認為其可藉介紹國內國際 事務影響民意。內外交逼下，1811年成立「蠻人著作翻譯局」（Bureau for the Translations of Barbarian Writings, Bansho Wakai Goyokakari）。該局設立的目的在專為幕府官員翻譯 西方著作，鎖國結束（1855） 時改制為「西方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Western Studies, Yokakujo），並作為控制新聞渠道。幕府希望藉之瞭解國際消息，但又不願這些消息流 通民間引起騷亂。
1850年代是日本政府改革開放的關鍵時期，日本首次有非官方報刊的出現。美國黑 船來到日本，意味著德川幕府無法再有效控制新聞，只能因勢利導，比如讓江戶大名可 以複製荷蘭的報導觀看。同時也開放了讓各藩成員可以組成報紙交流協會（Newspaper Society, Shimbun kai），每月交流從荷蘭報導得知的訊息，討論其對日本的影響。至1860 年代中期，幕府甚至允許一般市民訂閱「報紙」，但各刊號只租不賣，而且讀者租下報 紙後若當日未還必須付罰金（過期一個月以上的報刊則免）。
幕府對言論流通的鬆綁，使得日本私人報業大大興起。舊式報刊被外國人興辦的報 紙（當時日本的企業家對投入報業仍持觀望態度）取而代之。日本第一份非官方（現代）
報紙是Nagasaki Shipping List and Advertiser，由英國雜貨商人Albert W. Hansard籌辦，每 周發行兩次，每次兩頁，以英文刊載國外商情資訊，其次介紹日本文化，對象主要是西 方商務人士。發行了28期後，Hansard將報紙搬去橫濱，更名為《日本通訊》（Japan Herald）， 並雇請英國生意人John Reddie Black為主編。Black為日本第一位外國記者。1868年幕府 時期結束時，日本已有興盛的英文報紙，遍及長崎、兵庫縣、橫濱等地。雖然最大者訂 戶還不過百，營運期間最久不過一年，但對後來日本報業影響極為深遠。因為這些報紙 成為當時幕府官員得知天下事的窗口。許多日本人眼見這些報業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就 此立志投入新聞事業。
Huffman（1997）指出，隨著幕府政權於1863年1月3日的倒台，日本人民（特別是城 市市民）對新聞的渴求益發殷切。然而當時的傳播管道，一者為口耳相傳，再者為官方 政令，三者為洋文刊物。可說日本現代報業此時仍在孕育期。雖在幕府末年新聞的流佈 已具雛形，但一般仍認為幕府政權為後世的傳播與言論體制造成最大的影響，仍在其設 立的控制與檢查體系，其效力直至二次大戰。
此外，幕府時期盛行的新儒學，強調集體的安定與秩序的必要性，個體應該絕對服 從、為社會需要與目標盡力。從而不鼓勵個人主張、爭取一己權利。這種精神表現在幕 末的復辟派與革命派，同樣主張維護「制度功能」（institutional utility），並且自視為「真
正的忠貞愛國志士」（true loyalists）。這種內在於日本社會中，對既存秩序的信仰與承 諾，使得政府的控制更方便容易。因此近代日本的新聞管制法規（press control laws），
主要通過公會或互相監視的團體落實自我監管（self-policing），並嚴禁一切刺激社會變 動、危害統治階級秩序的言論。控制者可以不必理由、不照法律，讓違犯者停刊或施予 懲罰。明治初期雖有許多新的資訊控制法令出現，但大體仍是繼承幕府政權的辦法。
幕府的遺產除了言論控制的法令，還有許多不畏迫害的異議者所創造的言論空間及 制度精神。起初這些壓制下的言論，多是無害政權的枝微小事，但進入十九世紀後，極 欲破舊立新的思想家開始發出不平之鳴，甚至動搖了幕府政制的穩定，並成為現代日本 新聞的精神傳統。一開始，社會菁英只是翻譯洋報紙的內容，轉介西方事務給官員參考。
但當這樣轉介進日本社會的資訊開始於民間流通後，官員終究體會到新聞重要以及全面 禁絕困難。而明治年間雖然每隔數年就會翻修一次新聞法令，但終究無法全面控制言論。
另一個幕府遺下的現象，是原先撰寫通俗小說、歌謠的作家們，對新聞工作興趣盎然，
多躍躍欲試。剛開始發行的大張報（broadsides）內容仍不具現代新聞的特性，這些受過
多躍躍欲試。剛開始發行的大張報（broadsides）內容仍不具現代新聞的特性，這些受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