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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媒體所有權改變與新聞工作者的因應

一、歐美新聞工作者對媒體所有權改變的因應

馮建三(1998)對英、美兩國新聞工作者在不同年代之抗爭事件的回顧,可以約 略看出在媒體所有權集中與集團化的趨勢與轉變中,傳播工作者如何回應。

1980 年代初期,澳洲媒體大亨梅鐸(Rupert Murdoch) 的新聞國際(News

International,簡稱 NI)不斷擴張版圖,在倫敦華平(Wapping)地區設立新印刷廠 團後。原有的英國報業勞資關係開始改變,衝突轉趨激烈(Oatridge,2002)。梅鐸 旗下的時代報業集團意圖將工作條件彈性化,引進新型電子化作業技術,並將 旗下四報的印刷業務轉移到華平印刷新廠,6 千名印刷工人失業後群聚在華平 新印刷廠前抗爭。英國警方驅離示威者(李筱雯,2012;馮建三,2011;

Scott,2011;Oatridge,2002)。由於梅鐸有英國政府做後盾,又已先培植新的新聞 產製與印務配送勞動力,抗爭勞工在一年沒有薪水與工作情況下,1987 年 2 月 宣告失敗 (Littleton,1992;轉引自馮建三,1998)。

美國在 1962 年發生了紐約報業史上最著名的罷工事件,當時紐約七家報社的印 刷、記者與編輯等工會不滿資方拒絕調薪,發動罷工持續 114 天(夏語冰,2013 年 9 月 29 日)。1990 年代第二次紐約報業再爆罷工事件,馮建三(1998)指出,

這波罷工旨在削弱工會團結,要勞方讓步,否則就賣報社或關廠,激起工會罷 工,發動 130 萬眷屬不購買在日報廣告主商品,呼籲拒買拒賣紐約日報,資方 則解雇 14 名罷工員工(馮建三,1998)。

面對媒體所有權轉移,個別勞動者與工會集體回應方式除了罷工等積極抵抗,

或與資方產生衝突外,其他勞動研究也出現另種勞動者的回應方式。Michael Burawoy(1979)勞動過程的經典研究《製造甘願》,觀察工人在工廠的工作情 形,質疑勞工抵抗與衝突的說法,其認為勞方其實是會驅使自身達到公司的利 益、甚至迎合、或甘願受壓榨,透過工作現場的制度安排與運作得到調和,勞 動者更甘於「志願性服從」宰制他們的制度,勞資雙方因此達成一定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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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nt)(轉引自江慧珺,2013;林宗弘等譯,2005)。

Burawoy 也進一步指出具有雇用關係的勞動過程,被組織而成的趕工遊戲或競 賽(making out),透過自我表現的機會,構成工作場域的價值觀,亦即工作中的 勞資關係、衝突與工作型態,與勞資雙方所持的價值。而內部流動與升遷之

「內部勞動市場」運作,以及調和勞資雙方利益「內部國家」的工會體制,都 為勞工建立志願性服從。Burawoy 更以勞動場域意識形態機器的運作,證明與 國家機器手段一樣,都是用來掩飾取得的剩餘價值,另一方面也用做收編階級 鬥爭、並且生產同意(轉引自江慧珺,2013;林宗弘等譯,2005)。

二、台灣新聞工作者對媒體所有權改變的因應

台灣媒體產業勞動者在面臨所有權的巨變,個體與集體對新聞的勞動控制與反 抗,加上受限諸多因素,即使有工會等性質的組織,或少數個人起而言的發 聲,但似乎不似歐美媒體工會組織與規模。台灣媒體工會設置與運作,其弱化 的工會集體行動能力,可歸結於幾點因素:例如受制於資方或是工會會員藍、

白階級偏態;而台灣在解嚴後,雖有「新政商關係」的政經結構,但威權統合 主義對勞工控制的基本架構並無二致,勞資爭議反因執政黨和資本家的結盟與 聯合壓制,更不利勞工(林富美,2002)。

即使如此,台灣記者仍能有零星起義對新聞媒體組織與反抗。1994 年九月一日 記者節當天,自立報系記者為「爭取內部新聞自由、推動編輯室公約、催生新 聞專業組織」,一個月前即開始籌組運動,希冀為「九 O 一為新聞自主而走」。

而在遊行結束之後,原九 O 一小組每周開始固定討論新聞專業組織相關事宜,

並且關切介入爭取新聞自主與工作權,隔年更擴大組織串連成立「台灣新聞記 者協會」,期許一個專業新聞團體的組織化運作(何榮幸,1996;蔡士敏

2008)。回顧自立事件的發展,起因於自立報系不堪持續虧損,在面臨報系經營 權轉移之際,內部工會與部分記者擔憂勞動權益與編採品質可能雙雙受損,而 發動抗爭。甚至在自立晚報頭版出現「自立報系即將被賣掉」為標題,報導自 立報系經營權轉移的新聞,報紙成為員工抗爭的工具之一,也引發其他媒體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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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報導(涂建豐,1996)。蔡士敏(2008)指出普遍記者圈缺乏勞動意識,但在 自立事件中為何被視為白領階級的記者願意挺身而出,雖然後續活動失敗,但 由於主導運動的記者群的性格與專業義理,加上他們的勞動意識與抗爭意識高 昂。對後續在不同媒體推動工會、記者專業組織與訓練,與致力媒體改革、投 身記協等實踐不遺餘力。

2000 年代中期無線電視的所有權產生劇烈變動,立院三讀通過廣電三法後,中 視員工開始也有了「被賣」的危機意識,此時沉寂已久的工會從弱勢轉為強 勢,並且發展行動力。回顧中視工會成立之初,即著手與資方協商「團體協 約」,不過直至 2004 年 8 月才與資方完成簽署。但還是在資方有利可圖的情況 下,成為勞資雙方不斷妥協的產物。中視工會雖在 2004 年 7 月 14 日集結抗 爭,號稱有史以來最激烈、人數最眾的勞資抗爭事件,但實際卻只有不到 50 人 參與,相較其他職業工會是相對溫和的抗爭,這樣的結果與中視黨國機器的生 產體制血脈脫離不了干係。員工屬性仍舊是國民黨黨員,雖有抗爭,其勞工意 識仍順從著黨,加上工作者的白領勞工特質,在在都弱化反抗的行動力(劉蕙 苓,2007)。

中視雖歷經黨政軍三退以及媒體產權併購兩次的所有權轉移,但兩體質不盡相 同。相較於首次易主出現相應的抗爭,第二次在面臨所有權轉變,中視員工幾 乎無回應,更別說反抗。加上當時媒體針對兩大有意入主的競爭對手黎智英與 蔡衍明,一面倒給予旺旺集團持正面肯定,蔡衍明也以超過 200 多億高價買下 中時集團。不過半年後即想申請變更中時和中天電視台的負責人,NCC 考慮媒 體集團集中度擴張對言論自由多元化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要求附加條件。然 旺中集團竟抨擊 NCC 違法濫權,透過報導或新聞版面威脅恫嚇,甚至揚言對提 出質疑與批評的學者(陳一珊,林幸妃,2008;張錦華,2012)。旺旺中時集團進 入中天經營後,報導出現明顯之「利己」與「集中」,雖獲致媒體綜效,但言論 明顯集中化並違反新聞專業性。觀察中天電視成為中時集團成員後,相關報導 集團的新聞內容質量明顯增加,媒體內容多元成為犧牲品。此舉也顯示出雖然 力求媒體產權管制解放,導致市場產權移轉,但其後續強化媒體集團的影響 力,以致媒體財團化、市場壟斷與媒體所有權集中,其加乘複合的媒體效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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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多元(陳炳宏,2009;2010)。

同為無線電視台的台視,何國華(2003)指出台視員工面對外在環境挑戰:如 政治角力、有線電視瓜分市場,內部流程變革與士氣變化等面向,對台視生存 發展影響的情形。如省政府保護下的獨占與寡占龐大利益隨著環境變遷而改 變。2000 年政黨輪替,媒體生態重新調整,其中有就以政府掌握股權的台視領 導階層變化最受矚目,意圖打造多媒體、多頻道、多通路的台視集團化發展,

而大幅減薪裁員以重新改組。收視率表現反映到營收上的結餘,都受到內憂外 患的雙重夾擊,疲弱不振,雖點出其內外衝突,不過也肯定組織變革的重要 性,不過也從訪談中得出員工勞動在變革間的更迭。

曾任台視主播的林裕展(2009)針對台視歷屆總統進行選舉新聞偏差調查,將 研究區分為官股、黨政軍三退與民營化三個不同時間切點,並藉由訪談台視資 深政治記者的過程當中,也發現各時期不同的包袱,如政黨輪替前後,分替執 政黨服務而生之勞動壓力。

社運團體發起之「黨政軍退出媒體」標誌出台灣媒體民主化,從 1995 年經過多 年倡議遊說、政治力折衝協商,終在 2003 年 12 月 9 日成為一只法律,並於兩 年後一步步落實。這個延續十餘年的媒體結構議題,歷經不同政黨執政,涉及 媒改運動的演進、政治與媒體的分際、媒體所有權規範等重要面向。從三台黨 政軍股權轉移的經驗中發現,政治力不見得全然退出之際,私人資本力量反而 大舉進入,助長跨媒體壟斷的反民主現象,有待法律及媒體制度的反省和重建

(洪貞玲,2009)。

企業併購的過程中,為了追求創造績效與獲得利潤,勢必於併購後進行整合,

而出現組織結構重疊的現象,在維持企業經營與獲利的考量下,進行職務調整 或裁員,吳美雅(2008)也對官股釋出後的台視,在民營化的運作下,以員工 對組織變革對員工認知的變動進行研究。由於不同的組織信任程度,會影響員 工投入勞動與工作的情緒,不過透過問卷得出的研究成果,仍呈現多數員工肯 定民營後組織變動對信任呈現正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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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香港壹傳媒黎智英來台砸重本,投資的壹電視遲遲未能上架,不敵經營 持續虧損,壹傳媒 2012 年九月突然拋出出售在台印刷業務與資產的訊息,旗下 蘋果日報、壹週刊等旗下集團員工,擔憂後續裁員與福利刪減,陸續籌組工 會,要求簽訂團體協約與編輯室公約以維護自身權益,集團各工會不斷發起抗

另外,香港壹傳媒黎智英來台砸重本,投資的壹電視遲遲未能上架,不敵經營 持續虧損,壹傳媒 2012 年九月突然拋出出售在台印刷業務與資產的訊息,旗下 蘋果日報、壹週刊等旗下集團員工,擔憂後續裁員與福利刪減,陸續籌組工 會,要求簽訂團體協約與編輯室公約以維護自身權益,集團各工會不斷發起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