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媒體的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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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媒體的社會責任
美國獨立宣言起草人、第三任總統傑佛遜有云：「與其有政府而無報紙，我 寧願有報紙而無政府」(Were it left to me to decide whether we should have government without newspapers or newspapers without government, I should not hesitate for a moment to prefer the latter.)新聞自由固然值得擁護，
但是新聞自由應受那些限制、媒體需負那些責任，一直是大眾討論的議題，研究 者認為，媒體既然是社會的組成一分子，自然負有社會責任，特別是媒體傳播訊 息的效果強大、影響深遠，被認為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以外的「第四權」，媒 體與一般企業擁負更大的社會責任。
媒體的社會責任為何?中外有許多學者提出定義，李瞻(1968)對社會責任論 作了詳細的擘析，文中敘述:(一)社會責任論的時代背景:社會責任論的重要著 作、黃色新聞與報業獨佔、對自由報業的批評；(二)社會責任論的萌芽有:「紐 約時報」與「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普立茲的格言、「報人守則」與「報業信條」、
其他新聞事業的自律；(三)社會責任論的誕生：新聞自由委員會的成立及其組 織、新聞自由委員會的基本目標、當前新聞事業的缺點、新聞自由委員會的建議；
(四)社會責任論的成長：社會責任論與報業自律、皇家委員會與報業總評會、報 業總評會的改組、「報業四種理論」的貢獻、報業自律的發展；(五)社會責任論 的理論:自由報業的流弊、自由報業理論的失效、三大前題與六大功能、社會責 任論的基本原理；(六)社會責任論的特質:新聞自由的積極意義、新聞價值觀念 的轉變、新聞事業的教育性、莊重報紙應予保障、政府經營新聞事業。由以上可 見社會責任論與自由報業的流弊與新聞自律的覺醒息息相關。
黃新生(1992)提及美國社會責任的起源，係有鑑於媒體內容格調逐漸降低，
1942 年美國「新聞自由調查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成立。1947 年該委員會委員哈佛大學教授霍根(W.E. Hocking)發表報告，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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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概念，其重要原則有媒體應重視對社會 的責任、媒體社會責任有賴於教育性、告知性、真實性、正確性、客觀性與平衡 性之專業標準來達成、 媒體應在現成的法律和機構之內作自律、媒體內容應避 免導致犯罪、暴力、破壞社會、更不可悔辱少數種族或宗教信仰、媒體應反映社 會多元層面，報導不同觀點，給公眾有答辯的權利、社會大眾有權要求媒體提高 品味，並可基於公眾之利益，干預媒體運作。
Fred S. Siebert、Theodore Peterson與 W. Schramm(1956)則提出了「報 刊的四種理論」，把報紙制度的規範理論分為 4 種：集權主義理論、自由主義理 論、社會責任理論和蘇聯共產主義理論。集權主義發源於 16-17 世紀英國，媒體 支持政府的政策，經營權可以是私人或公有；自由主義則是由 1688 年後的英國 與美國所採用，認為媒體的功能有告知(inform)、娛樂(entertain)、營利 (sell)、發掘真實(discover truth)與制衡政府(check on government)，媒體 經營權主要是私營；社會責任理論則是實行為 20 世紀的美國，認為媒體的功能 除了有告知(inform)、娛樂(entertain)、營利(sell)外，尚重視反省討論的功 能(raise conflict to the plane of discussion)，媒體經營權為私營；蘇聯 共產主義理論則發展於蘇聯時期，媒體的功能淪為共產黨與共產主義的傳聲筒 (contribute to the success and continuance of the Soviet socialist system, and especially to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arty)。
關尚仁(1994)亦補充社會責任的意義，指出美國「社會責任論」的內涵，在 於強調，傳播媒體有負起社會責任的義務，不能侵害個人權利或傷害社會利益。
同時，媒體的使用者，只要有意見發表都可以使用媒體，媒體也受到社會輿論、
閱聽眾和專業倫理的規範。
許志明(2009)綜觀國、內外學者對媒體「社會責任」提出的具體作法，提出 重點有：媒體應提供公眾「公共論壇」平台，新聞及論壇並應給予公眾答辯機會、
媒體內容應考慮是否有教唆犯罪或特定偏見之嫌、媒體新聞報導應力求正確、客 觀與平衡、閱聽眾有權干預媒體，要求其提高新聞或節目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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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 Hausman 在<<良心危機:新聞倫理學的多元觀點>>(胡幼偉譯，1995；
轉引自陳楚孟，2001)中強調，新聞媒體具有社會責任，這不僅是一種承諾，它 也是一種控制力量，這些控制力量可以來自新聞界內部(倫理規範、管理公約、
新聞工作者的良心)，或是來自新聞界以外(政府的管制、消費者壓力、新聞評議 等組織)。此將媒體的社會責任與新聞倫理連結。陳楚孟(2001)並把媒體產業的 社會責任定義為:媒體是否能在充分應用經濟資源，兼顧經濟上的獲利與成長，
並遵守各種新聞事業的政策法令、檢審制度與規章、新聞倫理道德外，媒體本身 產製的內容需真正有益或無害於閱聽眾(媒體煽色腥的問題)，並且對於自願性擔 起公益廣告、慈善捐助、文教基金等社會公共事務的回饋與媒體識讀教育的責 任。以上除了把經濟、法律、倫理、自發責任結合外，更加上了教育責任，可說 是近來對媒體社會責任較完整的定義。
李郁青(2009)更提出「傳媒外部性」，是指傳媒在生產其內容、或閱聽人於 消費該內容的過程中，對於非關該市場交易之第三人產生影響，致使傳媒活動可 能侵害第三人的權益，抑或可能創生公共利益的現象。作為一種傳播效果，以及 一種構成市場失靈、從而需要公共政策介入的概念工具，「傳媒外部性」可以作 為聯繫「傳播效果」與「媒介政策」的研究橋樑。其所提出的「傳媒外部性」可 作為媒體組織發揮社會責任的立論基礎參考。
新聞自律與國家管制孰輕孰重，這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且國內外文獻已多 有討論。站在業者的角度而言，國家的管制太嚴格，新聞報導動輒得咎被處罰，
甚或是如極權國家封鎖不利國家形象的新聞，則會被認為干預新聞自由，妨害人 民知的權利；可是國家若完全不管制，則各媒體競相追逐利益，為了提高閱聽率 搶食廣告大餅，不惜走偏鋒以大量羶色腥報導充斥報紙或電子媒體版面，則民 眾，甚至是兒少的心靈受到污染，亦非大家所願見，所以這兩端該如何取得平衡，
引起許多學者的討論，甚至提出共管模式，為媒體自律與國家管制天平兩端的折 衷，並獲得實務上國家的採用，如英國廣告監督機構 ASA(Advertising Standards Authority)對於廣播廣告法規的授權，在公共權力中，業者建立自律制度，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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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局保留了阻止制裁的權力、並監督整個系統的效力。通訊局並保留廣告時間 編排控制權，例如，關於小孩的垃圾食物廣告，被產業認為是具有高度限制的法 規。(Tony Prosser,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