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本文不可避免地將觸及安樂死之議題，為了方便後續之討論並使讀者在 進入本文之考察前能夠先有一初步的藍圖，本文於此將先處理安樂死之分類問 題，先予說明。
若從字源的角度來看2，所謂的安樂死，係euthanasia 翻譯。不論是英文的 euthanasia 或是德文的 Euthanasie，都源自希臘文 euthonatos。在希臘文中，eu 代表好的、幸福的；thonatos 則是代表死亡，因此合起來的意思就是善死或安詳 的死（good death）。因此可以這麼說，安樂死的核心內涵之一在於解除痛苦3。 然而，關於安樂死之內涵與分類，有諸多不同的名稱、定義與觀點，未有定論。
為了避免讀者墜入五里霧中、且實際上難以窮盡所有文獻的看法，本文在此 將直接從刑法釋義學上較有意義的「分類標準」出發，嘗試說明各種可能的情況，
2 不少文獻都會提及字源觀點，僅舉數例，請參閱：吳建昌（1999），〈安樂死法理學基礎之探 討〉，《醫事法學》，7 卷 2 期，頁 10；ホセ・ヨンパルト（José Llompart）、秋葉悅子（共著）
（2006），《人間の尊厳と生命倫理・生命法》，頁149，東京：成文堂；GUENTER LEWY, ASSISTED
DEATH IN EUROPE AND AMERICA: FOUR REGIMES AND THEIR LESSONS 4 (2011).
3 以消除、緩和痛苦作為安樂死必備要素為文獻上的普遍看法，僅舉一例，請參閱：山口厚
（2007），《刑法総論》，2 版，頁 165，東京：有斐閣。
以及一般來說多數文獻對於各該情況的說法為何；另外，針對諸種名稱或說法所 引註之文獻僅為例示，不代表其他學說或文獻不採此稱呼或觀點。
第二項、 是否得本人同意
首先，第一個層次的分類標準係「是否得到本人之同意」。雖然從邏輯上來 看似可直接得出「有」或「無」兩種答案；然而，姑且不論本人為未成年人或不 具識別與判斷能力者等情況時該如何處理的問題；即便本人為心智成熟之成年 人，實際上困難的是真實案件常發生在其已經昏迷之情形，換言之，無從得知其 意願。譬如，英國法之Bland 案、美國法之 Quinlan 案與 Cruzan 案（詳後述）等，
皆屬此一情況。
據此，考量到現實上情況，就此一層次而言，似可分成三類較為妥當。首先，
第一類是「本人同意」，文獻上有稱此類為voluntary euthanasia4（自願安樂死5、 自發性安樂死6），此類型之前提為本人處於意識清醒且具備（決定）能力
（conscious and competence）之狀態7。另外，在我國法下，此類型相當於刑法 第275 條之加工自殺罪。
第二類是「本人拒絕」，文獻上有稱為involuntary euthanasia8（非自願安樂 死9、非自發性安樂死10、違反意願安樂死11、不自願安樂死12）。此類型的前提同 樣是本人意識清醒且具備決定能力；其與第一類安樂死的差別係在前者中本人表
4 請參閱：PETER SINGER, PRACTICAL ETHICS 176-‐178 (2nd ed. 1993); SHEILA A.M. MCLEAN, ASSISTED DYING:
REFLECTIONS ON THE NEED FOR LAW REFORM 10 (2007).
5 請參閱：李震山（1999），〈從生命權與自決權之關係論生前預囑與安寧照護之法律問題〉，
《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2 期，頁 328。
6 請參閱：鄺承華（1998），〈澳大利亞安樂死法律之探討─病患「權利」之行使？醫療行為之 規範？〉，《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27 卷 4 期，頁 7。
7 請參閱：Ronald Dworkin（著），郭偵伶、陳雅汝（譯）（2002），《生命的自主權》，頁 206-‐210，
台北：商周。
8 請參閱：PETER SINGER, supra note 4, at 179.
9 請參閱：李震山，前揭註 5，頁 328。
10 請參閱：鄺承華，前揭註 6，頁 7。
11 請參閱：吳俊穎（2004），〈壽終正寢？—病患親屬代理決定權的探討〉，《月旦法學雜誌》，
114 期，頁 161。
12 請參閱：王志嘉（2012），〈末期病人醫療常規-‐-‐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九十六年度醫上更（一）
字第二號刑事判決評釋〉，《月旦法學雜誌》，211 期，頁 254。
示同意，而在後者裡本人表示不同意。不過，此類型之安樂死得否稱為安樂死，
其實是有疑問的13。在我國法下，此類即為刑法第271 條殺人罪。
第三類是「本人無法表示」，又可再細分成三種子類型。第一種子類型是單 純基於現實上之原因而無法表示同意與否，譬如本人已陷入昏迷，成為所謂無意 識（unconscious）狀態14；第二種子類型是單純基於法律上之原因無法表達，譬 如成年人罹患阿茲海默症（也就是俗稱的老年痴呆症），到了末期被認定無決定 能力，成為所謂意識清醒但不具決定能力（conscious but incompetent）之狀態15， 或是未成年人之自我決定權因為法律而受限制；第三種子類型是同時基於現實與 法律上之原因無法表示，譬如剛出生的嬰兒。對於這些本人無法表示同意與否之 安樂死，文獻上有稱為non-‐voluntary euthanasia16（無自願安樂死17、非本意性安 樂死18、無意願安樂死19），此類安樂死涉及到就實體面如何設立標準或程序面如 何處理、判斷本人是否同意之問題，故本文特別將單獨其列為一類。
關於第二類或第三類之安樂死，最惡名昭彰的例子當屬納粹德國針對諸如畸 形兒童、精神病患與殘障者等所謂「不具生命價值的生命（lebensunwertes leben）」
所進行之安樂死行動T4（euthanasie aktion t4）與行動 14f3（aktion 14 f 3），造 成近30 萬人之死亡20。有鑑於此慘痛的歷史經驗，為了避免與大屠殺產生連想 的負面意義，德國學者有主張以死亡協助（Sterbehilfe）一詞替代安樂死用語21。 相同。詳言之，本文認為voluntary、involuntary 與 non-‐voluntary 皆屬於同一層次之議題，彼此 間沒有上下位階關係。採取此觀點之理由在於non-‐voluntary 並非「同意」或「不同意」，而是 無法取得其同意或不同意。類似觀點，請參閱：PETER SINGER, supra note 4, at 179.
不過，由於此屠殺陰影與脈絡並非臺灣所擁有；再者，德國法僅處罰同意殺 人22，不處罰幫助自殺，故使用死亡協助（或死亡幫助）一語完全不會引起誤會。
然而，由於我國法不但處罰同意殺人，亦處罰幫助自殺，基於「協助」與「幫助」
用語極為類似，「幫助」與「幫助」甚至一模一樣！難保不會引起誤解。諸如死 亡協助（或死亡幫助）與幫助自殺之關係為何？是否僅幫助自殺始有死亡協助（或 死亡幫助）概念之適用？據此，至少在臺灣，是否有必要以死亡協助或死亡幫助 一語替代安樂死用語，似乎不無再斟酌之餘地。
第三項、 行為態樣
再來，第二個層次的區分標準是行為態樣，也就是執行安樂死之手段方式為 何。在考察作為刑法上重要課題的「作為與不作為」區分之前，先來看文獻上有 所謂「真正安樂死」或「純粹安樂死」之概念，係指以不附帶縮短生命效果之方 式減少患者痛苦，譬如施打止痛劑23。然而，由於此類安樂死對於生命法益沒有 侵害或危險、不具刑法上意義，故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24。
那麼，接著來看關於不作為的部分。具體而言，譬如針對依靠人工維生設備 維持生命者，將維生設備（例如人工呼吸器、胃管等）予以拔除。
補充說明的是，文獻上另有在不作為之範疇內，更進一步區分成拒絕醫療權
（right to refuse treatment）與死亡權（right ti die），前者包括拒絕心肺復甦術（No CPR）、拒絕生命支持系統（life-‐supporting system，如停止心肺機、拔除呼吸器）；
「自殺共犯」及其可罰性之理論基礎〉，劉幸義（等著），《刑事法之基礎與界限：洪福增敎授
紀念專輯》，頁536，台北：學林；渡邉斉志（2006），〈ドイツ：尊厳死法制化に関する最近
の動向〉，《外国の立法》，227 期，頁 152-‐153。類似觀點，請參閱：陳英淙（2005），〈論 長期昏迷且意願未明者之死亡協助——兼釋疑「死亡協助」一詞〉，《月旦法學雜誌》，121 期，
頁170；王志嘉（2010），〈病人生命身體法益的處分─談死亡協助與刑事責任〉，《台灣法學
雜誌》，143 期，頁 68。
22 但請留意德國法對於得承諾與受囑託殺人給予不同評價，詳請參閱本文「德國法」乙節。
23 請參閱：大谷實（2009），《刑法講義総論》，3 版，頁 268，東京：成文堂；松宮孝明（2009），
《刑法総論講義》，4 版，頁 129，東京：成文堂；陳子平（2003），〈安樂死〉，《月旦法學 教室》，10 期，頁 44；蔡宗珍（2004），〈從憲法生命權之保障看安樂死合法化問題〉，氏著，
《憲法與國家（一）》，頁228，台北：元照。
24 相同見解，請參閱：劉幸義（1998），〈「安樂死」刑事政策的擬定與論證〉，《刑事政策 與犯罪研究論文集（一）》，頁108，法務部犯罪研究中心編印。
後者則是賦予病患拒絕生命維持系統（life-‐maintaining system，如停止點滴、拔 euthanasia27）、Passive Sterbehilfe（被動死亡協助28、消極死亡協助29）、不作為安 樂死30。
27 請參閱：Todd F. McDorman, Controlling Death: Bio-‐Power and the Right-‐to-‐Die Controversy, 2(3) 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 257 (2005).
28 請參閱：陳英淙，前揭註 21，頁 172。
29 請參閱：黃榮堅（2012），《基礎刑法學（上）》，4 版，頁 327，台北：元照；王志嘉，前 揭註21，頁 68。
30 請參閱：吳建昌，前揭註 2，頁 1；陳子平，前揭註 23，頁 45。
31 請參閱：吳建昌，前揭註 2，頁 12；李震山，前揭註 5，頁 328-‐329；大谷實，前掲注 23，頁 268-‐269；林鈺雄，前揭註 26，頁 51；林書楷、林淳宏，前揭註 26，頁 128-‐129；前田雅英（2011），
《刑法総論講義》，5 版，頁 352，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32 請參閱：FRANKLIN G. MILLER & ROBERT D. TRUOG, DEATH, DYING, AND ORGAN TRANSPLANTATION: RECONSTRUCTING MEDICAL ETHICS AT THE END OF LIFE 26 (2012).
33 文獻上對於積極與消極（active and passive）安樂死此組分類之理解（定義）其實不只一種，
此處所表明者係最多人使用之概念內涵，併予說明。
34 請參閱：黃榮堅，前揭註 29，頁 326-‐327。
35 請參閱：吳建昌，前揭註 2，頁 12。
36 以下說明僅為較多數觀點，對於「直接或間接」之進一步討論，請參閱：吳建昌，前揭註 2，
頁11；劉幸義（1996），〈由法學方法論角度思考「安樂死」之難題〉，《月旦法學雜誌》，
或是直接以縮短生命為目的37、38。亦有以「客觀上係危險或實害」為出發點，區 別成為了減少痛苦，而使用帶有縮短生命危險此一副作用之手段；或是直接縮短 生命導致死亡39。
不論如何，對於前者，具體的例子如為緩和癌末症狀使用較強烈的麻醉藥嗎 啡，然而大量使用嗎啡往往會加速病人死亡的到來，文獻上有稱此種類型為（積 極）間接死亡協助40（indirekt Sterbehilfe）、（積極）間接安樂死41、治療型安樂 死42、非直接安樂死43。
對於後者，具體的例子如注射氯化鉀（potassium chloride），文獻上有稱為
（積極、主動）直接死亡協助44（aktive direkte Sterbehilfe）、（積極）直接安樂死
45、殺害型安樂死46、慈悲殺人47（mercy killing48）。此類型安樂死也是爭議最大 89；山口厚，前掲注 3，頁 165；林東茂（2008），〈醫療上病患承諾的刑法問題〉，《月旦法 學雜誌》，157 期，頁 66。
別而不應使用相同的名詞49。本文認為，此觀點所立基之安樂死定義與其他多數
別而不應使用相同的名詞49。本文認為，此觀點所立基之安樂死定義與其他多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