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凝聚力理論與相關研究

家，讓一個小胚胎孕育成生命，並伴隨其成長。在大多數人的生命裡，家庭扮 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而家庭凝聚力（family cohesion）是個體經驗家庭成員間彼 此緊密、親近和情感連結的程度（Green & Werner, 1996），凝聚力程度高有助於防 止青少年產生偏差行為（Cashwell & Vacc, 1996; Lucia & Breslau, 2006），並減低其 面對家人衝突時採取急躁行為策略之可能（Johnson, 2002），顯示家庭凝聚力與青 少年行為的關連性。以下將針對家庭凝聚力理論、測量工具，以及家庭凝聚力之相 關研究來加以探討。

一、 家庭凝聚力理論

家庭凝聚力的概念可追溯自 Minuchin 與其他結構取向治療師的觀點（Aponte

& van Deusen, 1981; Minuchin & Fishman, 1981），家庭系統是由家庭成員間的聯盟、

界限與權力關係所組成，而許多心理疾病與行為是家庭結構或權力運作不良之反 應。在整個家庭系統中，可依據性別、世代、功能等分為幾個小的次系統，並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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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次系統區分並執行家庭的功能（Minuchin, 1974）。而界限（boundary）將主系 統、次系統及外界環境劃分開來，由於每一個次系統都有其功能與需求，Minuchin 認為「界限」的作用在於保護彼此之間的分界，運作良好的家庭其界限是明確的，

並以界限滲透性（boundary permeability）描述家庭成員之系統間交流的現象，當滲 透性過高，彼此之間能自由地侵入任何一個次系統，造成過度涉入彼此的生活，這 樣的家庭結構 Minuchin 稱之為糾纏（enmeshment）；反之，當家庭成員較孤立，彼 此漠不關心或甚少接觸時，則是疏離（disengagement）的家庭結構（Olson, 2011）。

Minuchin 雖然沒有提出家庭凝聚力一詞，但之後學者大多以成員間交流的狀 況定義家庭凝聚力，如 Moos 與 Moos（1986）將家庭凝聚力定義為彼此關心、幫 助、支持，以及對家人承諾的程度；Wentzel 與 Feldman（1996）定義為家人間情 感親密的程度；另外也被定義為家庭成員間彼此的情感連結（Lee, Wong & Chow, 2006; Olson, 1993）。Olson 除了對家庭凝聚力概念進行操作型定義，還呼應了家庭 系統理論的觀點，將家庭凝聚力依照分數從低到高分別定義為疏離、有點連結

（somewhat connected）、連結的（connected）、非常連結（very connected），以及糾 纏（Olson, 2011）。有點連結、連結的和非常連結的家庭凝聚力是係指個人與家庭 成員的關係在獨立和依賴間取得平衡，儘管家庭成員間情感聯結或界限的共享，是 整個系統的重要準則，但也尊重家庭成員自己的獨立性；而疏離與糾纏的家庭凝聚 力則是在失衡的水平，當家庭凝聚力為疏離時，成員們不會從事共同活動，且缺乏 對家庭的依附和承諾；糾纏的家庭關係雖有極高的一致性，但成員之間也缺乏獨特 性，家庭凝聚力若是位於極端的水準，家庭容易被視為較不具功能（邱獻輝，2002）。

由上述的定義可歸納出家庭凝聚力的概念為家人間情感連結之情形，透過與 家庭成員的交流去感受彼此關心、支持或幫助的程度。Gorall 與 Olson（1995）認 為凝聚力在平衡的水準時，才能發揮家庭的正向功能，然而此一觀點仍存在著爭議，

特別是有些學者提出家庭凝聚力和糾纏應分屬不同的面向（Barber & Buehler, 1996;

Moos & Moos, 1986），因為家庭凝聚力強調家庭成員間的支持與情感連結，但糾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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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強調家庭對個體心理及情感的控制。而 Barber 與 Buehler 發現家庭成員的凝聚 力愈高則青少年的內外在問題愈低，然而糾纏與外在的偏差行為間並無發現顯著 的相關。此外，在預測學習疏離的迴歸模式中，性別及年級與糾纏間的交互作用的 效果能顯著預測學習疏離，但與家庭凝聚力的交互作用效果卻不顯著。Farrell 與 Barnes（1993）也發現在青少年行為表現上，家庭凝聚力與糾纏有不同的影響機制，

家庭凝聚力程度高不盡然代表糾纏的關係，兩者也不應歸類在同一個向度當中。此 外，臺灣由於受到華人家族意識所影響，家庭凝聚的現象會更趨於「團結齊心」的 狀態（劉惠琴，2011）。綜合上述的發現，根據 Gorall 與 Olson 的理論，高度的家 庭凝聚力代表成員間的關係處於糾纏狀態，會阻礙青少年發展自主性，並增加高風 險行為發生的機率，但也有不少研究推翻此一假設，並發現較高的家庭凝聚力實際 上有助於降低青少年從事不當行為，這至少說明糾纏不適合用於預測青少年的行 為問題。而由於青少年在網路上進行危險行為通常歸類於外顯型問題，因此筆者採 取 Barber 與 Buehler 的觀點，將家庭凝聚力暫時排除糾纏的面向，並推論當青少年 知覺的家庭凝聚力愈高，其危險網路行為發生的頻率可能愈低。

二、 家庭凝聚力之測量工具

應用家庭系統觀點做為測量家庭功能的研究最初因為此一概念較為繁雜，進 行定義時往往未能在客觀與量化上做通盤的考量，在家庭心理科學典範盛行之前，

調查工具上常會有以下的缺失：（1）對重要概念與向度定義薄弱、缺乏共識，以及 重疊性高；（2）測量與概念間在操作上有相當大的落差；（3）因素分析結果萃取出 的因素比預期還少；（4）信效度有待增強與補充（引自羅國英，1995）。例如王淑 惠（2000）所修訂的家庭功能量表，將國內外常用的家庭功能量表對家庭功能向度 的定義進行彙整並進行質性訪談，結果向度間的定義重疊性高，且量表在效度方面 僅提供個案與其手足所填寫的家庭功能量表之各分向度上的相關值（0.275-0.553）。 因此，過去在家庭心理學相關的研究與實務工作中，常常會苦無適合的工具使用。

近幾十年來，社會科學研究典範的發展由過去的實證主義獨尊，衍至今日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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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典範並陳，有關家庭功能的研究工具與方法逐漸獲得實證資料支持（潘慧玲，

2003）。Handel（1996）與葉光輝（2000）皆曾主張家庭互動的探討可分成三個層 次進行，分別為個人層次、關係層次與家庭層次。個人層次與關係層次做為研究的 議題並不少見，過去發現家庭中個人生命週期、依附關係（譚子文、范書菁，2010）、 溝通品質（林玉慈，1999）或親子關係（吳秀櫻，1987）都影響青少年的生活適應 與問題行為表現。但由於家庭面貌並非單一的型態，家庭中的規則習慣、權力結構、

溝通模式，以及情感傳達方式是會交互影響與改變的，因此僅以關係層次探討家庭 對青少年心理適應行為的影響，便難免失之偏頗（黃宗堅、謝雨生、周玉慧，2004）。

自從 Ackerman、Bowen 與 Minuchin 將系統思維觀點引入家族治療，Pinsof 於 1992 將家族治療與心理學進行「整合」，並提出「整合／歷程／系統觀點」（the integrative process systems perspective），建立家庭心理學領域的科學典範（Pinsof, 1992）。然而過去對家人互動關係的研究多建立在臨床的病態家庭，如 Barnhill 於 1979 年將 Minuchin 結構取向、Whitaker 經驗取向、Haley 策略取向、Bowen 代間 取向，以及 Satir 溝通取向等重要的家族治療學派的觀點整合，發現家庭運作的良 窳可以從成員界限、家庭規則與權力結構等向度進行檢驗（引自黃宗堅、謝雨生、

周玉慧，2004）。近年來，研究對象開始轉移到一般家庭，同時更強調家中較為正 向的資源與功能（Walsh, 2012）。另一方面，許多家庭系統量表工具也在這一時期 大量出現與改革，試圖將各個家庭系統中複雜的概念加以整合，用以評估家人的互 動關係（Olson, 2000），茲簡述如下。

（一）自我報告家庭調查（Self-Report Family Inventory，SFI）

自我報告家庭調查是依據比法斯系統模式（Beavers systems model）所設計的 36 題量表，共有五個向度，包括健康／能力（health/competence）、衝突（conflict）、 凝聚力（cohesion）、領導（leadership）、情感表達（expressiveness），這裡的凝聚力 代表家人間的親密程度（Beavers & Hampson, 1990）。研究發現 SFI 與其他測量家 庭功能的工具也有良好的相關（Hampson & Beaver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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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衡鑑工具（Family Assessment Device，FAD）

家庭衡鑑工具是依據 McMaster 家庭功能模式的六個家庭功能向度，另加入一 個整體功能評估，共有七個分量表。增加 12 題的整體功能分量表，能使家庭衡鑑 工具之整體結構模式的配適度提高（Ridenour, Daley, & Reich, 1999），但這種方式 的可靠性仍令人質疑（Miller, Ryan, Keitner, Bishop & Epstein, 2000）。除此以外，

Epstein、Baldwin 與 Bishop（1983）以 FAD 測量的結果與臨床評估的結果一致，

顯示 FAD 是評估家庭功能的一個有效方法。

McMaster 家庭功能模式（the McMaster model）起源於 1950 年代後期 Nathan Epstein 帶領之家庭研究小組的工作，經過二十多年的臨床研究，由 Epstein 等人於 1978 年提出（Epstein, Ryan, Bishop, Miller, & Keitner, 2003）。McMaster 家庭功能模 式強調「健康」是一種理想家庭狀況，內容包含家庭的資源、正向特質，以及處理 問題的能力（陳木金，2000）。此理論以六個向度評估家庭功能，黃宗堅（1999）

整理相關文獻，指出內容應包含：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溝通（communication）、 角色（role）、情感回應（affective responsiveness）、情感涉入（affective involvement）， 以及行為控制（behavior control）。

（三）家庭環境量表（Family Environment Scale, FES）

Moos（1974）與其同事發展了家庭環境量表，主要探討家庭氣氛對個體及家 庭功能的影響。之後，許多國內外研究者開始重視家庭環境的影響，也出現了許多 家庭環境的測量工具（Moos & Moos, 1981, Boyd, Gullone, Needleman, & Burt, 1997；

許維素，1992；陳佳琪，2001；蔡恒翠，2003）。雖然不同研究者因關注向度不同，

而有不同的評量重點，但彼此差異並不大。

FES 一共有十個分量表，可區分為三個層面，分別為關係層面、人際成長層面 與系統維繫層面（Fowler, 1981），而國內黃梅羹（1992）根據 Moos 與 Moos（1986）

的架構，將 FES 修訂成適合國人之家庭評估自填表（Family Environment Self Report, FARS），包含凝聚性、表達性與衝突性等八個向度。僅管有文獻指出 FES 能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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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綜合評量家庭環境，是八零年代最被廣泛接受與使用的家庭環境評估測驗

（Oliver, May, & Handal, 1988），但 Boyd 等人（1997）的研究發現了 FES 各分量 表在青少年族群內部一致性並不高（.31～.72）。

（Oliver, May, & Handal, 1988），但 Boyd 等人（1997）的研究發現了 FES 各分量 表在青少年族群內部一致性並不高（.3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