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證文獻

整理國內外有關公債與經濟成長相互關係的實證文獻如下。

Afonso and Jalles(2011)研究全球 155 個國家從 1970 至 2008 年間公債、生產力 和經濟成長間的關係，其將國家分為先進及發展中(新興)國家，發現在發展中及新 興國家，公債比和成長率間存有一負向關係，在 OECD 國家則無顯著關聯性，全 樣本國家下則有一負向關聯。另外，在公債比超過 90%的國家，公債比上升 10%

會導致經濟成長率下降0.27%，然而在公債比 30%-60%的國家，此負向關係減弱，

僅使經濟成長下降 0.08%；在公債比低於 30%的國家，公債比上升 10%反而促使 經濟成長率增加 0.1%。此篇文獻亦在不同的控制變數下，研究此關聯性，例如，

在不同公債到期日下，以短期公債和長期公債分別佔公債總額之比例衡量，發現 短期公債和經濟成長率間有正相關；長期公債則有負相關。當考慮不同危機時，

金融危機及通貨危機(currency crisis)常伴隨公債發行量的大幅增加，對經濟成長的 危害將擴大。另外，若考慮一國之金融體系發展程度(financial development)，越健 全的金融環境理論上越能促進經濟成長。但當考量一國之公債額，即加入金融發 展程度與公債比之交互影響項，OECD 國家無顯著發現，發展中國家在公債比大 於 60%時，即使有健全的金融體系，經濟成長仍舊受到抑制。最後，此篇文獻利 用數學方程式，內生計算出公債比的門檻值，約為 59%，當公債比低於此比率，

其值的上升將會促進經濟成長，若高於此比率，則不利於經濟成長。

Cecchetti et al.(2011)以 1980 至 2006 年間 18 個 OECD 國家為研究對象，將一 國之非財務性(non-financial)債務區分成政府部門債務、公司部門債務(corporate debt)與家計部門債務(household debt)，其認為債務的持續增加僅為過去趨勢的延續，

真正發生改變的是債務的組成項目，不同的債務組成和債務比例對經濟成長影響 的程度並不相同，實證結果顯示門檻值分別為政府部門的85%、公司部門為 90%、

家計部門為85%。研究結果指出，若私部門的債務過多，⁵會使公部門倒帳風險增 加，因為其會降低政府部門收取足夠稅收的能力，使政府債務無法維持在一合適 的水準，且單獨考量公部門債務與公部門私部門債務一起考量下，僅有公部門債 務下，對經濟成長的影響程度較小。此篇文獻亦將銀行危機(banking crises)的因素 加以考慮，比較銀行危機的發生與否是否會改變公債和經濟成長間的關係。當發 生銀行危機時，政府部門債務對經濟成長的抑制效果增大，私部門債務則無顯著 證據。另外由於此篇文獻的樣本皆為先進國家，故自不能忽視人口老化的問題，

先進國家擁有較發達的醫療制度，老年人口相對發展中國家多，龐大的社會福利 支出加上老年人儲蓄較少，使先進國家降低公債比的任務更加困難。

Kumer and Woo(2010)則以 38 個先進及開發中國家為研究對象，樣本期間從 1970 至 2007 年，不同於 Afonso and Jalles(2011)直接將國家分類來估計先進及發展 中國家的差異，Kumer and Woo(2010)利用虛擬變數，創造公債比和一國經濟發展 程度的交叉項，結果指出，相對於發展中國家，先進國家公債比對經濟成長的負 向效果較小。此外，其以新古典的成長會計方程式(growth accounting)探討公債對 經濟成長影響之管道(channel)，認為公債主要藉由降低資本累積及民間投資而間接 降低經濟成長率，發展中國家公債對私人投資的反向效果甚至是先進國家的兩倍。

本文實證結果公債的門檻值為90%。

Checherita and Rother(2010)以 12 個歐元區國家 1970 至 2008 年的資料為樣本，

不同於先前的文獻僅列入公債比之一次方項並以實證結果大概推論門檻值，本文 於模型中同時列入公債比的一次方項及二次方項，使門檻值的估計值更加精確，

門檻值約為90%-100%，並藉由估計出的信賴區間下界供執政當局參考，當公債比 超過此下界，其對經濟成長率就產生反向影響，此下界約為 70%。接著更進一步 說明，在公債比低於門檻值時，並不絕對的隱含高公債會帶來高經濟成長，證明 方式為藉由研究公債比與民間儲蓄、私部門投資、公部門投資、全因素生產力(TFP) 及利率間是否也存在一倒U 字型的關係，並根據估計出來的信賴區間，發現 TFP、

投資及儲蓄的信賴區間下界皆低於 70%，故即使公債比未到達 70%，其仍會藉由 抑制以上三者，對經濟成長產生不容忽視的影響。而利率和公債比間雖無一 U 型 關係，但研究發現公債比的變動量上升會使利率上升，同樣也會抑制經濟成長。

最後，除了考慮公債比的二次方項外，作者亦考慮不同次方下(various polynomial forms)的反應，發現隨著次方項增加，門檻值發生顯現下降的趨勢。

Reinhart and Rogoff(2010)以 44 個國家兩百年期間為樣本，研究高公債水準、

經濟成長率和通貨膨脹率間的關係。作者指出，歷經 2007 至 2009 年的金融海嘯 後，冰島、愛爾蘭、西班牙、英國和美國的平均債務量暴增了 75%，其他受金融 海嘯波及較小的國家，公債量在這三年間亦增加 20%。接著，作者將樣本國家依 公債比率區分成四組，分別為30%以下、30%至 60%、60%至 90%、90%以上，並 就每一組別各自求出組內的成長率及通膨率，發現無論樣本期間較長(1902-2009 年)或較短(1946-2009 年)，都得到相似的結果：只有在公債比大於 90%時，公債比 和經濟成長率才呈現反向關係。在先進國家，公債比最高組之平均成長率約比公 債比最低組的成長率低三到四個百分點；至於發展中國家之差異亦類似。但通膨 率和公債比間，先進國家和發展公國家則有不同的影響，在先進國家，並無觀測 到一明顯的關聯性；而在發展中國家，當公債比超過90%時，隨著公債比的上升，

通貨膨脹率亦跟著上升。

Fabrizio et al.(2011)研究義大利政府公債和經濟成長間的關係，樣本期間從 1861 至 2007 年，為一時間序列模型。透過結構性檢定，證實戰爭前後的資料結構 確實有很大差異，故排除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資料(1914 至 1949 年)產生兩個樣本 期間。值得注意的是，縱使刪除戰爭期間的資料，義大利的公債比仍然很高，全 樣本期間及子樣本期間公債比和經濟成長率皆呈現一負向關聯。另外，作者亦將 樣本期間畫分為1880 至 1914 年、1985 至 2007 年，這兩段期間各涵蓋了公債比最

高的兩個年度：1894 年的 126%及 1994 年的 122%，且公債比在各樣本期間皆有先 累積後下降的現象，但對經濟成長的影響卻不盡相同；於前段期間公債比與經濟 成長率皆顯現反向關聯；但於後段樣本期間，一開始公債比上升的確使經濟成長 率下降，然而緊接著的公債比下降(1995 至 2007 年)卻使經濟成長率更進一步下跌，

主因為後段樣本期間資本累積並未增加，且此段期間公債比的下降速度較前段樣 本期間緩慢，幅度也較少，加上外國公債相對於內債對義大利的經濟成長產生較 嚴重的影響，而後段樣本期間的外債數量又明顯高於前段樣本期間，種種原因使 得後段樣本期間儘管公債比下降，經濟成長率仍就無法回升。作者亦針對義大利 的政府結構與預算結構做一深入的探討，在公債比達到第一個極大值前，政府早 已開始進行財政的重整與鞏固(fiscal consolidation)；然而當公債比下降而後又攀升 至第二個極大值時，政府才正準備著手處理此問題，故對經濟成長的影響較嚴重；

另外，前期公債累積主要是運用在政府公共投資，然而後期政府部門擴大預算組 成改變，超過一半的支出用於福利金及社會保險，投資性支出大減，赤字問題也 更加嚴重。

吳國華(1996)以台灣地區民國 50 年第三季至民國 84 年第四季的季資料為研究 範圍，亦為一時間序列模型，並考量民國 74 年解除利率管制，民國 76 年提高公 債發行上限等因素，為顯現此種結構性改變之效果，將樣本期間區分為全樣本期 間和子樣本期間(民國 76 年至民國 84 年)。針對預測誤差變異數分解，全樣本期間 下由於早期公債規模不大，公債又多為公營金融機構所持有，使公債效果不易顯 現出來；至於在子樣本期間，因民主政治下的財政收支需求大量增加，公債發行 量大增，故效果上較全樣本期間大且顯著，同時公債和總體變數的因果關係也比 較強，就子樣本期間而言，公債發行的影響依大小排列分別為：物價>貨幣供給>

利率>實質產出>匯率。以衝擊反應函數分析，推測公債效果對以上變數的影響力 大約可持續兩年半。

總結以上，早期文獻多探討預算赤字以公債或租稅融通對後代子孫產生的代 際間負擔問題，近期文獻則證實公債和經濟成長之間存在一反向關係，如 Kumer and Woo(2010)、Reinhart and Rogoff(2010)等粗略地將公債比區分成幾個水準做探 討，證實在高公債比下對經濟成長將產生不良影響，在低公債比下則無顯著發現，

對於真正關鍵的門檻值數值並無特別著墨，Afonso and Jalles(2011)的實證結果亦僅 約略估出全球公債比門檻值的可能範圍。Cecchetti et al.(2011)、Checherita and Rother(2010)雖精確的估計出公債比門檻值的數值，其樣本資料卻僅限於歐洲國家，

亞洲地區似乎尚未找到類似的實證文獻，故本文期能探討不同程度公債額對經濟 成長是否發生差異性影響，以此和西方國家進行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