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政治的動物
第二節 實踐哲學中的城邦動物
本章接下來要探討的六段文本，來自《尼各馬科倫理學》、《優德米安倫理學》
和《政治學》。這三部著作，都屬於亞里斯多德「實踐哲學」的領域。實踐哲學 是「關於人類事務的哲學」（ἡ περὶ τὰ ἀνθρώπεια φιλοσοφία）（NE 1181b15）， 其關注焦點為，人類如何透過其獨有的「行動」（action, πρᾶξις），達致屬人的善
（ the human good, τὸ ἀνθρώπινον ἀγαθόν ）（ NE 1098a16 ）， 也 就 是 幸 福
（εὐδαιμονία）。我們接下來會看到，在實踐哲學的脈絡，亞里斯多德使用像 πολιτικὸν ζῷον 這樣的表述的方式，與生物學脈絡有很大的不同：在文本（二）
到文本（六）之中，像 πολιτικὸν ζῷον 這樣的表述，都被直接用來描述人，並 且皆是作為個別論證的前提、預設，而非論證的結果（文本（七）的狀況比較特 殊，之後會詳論）。此外，這些文本的論述焦點皆是「屬人的」議題（友誼、正 義、善等等）。在文本（一）中，亞里斯多德則可謂給出了「政治的動物」的某 種定義，且這個脈絡的政治動物根本上是個生物學的概念。這似乎顯示，亞里斯 多德是在他的理論哲學中界定好了「政治的動物」的概念，然後在實踐哲學裡直 接挪用這個概念。如果是這樣，我們就找到了他的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生物學 和政治哲學）的一個重要連結。下文將會論證這個詮釋立場是適切的：我們將會 把文本（一）的定義（政治動物是擁有單一共同活動的動物）「代入」每一個文 本脈絡，並證明文本（一）的定義並不會與個別脈絡有所扞格。
在實踐哲學的脈絡，首先要檢視的文本是 EE 1242a20-28 和 NE 1162a16-19。
根據 Mulgan，在這兩段文本中，亞里斯多德似乎欲凸顯出城邦（πόλις）與家庭
（οἰκία）的不同，而既然 πολιτικὸν 是從 πόλις 衍生而來的詞彙，那麼在這兩 段文本中，πολιτικὸν 的意涵便不包括家庭。若然，則在這兩段文本中，我們應
該將 πολιτικὸν ζῷον 理解為「城邦的動物」（Mulgan 1974, 439-440）。11Mulgan 的說法應該是正確的，但這兩段文本是否因此和文本（一）的定義有所衝突？箇 中關鍵在於，這兩段文本皆蘊含了「城邦的動物」和「家庭的動物」兩個概念的 對立。如果文本（一）的定義並不牴觸這兩段文本，該定義必定相容於這個對立。
EE 1242a20-28 來自 EE 的第七卷第十章，這章討論的是不同種類的友誼，
以及這些友誼中蘊含的不同種類的正義。涉及 πολιτικὸν ζῷον 的段落如下：
（二）
去探究一個人應該如何與一個朋友交往，就是去探究某一種正義。
確實，作為一個整體的正義的全部內容，都與友誼有關係。正義與 某些人有關，亦即，和那些與我們共同擁有某些事物的人有關，而 朋友與我們共同擁有某些事物，有些關於家庭，另一些關於日常生 活。因為，人不僅是城邦的動物，還是家庭的動物（ὁ γὰρ ἄνθρωπος οὐ μόνον πολιτικὸν ἀλλὰ καὶ οἰκονομικὸν ζῷον）。不像其他動 物，人並不是偶爾才交合，且不管對象是誰、是男性或女性；但是 在一個特殊的意義上，人不是獨居的動物，而是傾向與那些和他們 擁有自然親屬關係的人組成共同體。因此會有共同體（κοινωνία）
以及一種正義，即使沒有城邦存在。而且，一個家庭就是一種友誼。
（EE 1242a20-28）12
Mulgan 對這段文本的解讀為，亞里斯多德立基於城邦、家庭的區分，以 πολιτικόν 這個形容詞來描述人對於城邦的需求，並以 οἰκονομικόν 這個形容詞
11 Mulgan 1974 所引用的 EE 段落為 1242a21-26，不過我認為 a20-21 和 a26-28 的內容也相當重 要，故納入引用的範圍中。
12 本文中所引用 EE 文本的中譯，均根據 Inwood and Woolf 2013 的英譯，並參考 Rackham 1935 的英譯。
來描述人對於家庭的需求。因此，πολιτικὸν ζῷον 和 οἰκονομικὸν ζῷον（家庭 的動物）便是兩個平行、對立的概念，Mulgan 因而主張應該將 πολιτικὸν ζῷον 理解為「城邦的動物」（Mulgan 1974, 439-440）。Mulgan 似乎只說到這裡，但是 他所說的明顯不是這段文本的主旨。我們會發現，「人是城邦的動物」在這段文 本中並非亞里斯多德想要達到的論證結果，甚至也不是支持其論證的理由、論據。
於是，要理解「城邦的動物」這個概念在文本（二）的角色，我們就得檢視文本
（二）的整體論證。
文本（二）的第一句話「去探究一個人應該如何與一個朋友交往，就是去探 究某一種正義。」似乎已經透露亞里斯多德是在回應怎樣的立場：有人認為「友 誼與正義無關」。這種想法似乎預設了友誼和正義是不同層次的事物：正義是城 邦生活層次的事物，友誼則僅關乎個人的私人生活。而亞里斯多德認為，正義和 友誼具有相同的範圍，兩者甚至可以說是共在的。他說，正義的全體都和友誼有 關，因為正義和友誼涉及相同的對象：與我們共同擁有（κοινωνέω）某些事物 的人。這些「共同擁有者」（κοινωνός）其實包含了許多種人（例如家人、朋友、
公民同胞），每一種人和我們的關係都不太一樣，與我們共同擁有的事物也有所 不同。因此，我們能夠區分不同種類的共同擁有、不同種類的共同體（community / association, κοινωνία），也就能區分不同種類的友誼、正義。不過，歸根究柢，
只要有共同體，就會有友誼和正義。因此，認為友誼和正義無關的那種人，就是 將友誼、正義的範圍理解得太過狹隘。這種人的盲點之一，就是看不到家庭之中 也有正義、友誼。對此，亞里斯多德首先點出，關於家庭的事物，也屬於共同擁 有的事物。為什麼人們會共同擁有關於家庭的事物？亞里斯多德的回答是，因為 人不僅是城邦的動物，還是家庭的動物。
在接下來的論述中，亞里斯多德描述的「其他動物」（偶爾才交合，且不管 對象是誰、性別為何），似乎與上一節提及的獨居動物（HA 588b31-35）相符。後
來他也點明了，人不是獨居的動物，而是傾向生活在家庭之中。家庭正是一種建 立於自然親屬關係之上的共同體，共同體歸根究柢不屬於獨居的動物。有共同體，
就會有正義和友誼，即使這個共同體並非處於城邦之中。總而言之，亞里斯多德 在文本（二）中確立了共同體、正義、友誼三者的共在，並指出家庭確實也是一 種共同體，因此也有家庭的友誼、家庭的正義。
於是，我們看到的是，「人是城邦的動物」這個主張，只是文本（二）中的 某種預設，不是亞里斯多德的關注焦點。此處論證的樞紐是「共同擁有」、「共同 體」的概念，而亞里斯多德是藉由指出人的「家庭性」，向我們強調家庭也是一 種共同體。由此可見，城邦的動物這個概念，似乎更像是某種背景。亞里斯多德 在文本（二）做的事情，是讓我們將注意力從城邦轉向家庭。
另一段將城邦和家庭對比的文本，來自《尼各馬科倫理學》第八卷第十二章：
（三）
在男人和女人之間，友誼似乎（δοκεῖ）是自然的；因為人自然地傾 向於結為夫妻，更甚於去組成城邦（ἄνθρωπος γὰρ τῇ φύσει συνδυαστικὸν μᾶλλον ἢ πολιτικόν ） － － 有 鑑 於 家 庭 先 於
（πρότερον）城邦、比城邦更必然，且繁衍是更加與動物普遍共享 的事物。（NE 1162a16-19）13
眾所周知，《優德米安倫理學》與《尼各馬科倫理學》不僅有三卷書的內容 相同（前者的卷四至卷六與後者的卷五至卷七相同），其餘部分探討的議題亦多 有重疊。EE 第七卷和 NE 第八、九卷的主題均是友誼。文本（二）與文本（三）
13 本文中所引用 NE 文本的中譯，根據的是 Ross and Brown 2009 的英譯，並參考了 Crisp 2000
、Bartlett and Collins 2011 等英譯。
似乎是兩部著作相對應的段落之一，這兩段文本都涉及家庭中的友誼。
文本（三）的論證可如此呈現：
1. 家庭先於城邦。
2. 家庭比城邦更必然。
3. 相較於其他事物（或許是指城邦），繁衍更是人與非人動物共有的事物。
4. 因此（由 1, 2, 3 推出），人自然地傾向於結為夫妻，更甚於組成城邦。
5. 因此（由 4 推出），在男人、女人之間，友誼似乎是自然的。
由此可見，文本（三）的論證目的，是解釋男女（夫妻）的友誼如何能說是 自然的。城邦在這裡仍然只是某種背景，家庭才是整個論證的關鍵。值得注意的 是，亞里斯多德在此更明白地強調家庭的優先性：文本（二）「因此會有共同體 以及一種正義，即使沒有城邦存在。」一句，已經透露家庭的優先性。文本（三）
除了明言家庭先於城邦，還說家庭比城邦更必然。這裡的「先於」（πρότερον）
似乎具有兩種意涵：1. πρότερον 可理解為時序上的優先，如此就是說，家庭比 城邦更早形成，亦即還未有城邦之時，家庭就已存在。這似乎相當契合上引文本
（二）的句子，並且我們能夠藉此解釋家庭為何比城邦更具必然性（先有家庭，
才可能有城邦）。2. πρότερον 也可理解為「生物學意義上」的優先：在動物之中，
擁有家庭的物種比擁有城邦的物種還要多。在這個層面上，人在一個更原初、更 優先的意義上是家庭的動物（參考 Kullmann 1991, 104）。因此，家庭先於城邦、
比城邦更具必然性，係指在動物組成的所有共同體中，家庭遠多於城邦。這呼應 了論證的前提 3：相較於其他事物，繁衍更是人與非人動物共有的事物。本文認 為亞里斯多德兩種意涵都想要表達。
檢視過文本（二）、（三）之後，我們要引入文本（一）的定義，看看這樣會
不會造成理解這兩段文本的困難。根據文本（一），說人是政治的動物，就是認 定人擁有（超越生育繁衍活動的）單一共同活動，能夠分工合作以完成共同目標。
正是這些單一共同活動，構成了城邦或是近似於城邦的共同體。因此，如果人是 城邦的動物，擁有城邦、需要生活在城邦之中，那麼人必定能夠進行文本（一）
所說的單一共同活動。在這個方面，文本（一）和文本（二）、（三）並無扞格。
另一方面，雖然文本（一）對於 πολιτικόν 的界定相當寬泛（並未將脈絡限定在 城邦），它仍然隱含了一個區分：有些動物「只是」家庭的動物，亦即，牠們的 分工合作僅侷限於生育繁衍活動（例如散居動物、群居動物）；有一些動物則不 僅是政治動物，還是家庭的動物。這個區分相容於文本（二）、（三）之中，城邦 動物與家庭動物的對立，因為人不但是城邦動物，還是家庭動物，而這兩段文本 正是要強調這點。
另一方面，雖然文本（一）對於 πολιτικόν 的界定相當寬泛（並未將脈絡限定在 城邦），它仍然隱含了一個區分：有些動物「只是」家庭的動物，亦即，牠們的 分工合作僅侷限於生育繁衍活動（例如散居動物、群居動物）；有一些動物則不 僅是政治動物，還是家庭的動物。這個區分相容於文本（二）、（三）之中，城邦 動物與家庭動物的對立，因為人不但是城邦動物，還是家庭動物，而這兩段文本 正是要強調這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