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哲學中的政治動物

在亞里斯多德的實踐哲學著作中，還有三段文本，其中的 πολιτικὸν、

πολιτικὸν ζῷον 的內涵與文本（二）、（三）明顯不同。本文認為，這三段文本 中的 πολιτικὸν、πολιτικὸν ζῷον，應被理解為「政治的」、「政治的動物」。

在《尼各馬科倫理學》第九卷第九章，討論「幸福的人是否需要朋友？」這 個問題時，亞里斯多德寫道：

（四）

沒有人會選擇擁有所有善的事物，卻以獨自一人為條件，因為人是 政治的，其本性是與他人共同生活（πολιτικὸν γὰρ ὁ ἄνθρωπος καὶ συζῆν πεφυκός）。（NE 1169b17-19）

在這段文本中，亞里斯多德以「人是政治的」這個命題來支持「沒有人會選 擇擁有所有善的事物，卻以獨自一人為條件」這個命題。這是為了回應一個說法：

幸福的人不需要朋友。亞里斯多德把這個說法推到極端：如果幸福的人不需要朋 友，我們就可以設想一個幸福的人，擁有所有的善，但是獨居（NE 1169b16）。

不過，亞里斯多德不認為有這樣的人，因為幸福的人還是人，而人是政治的，擁 有共同生活的本性。從整個論證結構來看，「人是政治的」應是這段文本的一個 預設。

在文本（四）中，我們可以看到「共同生活」（συζῆν）和「獨自一人」的對 比，而這裡的 πολιτικὸν，乃是與共同生活關聯在一起。文本（二）、（三）做出 的「城邦 / 家庭」的對比，並未在這裡出現，顯示亞里斯多德在此並未區分不同

形式的共同生活。所以，這裡的 πολιτικὸν，並沒有對應到特定形式的共同生活，

而是對應普遍意義的共同生活。是故，這段文本中的 πολιτικὸν，似乎不能理解 為「城邦的」，而應更廣泛地理解為「政治的」（參考 Mulgan 1974, 441）。

Mulgan 說，這一段文本指出了人對於共同生活的需求（need）（Mulgan 1974, 441）。此外，「會選擇」（ἕλοιτο，現在主動直陳式為 αἱρέω）這個動詞透露了某 種意向、欲望，這似乎表示人就其本性來說，皆擁有對於共同生活的欲望。我們 先前探討文本（一）時得出某個結果：生物學意義下的政治動物，必定具備足以 使其集體活動、分工合作的內在驅動力。對於共同生活的欲望，顯然屬於這樣的 驅動力。這樣看來，我們似乎可以主張，亞里斯多德在文本（四）的論證，預設 了對於文本（一）的政治動物的理解；換個方式說，他在文本（四）中挪用了文 本（一）的定義。

獨居生活與共同生活的區分，也出現於《尼各馬科倫理學》第一卷第七章。

論證了屬人的善和幸福都具有最終性之後，亞里斯多德接著討論自足性（self-sufficiency, αὐτάρκεια）。在討論的開端，他首先界定，要討論的是什麼意義下的 自足性：

（五）

從自足性的觀點來看，似乎會得出同樣的結果；因為最終善被認為 是自足的。我們並非將「自足的」這個詞適用於一個單獨的人，一 個獨自生活的人，而是適用於一個與他的父母、子女、妻子以及（廣 泛來看，還包含）朋友、公民同胞共同生活的人，因為人就其本性 是政治的（ἐπειδὴ φύσει πολιτικὸν ὁ ἄνθρωπος）。（NE 1097b8-12）

亞里斯多德主張，他要討論的不是「獨自生活的自足」，而是「共同生活的 自足」。歸根究柢，一個獨自生活的人根本不可能達到自足：首先，單憑個人的 力量，無法滿足他在食、衣、住等方面的生理需求，因此將有所缺乏，無法自足。

14其次，即使不談生理需求的滿足，依照文本（四）的說法，人也需要和其他人 生活在一起－－並且，文本（五）透露，人不是和任何人共同生活都可以。共同 生活似乎是一個很根本的需求。這個需求若沒有被滿足，人就會有所缺乏，如此 就不是自足的。這樣看來，文本（四）設想的獨居者，將無法滿足他對於共同生 活的需求，因此有所缺乏。他所缺乏的事物（朋友），對他而言就是一種善－－

事實上，亞里斯多德也注意到，有人甚至認為朋友就是「最大的外在善」（NE 1169b8-10）。因此，嚴格來說，並不存在擁有「所有」善的獨居生活。

文本（四）、（五）的論述模式大體相同，兩者都預設了人的政治本性。若將 文本（一）的定義代入文本（五），似乎也不會有扞格。值得注意的是，Mulgan 認為，文本（五）提到，一個人需要與他的公民同胞（fellow citizen）共同生活，

這蘊涵了人對於城邦的需求。並且，在亞里斯多德的思想中，只有生活在城邦中，

人才能夠達到完全的自足（Pol. 1253a1 ; 1280b31-35 ; 1326b2-24）。因此 Mulgan 推論，文本（五）的 πολιτικὸν，應該理解為「城邦的」，只是這個城邦是「包含 義的」（inclusive）城邦，亦即就城邦包含了家庭、村落等其他社群而言（參考 Pol.

1252a24-1253a1）。相對的，文本（二）、（三）將城邦對立於家庭，那個意義下的 城邦是「專有義的」（exclusive）城邦，因此 Mulgan 說文本（二）、（三）提到的 是「專有義的」城邦的動物（Mulgan 1974, 441）。專有義的城邦動物比較沒有爭 議，這裡就不討論了。至於文本（五），雖然提到了公民同胞，但是在那之前，

亞里斯多德還列舉了父母、子女、妻子、朋友，這顯示他指涉的是與一個人共同 生活的所有他者，而非專指特定範圍的他者。雖然城邦確實包含了其他的社群，

14 類似的說法，可參考柏拉圖《理想國》第二卷，關於城邦起源的論述（369b-c）。

但是亞里斯多德在文本（五）中，似乎並未刻意凸顯任何一個特定的社群。因此，

對於文本（五）對人之本性的描述，相較於「城邦的」，「政治的」應會是更妥適 的理解。

至此，我們已經探討了亞里斯多德實踐哲學中，屬於倫理學的文本（EE, NE）。 接下來的文本，都在《政治學》之中。與文本（四）、（五）相同意涵的 πολιτικὸν，

出現在第三卷第六章。在這章之中，亞里斯多德首先 點明，各種政治體制

（constitution, πολιτεία）的差異，在於它們的「統治者的數目」（Pol. 1278b6-15）。 到了這章的末尾，他區分了正確的（right）政治體制和扭曲的（perverted）政治 體制。兩者的差異在於，前者的統治者依據全體利益來統治，後者的統治者則只 依據自身利益來統治（Pol. 1279a8-22）。在這一章的論證過程中，有一個問題至 關重要：「城邦存在之目的為何？」亞里斯多德提供了兩方面的答案，其一為：

（六）

在我們最初的討論（在那裡，我們關注的是家庭的管理和奴隸的控 制）之中，已經明言，人就其本性是政治的動物（καὶ ὅτι φύσει μέν ἐστιν ἄνθρωπος ζῷον πολιτικόν）。基於這個原因，人們渴望共 同生活，即使是在他們不需要互相幫助的時候。（Pol. 1278b17-21）

15

這裡所謂「最初的討論」，係指《政治學》第一卷（文本（七）即是出於此 卷第二章）。在那個脈絡，亞里斯多德確實明言，人就其本性是政治的動物。不 過，那裡的論述，似乎無法導出「人們渴望共同生活，即使是在他們不需要互相 幫助的時候。」，因為那個脈絡並未提及人對於共同生活的渴望。因此，我們似

15 本文中所引用《政治學》文本的中譯，根據的是 Barker and Stalley 1998 的英譯，並參考了 Reeve 1998、Lord 2013 等英譯。

乎仍然能夠主張，文本（六）預設了文本（一）對於政治動物的理解。文本（六）

提到的共同生活（συζῆν），看起來與文本（四）、（五）的意涵相同，皆指涉普遍 意義的共同生活。不過，亞里斯多德在此特別指出一件事：人渴望（ὀρέγονται）

和他人共同生活，這種渴望無關一個人是否得到他人的幫助。也就是說，這種渴 望獨立於人其他的需求、欲望，因為這些需求和欲望（例如食慾）似乎都能藉由 人們的互相幫助得到滿足（Kullmann 1991, 101-103）。由此可見，對於共同生活 的渴望可謂人的「政治性」中最基礎的一個元素。城邦存在的目的之一，就是要 滿足人的這種根本渴望。

然而，城邦存在的目的不只如此。如果組成城邦只是為了「一起活著」，那 麼非人動物、奴隸都能擁有城邦，但這並非事實。非人動物、奴隸無法擁有城邦，

因為牠們不具有選擇（προαίρεσις）的能力，無法追求幸福（Pol. 1280a31-34）。 文本（六）之後，亞里斯多德接著說，人們組成城邦還有一個目的，就是追求共 同福祉，亦即讓所有成員都達致幸福、過著好生活（Pol. 1278b21-25）。我們之後 會看到，幸福是靈魂依據德行的活動，涉及了選擇（參見本文第三章第二節）。 雖然，人們最初是由對共同生活的渴望所驅動，去組成城邦，但是唯有透過選擇 和行動，城邦才能夠運作良好，使每一個人都過上好生活。因此，城邦的存在，

來自兩個因素的共同作用：對於共同生活的渴望¹⁶、對於幸福的追求。前者是基 礎、原初的，人與許多非人動物皆有之。後者是真正形塑城邦、使城邦發揮功能 的因素，並且凸顯了人的特殊性（Kullmann 1991, 102）。這呼應了亞里斯多德所 言：城邦的出現是為了人的存活，城邦的持續存在是為了人的好生活（ Pol.

1252b29-30）。

16 對於共同生活的渴望，似乎預設了對於生命的渴望。文本（六）之後，隔了幾行，亞里斯多 德補述：生命本身似乎內含了某種愉悅，以至於大多數人寧願忍受相當的痛苦，也要持續活 著。人們共同生活，維繫著政治共同體（城邦），似乎也是為了活下去（Pol. 1278b25-29）。

Kullmann 應是對的：滿足對於生命的渴望，並非城邦存在的第三個目的。亞里斯多德在此乃是 回歸先前對於人的原初本能（對於共同生活的渴望）的論述（Kullmann 1991, 102）。

綜上所述，我們在文本（四）、（五）、（六）中看到，人作為政治的動物，本 性中蘊含一種對於共同生活的渴望。因此，人不會想要獨自生活，獨居生活對人 來說也不可能是自足的。這種對於共同生活的渴望，顯然不只出現在人類身上：

至少，生物學意義下的政治動物，都會有這種渴望。這三段文本中的 πολιτικὸν、

πολιτικὸν ζῷον，都是作為論證中的前提、預設。我們必須引入文本（一）對政 治動物的理解，才能充分理解這三段文本的論證。文本（六）的相關脈絡顯示，

使城邦存在的兩個因素，一個是人與非人動物共有的，另一個是專屬於人的。後 者才是決定性的因素：是人類對於幸福的追求，形塑了城邦，使其發揮功能。因 此，文本（一）對於政治動物的定義有其侷限：該定義無法呈顯人的特殊性，亦 即人和其他政治動物的差異。要探究這個議題，我們就要將目光轉向第七段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