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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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專家訪談

壹、意義

內容分析法用以發現事實（what），但無法深究影響事實的社會背景。本研 究使用專家訪談法探討促發事實的成因（why）和經過（how），補足內容分析法 的限制。製作人是主導內容製播方向的最高負責人，對內統籌內容主軸、定調內 容最終呈現的樣貌，對外承擔收視率或其他行政壓力。製作人獨特的職務處境，

使其擘劃內容之餘必須同時因應電視台的變革。在本研究中，《華視新聞雜誌》

製作人是最適合訪談的專家對象。

本研究於 2018 年 6 月 6 日下午於華視新聞部辦公室訪問《華視新聞雜誌》

製作人陳汎瑜女士，訪談時間一小時。受訪者陳汎瑜女士曾任職華視新聞採訪中 心主任，2009 年後轉任《華視新聞雜誌》節目製作人至今。受訪者見證華視公共 化的過程，且長期擔任內容製播的負責人。受訪者對公共化和製播內容的洞見在 本研究中別具研究意義。綜合內容分析結果和研究意識，本研究共擬定五個訪談 題目：

一、新聞種類：公共化前，軟性新聞的比例（60.0%）高於公共化後的比例（40.0%）， 公共化後，硬性新聞的比例（68.2%）高於公共化前的比例（31.8%）。請問 硬性新聞比例增加與《華視新聞雜誌》公共化前後的關係為何？內容製播方 向有何變化？

二、新聞主題：公共化前，主題以生活（66.7%）和藝文／科技（52.6%）為主，

公共化後，社會（73.1%）和政經（75.0%）比例增加，各主題的分佈比例較 為平均。請問主題種類趨於平均與《華視新聞雜誌》公共化前後的關係為何？

內容製播方向有何變化？

三、事件發生地點：公共化前，事件地點以北北基地區為主（64.7%），公共化 後，北北基的新聞比例下降三成（35.5%）。請問北北基新聞比例下降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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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共利益：請問公共化前後，《華視新聞雜誌》對於新聞的「決策功能」構想 有何變化？公共化前，「決策功能」彰顯在「生活」新聞的比例是七成（73.9%）， 公共化後降低至二成五（26.1%），減少三分之二。而「決策功能」彰顯在「政 經」新聞的比例，在公共化前是二成（20.0%），公共化後提高到八成（80.0%）， 增加四倍。

五、新聞性節目的良窳，決定性因素是媒體所有權（ownership）的歸屬？抑或媒 體工作者的專業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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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發現

一、新聞種類：製作人是影響內容變化的主因

在 1982 年到 2006 年《華視新聞雜誌》的理念是「提供觀眾新聞的、知識 的、生活的和趣味的內容。」2007 年節目為了落實公共化精神而增加了「人文 關懷」、「多元文化」，以及調查報導講求的「調查」、「追蹤」、「批判」、「觀點」

等期許。但內容表現主要取決於製作人與團隊的想法，公共化發揮的功能是提供 團隊事後檢討，例如，反省節目是否做得太社會或太商業化，製作內容時公共化 理念不是優先的考量：

「新聞種類變化是存在的，但主要原因不是因為華視公共化了，所以 出現這樣的改變。當然公共化會有影響，大家對於自己要呈現出什麼 樣的新聞價值，會有一些反省。但實際上影響重大的是製作人本身，

以及製作人跟團隊的想法是否能朝向同一個目標邁進（受訪者）。」

2006-2007 年公共化處在模糊的地帶，雜誌製作團隊曾經被打散到新聞部，

也曾經跟公視合併過一段時間又交還給華視，人事異動大。2006 年以前的華視

（還沒跟公視合併之前）是不同的製作人。但 2007 年製作團隊的自我凝聚力強，

內部的共識是想要製作更貼近社會的新聞，這個想法與製作人的經驗有關，並反 映在內容上：

「2007 年我們接班以後，我們比較想呈現的，可能跟我的專業比較有 關連。我是政治出身的記者，我會覺得說，很多政策跟人民切身相關，

不能不去討論…..所謂比較生活性、軟性或硬性，大部分是跟製作團隊 成員有關係（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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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化後，製作團隊關注與民眾切身相關的重大議題。此類硬性新聞不容易 引起民眾的興趣，製作團隊會使用軟性的方式處理新聞，例如採訪個案的處境，

設法引起觀眾的興趣。

「……硬性新聞基本上是民眾比較不感興趣，但跟他們切身相關。我們 要如何讓它對這個議題提高關注度？必須要用一個軟性的手法……比 如 2016 年小英當選總統時，我們推出一個系列叫做〈小英總統請聽我 說〉。這個系列分成五、六個單元，每一個單元代表某一個族群的民眾，

比如說有婦女想對小英總統說的話、有一群是青年想跟總統說的話……

每個不同的面向，都希望呈現這個族群、年齡或這個世代所正面臨的困 境（受訪者）。」

硬性或軟性在實務上不易區隔，而擷取二者之長所製作出軟硬兼具的報導，

成為公共化以後製作團隊的一種作法或想法，與公共化沒有關聯。

二、主題：始終貼近民眾生活

《華視新聞雜誌》的目標雖然在公共化前後有變化，但是核心想法始終圍繞 在民眾的生活。而內容如何呈現民眾的生活，涉及製作人和團隊共同的目標。2007 年《華視新聞雜誌》是雙製作人，2009 年其中一位製作人退休後改為單一製作 人。2007 年接班的製作團隊希望雜誌節目關注更多社會，尤其是與公共利益有 關的硬性議題。

「主題的改變，我覺得跟公共化、加入公廣集團本身，可能沒有太大關 聯。因為公共化前後，我們的中心思想是一致的。但［主題的改變］可 能跟製作人變了，有比較大的關連……既然《華視新聞雜誌》是每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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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反映很多的社會面向和社會問題（受訪者）。」

過往的節目中，風土人情、奇人故事和藝術家的人生等較為人情趣味新聞是 節目重視的面向之一。2007 年後，製作團隊將社會趨勢和公共議題等有關公共 利益的新聞視為節目的重心。這項變化使《華視新聞雜誌》節目和午間新聞和晚 間新聞的差異化更為明顯，也與 2006 年以前製作的主題風格不同：

「過去這個節目的團隊成員會認為，我們想要輕鬆一點、趣味一點、呈 現台灣各式各樣的百種人物，所以它的時效性和新聞性可能是略低的，

跟人民的公共利益和相關性可能比較低。這是我認為比較大的差別。

2007 年我們接手之後，會比較希望它是可以引起討論、關注人民利益、

反映社會某些問題（受訪者）。」

新聞取材方向從關注風土人情改為關注社會時事以外，製作團隊也追求每一 集的各個子單元之間的關聯。意即用多個單元共同探討一個社會問題，例如酒駕、

社會照護服務等，使得雜誌節目與過往的節目更具有差異性：

「我覺得跟過去 10 年比較大的差別是，過去這些單元，每播出一個故 事 10 分鐘，可能是單獨成立的。假設生活就是生活一個面向，一個奇 聞軼事就是一位奇人。但 2007 年我們所做的專題，彼此會有某種程度 的關聯性，就是強調社會關聯性（受訪者）。」

公共化後，受到製作人的影響，節目製作方向更關注社會議題，使得政經新 聞和社會新聞等主題的比例增加。但主題或新聞種類等內容的變化，與製作人本 身的關聯較大，與公共化的關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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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化這麼大的框架對我們來講是個帽子，事實上不是有太大的影響 性。因為我必須講，不管我是不是加入雜誌，我都覺得這個節目還滿清 高的，意思是它不太受到政治或當權者的影響（受訪者）。」

無論公共化與否，節目的定位和使命明確，團隊也以製作人和成員之間對新 聞的共識為準則，公共化影響不大。

三、事件發生地點的擴增：高鐵的影響

公共化後北北基新聞比例下降的現象有兩個主因，皆發生在公共化之後。首 先是高鐵通車帶來交通便利。高鐵在 2007 年 1 月 5 日通車，節省了記者到各地 採訪新聞的時間成本和交通成本，增加記者到北部以外地區採訪的意願。

「我的確覺得我們以前台北觀點太嚴重了。記者可能接近性的關係，太 遠的地方採訪不方便……公共化之後，我覺得高鐵可能是一個很大的關 鍵。高鐵讓電視採訪更為簡便。有了高鐵，我們中南部到處都可以去。

這是交通很大的變革，影響到新聞（受訪者）。」

另一個影響是製作團隊在台南增加一組記者，但最後因為人事成本過高而裁 撤掉。

「公共化之後我們增加了一組南部記者（2007 年）。主要原因是出差費 太貴了，乾脆在那邊設立一組記者，在南部中心，專屬雜誌的記者。他 們做許多南部議題會比我們更容易、更省時。他們也有比較在地的觀察

（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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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返鄉」策略，補足缺乏南部記者的結果。記者返鄉的概念通常運用在策劃重大 社會議題時。記者回到自己的家鄉，報導該社會議題對當地造成的困境。記者返 鄉的好處是使報導觀點更精準。

此外一位記者負責一個單元、代表一個地方，各單元串聯起來，能更全面地 反應出一項社會問題在台灣各地的狀況。訪談時便以空汙調查報導〈PM2.5 隱形 殺手〉為例：

「從兩年前（2015 年）我們做空汙調查的時候，就開始推動記者返鄉，

要他們回自己的家鄉去拍攝，去關切家鄉的空氣汙染。我們有記者回高 雄家裡，有人回雲林去做六輕，有人就觀察大台北地區……記者返鄉就 可以打破用台北人的觀點看台灣、看新聞的缺點……像這樣的專題……

後來我們也印證，記者返鄉在大議題串聯的時候，它都可以推行（受訪 者）。」

公共化前後，北北基新聞從集中變為較為平均分佈，其影響背景包含外部因 素高鐵通車，以及內部因素設置南部記者。雖然南部記者最終遭到裁撤，但製作 團隊在報導重大社會問題時，會使用記者返鄉的方式深入台灣各地報導新聞，打

公共化前後，北北基新聞從集中變為較為平均分佈，其影響背景包含外部因 素高鐵通車，以及內部因素設置南部記者。雖然南部記者最終遭到裁撤，但製作 團隊在報導重大社會問題時，會使用記者返鄉的方式深入台灣各地報導新聞，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