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咸在〈木蘭花歌1〉附考中的一段文字，很能說明遊宦文人對於這些物產記錄 的心態，他說「臺之草木，土人多以臆名之。如梨子茇、檨子之屬，或無其解，或 並無其字，而士大夫之自中土至者，又率先有一索隱志怪之心，不深察物之情狀，
雅意附會，真若琪樹之花可接而若木之枝可攀也。」這裡的「一索隱志怪之心」即 一針見血地指出遊宦文人抱持覽「異」的那個「異」究竟是何物？他們的記錄重在 二地物產之「異」的記錄保存，其中或有為方志蒐尋材料的苦心，但也有自我眼光 心態的投射，當他們用天朝眼光看這蠻荒不明之地時，有的會過度想像，以致「不 深察物之情狀，雅意附會」，或是人云亦云、將錯就錯；但也有的是抱持較為客觀忠 實的記錄態度，將臺地領臺之初的物產風俗予以呈現。事實上，若非遊宦文人這樣 的心態與比較，我們或許很難從中擷取出接近臺地特色的物產，也就無從得知遊宦 與本土文人二大社群的書寫差異與關注角度。
這裡要點出幾位文人的「第一」，施瓊芳的詠柳之作不只佔其植物書寫的一半，
同時也是本土文人寫柳詩作最多的一位；黃文儀的詠梅數量之多，同樣排名第一。
本土植物書寫的種類最多的是鄭用鑑，而植物書寫的詩文數量最多的是林占梅。
最後我們要回答前面提到的問題，李友煌認為不管遊宦和本土文人，「他們都或 多或少的在臺灣文學的園地裡栽種中國植物，而這些植物是普遍存在於中國文學中 的、頗具傳統及象徵意義的植物，例如梅、蘭、竹、菊、松、柏、楓、桃、李、杏 等2」但我們實際檢視作品之後則可以發現，本地文人的植物書寫類型裡，究竟透顯 出什麼樣的面向呢？在中國文學傳統中，最常被本土文人提及的，主要以「梅」、「菊」
為主，「竹」次之，「蘭」及「蓮」的描寫最少，至於單純詠「松、柏、楓、桃、李、
杏」的，則幾乎沒有。
我們應該思索的是，本土文人對於老來嬌、一丈紅、佛手柑這一類「臺灣特有 植物書寫」，是「以臺地之眼觀臺地之物」嗎？筆者以為，在這幾類植物的書寫上，
或許可以窺知本土文人隱約想要擺脫傳統文學束縛，嘗試建立臺地文學傳統的渴 望，這幾種植物屬臺地常見物產，缺乏中國的文學書寫傳統，當本土文人大量以這 些花卉作為書寫對象，反而對於竹、蘭、蓮這些植物興致缺缺時，其實也表示他們 的視野，正慢慢從中國拉回臺灣，他們找尋自己認為最能代表臺地的植物進行書寫，
1收於施懿琳等編，《全臺詩》第二冊，遠流出版公司，2004 年，頁 260。
2 李友煌，〈失落的亞熱帶植物群落— 清代鳳山縣志植物書寫初探〉，收於《島嶼‧島語》，國立成功 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第二屆研究生論文發表會，2003 年 12 月 6 日，頁 5-1。
賦予它新的文學意義，在在都充實了這一時期臺灣文學的內容。
土生土長的臺灣人，看待檳榔或番檨，或許正如宦遊文人看待梅菊一般，已無 新意，但是，詩人是否真的就對故鄉臺地特有的植物毫無所感？恐怕不然。本土文 人對於臺地植物抱持著二種不同態度，對於遊宦文人亟力書寫的內容，他們「漠視」
而「不參與」，這或許是因為文學詮釋權早被這一批外來文人把持的緣故，因此本土 文人採取「相應不理」的策略，嘗試去尋找新的書寫縫隙。而對於遊宦文人未予以 關注的物產，本土文人則勉力為之，在這些遺漏的縫隙裡找到可以安插自己的位置，
這又是一種「重視」且努力尋得另外發聲管道的積極作為。因此，我們可以發現，
兩大書寫社群對於植物這一類書寫的重疊性很低，幾乎呈現各自為政的狀態。
也因為如此，一旦整合之後，就能看出臺地植物書寫的「全面性」，並且能從中 建立屬於臺地的「在地」書寫風格，這些特色也許薄弱，卻是不容忽視與抹滅的存 在。我們在第一章提到雷蒙‧威廉斯的「感覺結構」，其指涉內涵為：
整個生活中複雜的一般組織，只有全面經由真正的「生活經驗」，才有可能被 知道，因為，它是一種「感覺結構」，「在特殊地點和時間之中，一種生活特 質的感覺：一種特殊活動的感覺方法」結合成為「思考和生活的方式」。威廉 斯也認為任何過去或現在的感覺結構，是不易安置的共同要素，容許個別經 驗的差異；也就是他所說的內在知識的結果，一種「生活的特殊感覺」，一種
「特殊的、本土風格的清楚感覺」，「一種幾乎不需特意表現的特殊社群經 驗」。雖然在某種意義上，感覺結構是「某時期的文化」，是「一般組織中所 有元 素的 特殊生 活結果 」，而 且 雖然 「它是 一種非 常深刻 而廣泛的情 感 (possesion)，位在所有真實的社群之中，這正是因為它是溝通之所繫。3」
從寫作的植物類型來看，遊宦文人對於臺灣本地植物的「敏感性」顯然較本土 文人來得強，儘管遊宦文人的植物書寫，不可避免的有些貶抑言詞出現，但我們卻 不能否認，他們書寫的植物類型，正是因為在「覽異」的眼光下，所以反而較本土 文人更能代表「在地」植物特色類型。對於本土文人共同的感覺結構來說，長期處 在這些物產類型中，如果缺乏比較的對象，是很難突顯出特殊性的。從寫作時間來 看，清代初期由於臺灣剛入版圖，因此遊宦文人的記載偏向「采風」之作，所擷取
3參考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成與社會理論讀本》，明文書局，2002 年 12 月再版四刷，
頁 92。
的動植物類型，多偏重在兩地「相異處」上，也因此，反而更能突顯臺地「在地」
的物產特色。清初遊宦文人作品中，能夠忠實而大量呈顯臺地植物類型的，自然非 孫元衡莫屬。清代中期之後，「采風」之作已非遊宦文人書寫的主題，加上本土文人 已經產生，在文壇中所佔有的比例大增，逐漸形成與遊宦文人分庭抗禮的局面，植 物書寫的類型也就大分為二個範疇，由遊宦與本土文人「各立山頭」，建立屬於自己 的書寫傳統。
丘逸民在綜論臺地詠夏詩歌時曾作出以下結論：「不過清代所遺臺灣詠夏的詩 歌，意象上增添了很多本地的物色，而非徒然遵循舊套典。例如除了中國詩歌中慣 見的芙蓉(荷花)、竹床、鳴蟬、綠蔭、薰風、涼雨外，檨林(芒果林)、釋迦梨、椰 子酒、蕉衫、菡萏、愛玉凍等也共同成為本地避暑追涼的象徵。4」其中菡萏即是荷 花的別名，和芙蓉是相同植物。至於「檨林(芒果林)、釋迦梨、椰子酒」等的確可 視為臺地特產，但是如果我們重新檢視作者所引詩作會發現，使用「中國詩歌中慣 見的芙蓉(荷花)、竹床、鳴蟬、綠蔭、薰風、涼雨」反而以本土文人為多，而詩中 出現「檨林(芒果林)、釋迦梨、椰子酒、蕉衫」等物的，多為遊宦文人，這樣的結 論又為本章作下極佳的旁證。
4見丘逸民，《清代台灣詩歌中的氣候識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2005 年 2 月，頁 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