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班兵制度與流弊
第三節 道、咸、同時期清廷政治背景
道光時期的國內形勢，可以用「江河日下」來形容。在經過「康雍乾盛世」後，
此時國勢已走下坡，史稱「嘉道中衰」，主要表現在吏治腐敗、武備廢弛、國庫空虛、
民眾反清鬥爭頻頻等事件上；對外則有西方列強勢力東侵以及鴉片的流弊。
而發生於道光時期戰役中，對外主要以中英「鴉片戰爭」最為重要，並因這一 戰爭而訂下了〈江寧條約〉。鴉片戰爭影響中國甚鉅，「在此以前，中國閉關自守，
自稱『天朝』；從此以後，形勢一變，幾遭瓜分。道光的禁撰政策，不能不說是正 確的；但是，他對國內外情勢的無知，卻是駭人聽聞的。他對英國打仗，卻不知道 英國在什麼地方。他以為英、俄是壤土相接的；他一直相信英國人是『直腿』的，
祗要『誘其登陸』，就可予以殲滅。他動員了全國的兵力，卻從來沒有打過一次勝 仗；英國人到處亂竄，如入無人之境。尤其荒唐的，〈江寧條約〉明明是喪權辱國 的『城下之盟』，而皇上上諭卻說是『焻 人 就 撫 』49」。臺灣在這一戰爭中也受到波 及，鴉片戰爭中共有三次和戰，第一次和戰主要在廈門，並造成定海失守，後在廣 東議和，因英國政府不承認琦善與義律所定草約，議和不成，遂又有第二次和戰，
49 見周憲文，《清宣宗實錄選輯》弁言，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年，頁 1。
英軍攻擊虎門，後有廣州和議。第三次和戰中，英軍陷舟山、鎮海及寧波，杭州嘉 興同時戒嚴，隨著吳淞、上海及鎮江的陷落，於道光廿二年七月廿四日簽訂《南京 條約》。清朝跟英國打了一場敗仗，禁煙不成，還要割地、賠款，且暴露了中國自 己的軟弱無能，引來日後更多列強的覬覦，影響近代中國的發展。因為鴉片戰爭對 中國近代的關係太深了，而同時甲午戰爭也可說是鴉片戰爭的延續，臺灣淪為日本 殖民地也可說是鴉片戰爭的間接結果。
在鴉片戰爭期間，臺灣與英國人有過二次接觸(一在道光二十一年八月間，一 在道光二十二年一月間)。據當時的臺灣鎮總兵達洪阿、臺灣道姚瑩奏報，都 打了大勝仗，共「獲洋人一百六十餘」。但在《江寧條約》簽訂以後，英國人 索還戰俘(大部分已經「正法」)，說那些原是「遭風難民」，達洪阿、姚瑩「冒 功捏奏」；道光「令閩浙總督怡良渡臺查辦」。怡良「渡臺後沿途訪察，兩次 洋船之破，一因遭風擊碎、一因遭風沉擱，並無與之(英國人)接仗及計誘等 事」(道光廿三年(1843) 三月)；而李廷鈺、蘇廷玉兩人說得更徹底，謂「洋 船遭風浮至臺灣，被居民關閉村中，該鎮、道再三向索，始行交出；迨聞洋 人『正法』，居民等有『洋船若來，惟有戕官以圖解免』之語」。這是如何可 怕的現象50。
咸豐皇帝對內碰到的最大難關，是太平天國的興起。
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咸豐即位，同年十二月，就發生太平天國起事。這 場蔓延十四省，歷經十四年的內亂，讓清朝的元氣大傷，國力動搖。
而咸豐對外碰到的最大難關，則是英法聯軍入侵北京。
從咸豐四年（1854），英、美、法三國向清政府提出修改《南京條約》等要求，
卻遭到拒絕開始，清朝就開始陷入這場紛爭之中。首先，咸豐六年（1856），英國藉 口「亞羅號」事件，進犯廣州，被擊退。咸豐七年（1857）十一月，英法聯軍再次 攻陷廣州。當時的兩廣總督葉名琛兵敗被俘，後解送印度加爾各達，死於囚禁。
結果在咸豐十年（1860）春天，英、法各自派遣軍隊，陸續攻佔舟山、煙臺。
六月時又向大沽進攻。清僧格林沁率兵守大沽，而疏防北塘。到了七月，英法聯軍 由北塘登陸。咸豐戰和不定，痛失殲敵良機。英法聯軍攻陷塘沽後，又攻佔天津。
後因清廷與英法間談判不成，當時負責談判的大臣載垣、穆蔭，拘又囚禁英國使者
50周憲文，《清宣宗實錄選輯》弁言，頁 1~2。
巴夏禮等人，解到北京，因此英法繼續進攻通州。當英法聯軍進逼北京時，咸豐皇 帝除派恭親王奕訢為欽差大臣，便宜行事，辦理和局外，他自己卻以「秋獮木蘭」
為名，從圓明園啟程奔往熱河。
咸豐年間除對內的太平天國之亂，及對外的英法聯軍外，內亂上尚有「捻亂」
及「回亂」。其中僧格林沁、曾國藩及李鴻章都先後參與勦捻之役；而回亂的範圍分 佈零星，雲南、貴州及陜甘的回民，都曾發生動亂。
清文宗(咸豐)在位十一年又五月(自道光三十年正月至咸豐十一年五月)。道 光是清政權的轉捩點，咸豐開始走下坡路。在這短短的十一年又五月中間，
對外則有咸豐十年(1860)的英、法聯軍進佔北京，帝、后避熱河；對內則有 咸豐三年(1853)的太平天國攻陷金陵，烽火半中國。臺灣原為「多事之地」， 在這清廷內憂外患交相煎迫的時期，應當是有變化的，但卻出於意外的平靜；
其間雖有咸豐二年洪紀之亂，咸豐三年林恭、張佑、黃再基、林義、王烏番 之亂，都被迅速解決51。
不管是太平天國事件或是英法聯軍，在事件發生當時，都剛好有臺灣本土文人 在大陸，尤其是李逢時和陳維英；或者是雖不在大陸，但仍給予這事件高度關注，
如鄭用錫及林占梅。
號稱「同治中興」的是清穆宗朝(1862~1874)，計歷時十三年六個月。因為長處 於內憂外患之中，引發同治皇帝的改革決心，因此這一段時間出現了難得的勵精圖 治同治朝在內政上，除了慈禧太后與恭親王奕訢間的權力衝突外，安德海的伏誅、
圓明園的修復，都在當時國內造成不小的衝擊，也可見慈禧權力的大增，而外交上，
還發生幾次的「教案」，其中「天津教案」與臺灣有關。
教案與安平事件(又稱樟腦事件)：按自中英、中法天津及北京條約簽訂以後，
允許外國人開埠通商與傳教的結果，不時引起糾紛；臺灣自不例外。同治七 年(1868)四月，鳳山教堂被毀、教民被害，臺灣府繼之而起；七月，復有教 堂搗毀之事前後數起。同年，教案之外，又有樟腦事件。官吏在梧棲港沒收 英商怡記(Elles)洋行樟腦，並在鹿港襲擊洋行代理人必麒麟(Pickering)；
駐安平英國領事吉必勳(JohnGibson)便向其本國乞援，武 官 鑘 噹 (Gurdon)竟
51周憲文，《清文宗實錄選輯》弁言，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年，頁 1。
率兵登陸攻擊守軍。後經當局允予賠償兵費，並締訂所謂「樟腦條約」。此外，
另有九年(1870)因天津教案所引起的籌防措施，亦曾及於臺灣52。
同治時期有關臺灣的大事，一為初年的戴潮春事變，一為末年的日兵侵犯琅嶠 事件53：
戴潮春字萬生，彰化人(原籍福建漳州龍溪)。咸豐十一年(1861)，招集黨羽，
稱天地會，假名團練。同治元年(1862)三月間，官府嚴治會黨，潮春等輒舉 事發難，占領彰化縣城，戕殺鎮、道等官員，稱帥稱王。各地附從份子，亦 紛紛興起。後經巡道丁曰健、提督林文察、總兵曾玉明等統兵攻勦，直至四 年(1865)才次第平定。就清代臺灣歷次重大的事變而言，這是第三次(第一次 為康熙六十年朱一貴事變，第二次為乾隆五十二年林爽文事變；如以道光十 二年張丙事變合計，應為第四次)，而其延續的時間較以往各次為久。當戴潮 春起事之前，正太平天國勢力擴展至浙江的時候，由於閩浙總督兼轄關係，
曾募臺勇援浙。迨戴潮春變亂形成以後，清廷又有「各營臺勇聞變，不無內 顧，誠恐別生事端」的困惑。直至三年(1864)六月間清兵攻陷金陵以後，太 平天國的殘餘力量轉由江、閩邊境延伸至海濱漳州地區。當四年(一八六五) 之初，戴潮春雖被誅戮已及一年，其餘份子尚圖掙扎；清廷又有「漳州一帶 賊氛(按指太平天國侍王李世賢而言)尚熾，難保不勾結臺灣匪類乘機煽惑」
的顧慮。在軍事指揮調度上，每把兩事聯在一起，不能截然劃分；因此，關 於這一事件所選的範圍，亦較為廣泛。至「戴案」是否與太平天國有關聯，
乃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姑持保留態度54。
至於日兵侵犯琅嶠事件即「牡丹社事件」：
同治十年(1871)，中日訂立通商條約，十二年(1873)四月，兩國批准互換。
在訂約之初不久(十月十五日)，有琉球人六十六名因風漂至臺灣南端，其中 五十四名不幸被琅嶠牡丹社先住民殺害，餘人由官府予以優恤，遣回琉球。
52周憲文，《清穆宗實錄選輯》弁言，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年，頁 2。
53同前註，頁 1。
54同前註。
日使(正使副島種臣)至天津換約後，副使柳原前光曾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口 頭提出此案，探詢意見，儼然以琉球宗主國自居；翌年(1874)三月，日人便 藉口此案啟釁，由西鄉從道統兵侵犯琅嶠。清廷即派遣船政大臣沈葆楨至臺 相機籌辦，交涉與防禦並行。日兵後以在臺灣傷病甚重以及其他種種顧慮，
終亦要求賠款了事。由於這一事件，引發此後臺灣積極籌防的新契機；同時，
亦已啟二十年後臺灣淪於日本殖民地之漸55。
同治十三年「牡丹社事件」的發生，對於臺灣而言是一個轉捩點，因為這一事 件，使清廷對臺政策由消極治臺改為積極，並取消「渡臺三禁」，之後的光緒時期，
因為面臨割臺命運，文人本身同時具有「清朝舊遺民」與「被日本殖民者」二種身 份，詩文內容與國族認同不如之前單一，因此以同治十三年作為一個討論的切割點，
適足以同時呈現當時政治環境與文學作品內容二個面向，及這二面向間的關係。
55周憲文，《清穆宗實錄選輯》弁言，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年，頁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