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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意志統一」的協定，並有著人際關係、派系立場、資金控制與社會觀 感等從重層因素參雜其中，而最終才呈現出此人事布局的面貌。
第四節 小結
本章由新聞報刊基於「時間性」、「當代性」的考量，而必須相應地發展 出版模式制度化之「組織性」的特徵出發，說明《民報》在一步步遷往臺灣 發行並發行日刊的過程中，隨著社務方針而調整的組織架構，以及隨之而來 折衝頻仍的人事佈局。
在組織架構上，1920年7月成立的臺灣青年雜誌社最初僅簡單設置「編 輯兼發行人」與「編輯關係者」，及至1922年4月改為臺灣雜誌社後，才進一 步分梳為東京本社與臺灣支局，並將編輯、庶務、會計等職進行分工。1923 年4月《臺灣》將「漢文之部」獨立發行而成《民報》後，為了確立各別以 日文與漢文為主要書寫語言的兩份刊物之經濟基礎，遂進一步於6月籌組株 式會社臺灣雜誌社。不料，9月的東京大地震摧毀了這個雙聲道出刊的規劃，
在銷售量與市場區位的權衡下，1924年6月社內決議停刊《臺灣》專營《民 報》，並將編輯部與營業部自本社移往臺灣支局，以便利報導取材與向主要 讀者群收費。同時，也開始積極向總督府徵詢移臺發行的可行性，並且在臺 南、臺中、新竹等地設置通信部及出張所，以佈建新聞網絡。
1927年受到文化協會左右分裂的影響，左翼陣營的負面宣傳為民報社的 原本早已透支的社務經營帶來更沈重的打擊，使得移臺發行的必要性轉為迫 切，因而社內安排蔡培火進駐臺灣支局，展開與警務局保安課長小林光政的 談判。為了防止左右分裂的統一戰線再度合流，同時希望《民報》能在輿論 上幫忙壓制並打擊左翼言論，總督府最終於7月通過移臺發行的許可。換言 之，文協的分裂反成民報社得以延續下去之關鍵。爾後民報社的組織更進一 步擴張，編輯部下領漢文係、和文係、校正係、調查係，而營業部管理總務 係、計算係、發送係、廣告係、外務係，臺南、臺中兩地升格為支局，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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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暫時維持通信部的規模。為了進一步達成發行日刊的目標，民報社決定擴 大報社經營的規模，1929年1月，由林獻堂擔任社長、羅萬俥執掌專務的株 式會社臺灣新民報社成立，一方面向總督府申請發行《新民報》的許可，另 方面展開與民報社的合併業務。1930年2月，民報社已經一切社務委由新民 報社經營，而《新民報》也在3月正式發行。
新民報社接手後，陸續在新竹與高雄設立支局，完成五州新聞據點的佈 建，並持續與總督府進行發行日刊的磋商。面對總督府提出在資本、重役、
記者三方須日、臺人各半的嚴苛條件，堅守純臺灣人資本與重役立場的林獻 堂，本於長年奔走於政治社會運動的談判經驗與累積的人脈，透過中央政界 關說與殖民地地方官吏中介的雙重管道向總督府施壓，終於在1932年1月獲 得發行日刊的許可。
就人事布局而言，在《臺灣青年》、《臺灣》時期，乃以東京的臺灣留學 生為主力負責編輯事務，然而在《民報》發行後，由於編輯群必須「一馬掛 兩鞍」同時處理《臺灣》與《民報》的稿件，加上成立臺灣支局後，須由本 社調撥人手回臺支援，以及編輯群紛紛離開校園進入社會覓職，讓雜誌社人 力吃緊的問題更加嚴重。因而東京大地震雖然對雜誌社帶來一定程度的損 失，然而來自上天的決斷卻也間接解決了人力青黃不接的問題，由於時事報 導取向的《民報》相較於政論性質的《臺灣》要更為讀者所接受，加以使用
「殖民地漢文」書寫的語言屬性更受臺灣民眾青睞，最終導致專心經營《民 報》使編輯事務單一化的結果。
在 1923 年 12 月治警事件前後，原本擔任臺灣支局主任的蔡培火，在完 成株式會社臺灣雜誌社的資金招募後退職，入臺灣文化協會任專務理事，而 蔣渭水則由文協專務理事卸任，入臺灣支局幫忙，加上《臺灣》停刊後本社 將編輯、營業兩部業務轉由支局負責，因而蔣渭水也成為第一位非留學生的 編輯人員，並迎來他的創作高峰期。而謝春木也在 1925 年 10 月二林事件時，
在專務林呈祿向社長林幼春推薦下回臺調查，並入臺灣支局擔任營業部主任 而得與蔣渭水共事，成為兩人日後在交情與理念上甚為相近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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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移臺發行前人力有限、人才難尋的狀況下，社內採用臺灣總督府國 語學校的「學緣人際關係網絡」來尋覓合適的人選，形成社內上至專務、支 局主任、編輯部主筆、營業部主任，下至普通社員與地方通信部負責人，彼 此間多具有學緣關係。文協分裂後，民報社內部又出現人才出走的問題，除 了以支局主任王敏川為首的左翼人士紛紛離開報社，在社務飄搖的狀況下，
亦有社員心生辭意，所幸在蔡培火接下支局主任並與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斡 旋，得以讓《民報》在臺發行後，才總算穩住陣腳。
移臺發行後，隨著蔡培火志在從事羅馬字普及運動而遠離社務，林幼春 所擔任的社長職位又似僅具象徵意義的榮譽職，使得專務林呈祿在社內權傾 一時，在經營方針、報導編纂與業務拓展上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然而 在林呈祿一手主導下，民報社的虧損問題未見好轉，致使發行日刊的期望漸 次落空，林呈祿的聲望亦隨之下滑。因而社內管理階層與股東決計以羅萬俥 擔任新專務、另組新報社，並敦請林獻堂出任社長一職，此即臺灣新民報社 之所由來，並在林獻堂的號召力與影響力下，順利募得新報社的股份，並積 極透過中央政界施壓與地方官吏斡旋的多重管道，與總督府展開發行日刊的 交涉。
在新民報社中大權旁落的林呈祿，在 1930 年 2 月新民報社接管舊民報 社社務之際，暗中串連蔣渭水與謝春木，以不當裁員和加薪不公為由，煽動 社內的記者發起「同盟罷業」，並動員民眾黨與臺北的勞働團體到新民報社 抗議滋事，迫使林獻堂與羅萬俥交出人事決定權。最終雖然在林、羅二人不 惜分道揚鑣的堅持下，平息這場暗潮洶湧的風波，卻已破壞了羅萬俥與林呈 祿之間的信賴，也讓謝春木在新民報社中倍顯尷尬，逐漸不見容於與民眾黨 分道揚鑣的臺灣地方聯盟一派，最終謝春木於 1931 年 12 月離社遷居上海。
歷經文化協會與民眾黨兩度分裂的教訓，報社內亦曾發生左傾勢力滲透的
「同盟罷業」事件，致使《新民報》獲得日刊許可後，在用人選才上以過濾 思想左傾者為第一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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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本文並不單純只把《臺灣民報》當成近窺政治社會運動的憑 藉與附屬品，而是對其發展史重新予以獨立檢視，並反思政治社會運動對其 組織架構與人事布局上的影響。《民報》系列刊物雖然最終達成了發行日刊 的「最高地步」，然而其並非在創刊之初便定下終極目標，而是面臨各個不 同的歷史境遇下，一步步抉擇與發展下的結果，其發展過程毋寧充滿機遇與 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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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報導的取材與描述：以黃旺成的記者生涯 為例
受民報社交涉
民報社春木君來於楊良樓良上，介楊良向予交涉入報社事，謂暫時約 一ヶ餘月往台北支局勤務，為囑託記者，然後回竹為地方駐在記者，
要於共進會時設通信部，為明年四月設出張所之先聲。而囑託記者月 給四十五円，為記者時可六十円以上。但予因織布會社創設現在進行 中，可否成立雖未可定，然一旦成立又捨不得，予所以拒絕對民報社 的交涉，春木又介維〔惟〕梁要予熟思，二、三月後回答。謀之式穀，
以為可暫時承諾，會社成立再為辭回，予頗不以為然。及青年幹事會 後，與大張、榜、坤、老曾等討議，大張主張予往，而織布事彼要承 辨〔辦〕，而眾人都以為予離織布工場時，事業必無發展的可能，結 局以急創設會社為終結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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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 年 9 月 29 日，謝春木前往新竹探詢黃旺成入臺灣民報社擔任記者 的意願，其時黃旺成身為臺灣文化協會本部講演團新竹駐在員，因而專務理 事蔡培火也特意寫信鼓勵他加入報社並詢問和謝春木交涉的狀況。1最初黃旺 成以將事業重心放在與友人合辦的「友聯」織布工場上為由婉拒謝、蔡的邀 約，然而最後由於籌組機織會社的申請不為當局所接受，在生計與收入的考 量下，黃旺成乃於是年 11 月承諾入民報社任職，12 月正式接受辭令，主掌 新竹通信部，並於新竹共進會閉會式時，雇用兒童發送通信部設置的宣傳單 及兩、三千冊免費的《臺灣民報》，2自此展開為期約六年的記者生涯。
之所以在民報社方面是由謝春木出馬延攬黃旺成的理由，已如本文第二 章所述，謝春木乃因故鄉彰化發生二林蔗農事件，而放棄東京高等師範學校 高等研究科的學業，返臺調查事件真相，由於他曾在專務林呈祿因治警事件 入監服刑期間頂替編輯人的職務，具有運作社務的經驗，因而在林呈祿向社 長林幼春推薦下，民報社決定安排他轉調臺北支局，擔任募集報費與資金的 營業部主任兼記者。謝春木之所以徵詢黃旺成，正是在他主持下的營業部又 有擴充地方記事篇幅與讀者數量的打算。3
然而謝春木又為何會找上黃旺成呢？由於黃旺成加入民報社擔任記者 的期間，恰與「移臺發行」、「新舊合併」與「發行日刊」這三項《民報》發
然而謝春木又為何會找上黃旺成呢？由於黃旺成加入民報社擔任記者 的期間，恰與「移臺發行」、「新舊合併」與「發行日刊」這三項《民報》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