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四節 工會運動與勞動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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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些利用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或勞工自主企業（Worker’s Self-Directed Enterprises）達到產業民主的案例，在歐美也仍是少數。而這些替 代模式，亦不可能單獨發生，必須與社會改革相輔相成，社會改革乃是建立以上 機制的前提（Wolff, 2012）。在報業萎縮、數位匯流的時代潮流之下，這些新聞 組織的制度會如何變化仍值得觀察。此外，我國的新聞組織產業結構與國外也不 同，因此，尚待研究發現能適應我國新聞組織文化的方式。
第四節 工會運動與勞動意識
現代的工會的主要定義，是由勞工組成的社團或組織，設立目的為「促進勞 工團結，促進工人集體的利益和福利」，為此向雇主、政府施壓。Polanyi（1957）
則認為工會等勞動者組織，是一種預防市場運作摧毀社會制度的保護主義（李耀 泰，2008）。
從歷史的觀點看來，工會作為實質的運動組織，是工業革命下的產物。E.P.
Thompson（1965）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中認為，「由工業革命所導致 的生產關係和工作境況的改變，影響到的不是物質原料，而是生而自由的英國人」
（轉引自賈士蘅，2001）。E.P.Thompson 的分析並不是階級放在中心，強調集體 的重要，他認為階級意識是工人共同文化經驗的投射，有了集體的行動才因而產 生了階級意識。工會運動發展初期，由於工業化後，出現了付出勞力換取薪資的 無產階級，及擁有生產工具、利用工人生產的剩餘價值以累積資本的資產階級；
為了對抗資本主義對勞工的剝削，取回勞動所生產的剩餘，並改善勞動條件，因 此勞動者團結起來進行鬥爭（Karatani, 2010/2013；邱林川，2013）
Marx（1912）則認為集體組織工會，起初是工人捍衛工資、進行經濟鬥爭 以提升勞動條件的手段，後來轉變目標，為自身的利益而追求，產生勞工階級意 識的團結，從階級自在（class-in-itself）轉化到階級自在（class-for-itself）（轉引 自 Hyman, 1971）。由於工會在爭取工資方面的成效有限，工人們會逐漸轉變行 動的形式，直接抵制工資制度，最終挑戰階級宰制的結構（Metcalf,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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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與恩格斯的理想，是認為資本主義的運作將導致其毀滅。當資本主義 產生越來越多工人，工人階級佔了人口的大多數，工會是大眾的鬥爭媒介
（struggle agent），勞工階級將對資本主義進行奪權（Marx, 1852；轉引自 Kelly, 1988:14）。
然而，後續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分析，修正了馬克思的理論。工會並未如馬克 思所期望，發展為勞工挑戰階級宰制的行動場域，反而成為資本主義收編工人的 空間（Hyman,1979；轉引自郭慧英，1997）。這是由於資本主義體系中的文化霸 權，並使用人力資源管理以細緻化對於勞工的統治。勞動過程具有馴化的效果，
勞工受制於生計壓力，為了工資產生競爭心態，形成經濟鬥爭（economic struggle）。
在生產場域中，以上因素阻礙了階級意識的形成。甚至，資方會賦予工會協商的 功能，工會成為了確保勞資雙方遵守規則的組織，削弱其作為工人階級行動組織 的可能（Burawoy, 1979）。
早在十九世紀的工會研究中，Webb and Webb（1896）即認為，在從市場無 政府、雇主專制，轉變為社會控制與管制的革命性過程中，工會在工業關係民主 化的過程中擔任施為者（agent）的角色。然而，在各國不同的歷史背景發展下，
工會擔任的角色及背後的意識形態也有所差異。工會主義的多義性，和存在於工 會本質中互相衝突的定義、集體組織之目的中矛盾的概念、策略與戰術的對立模 式有關（Hyman, 2001）。
Hyman（1995, 2001）將歐陸工會主義及其背後的意識形態分為三種理想類 型。第一類為經濟行為者，工會是具有勞動市場功能的利益組織，進行經濟鬥爭；
第二類為社會夥伴，普遍提升工人的社會地位及促進社會正義的工具；第三類為 階級組織，也就是恩格斯（1845）眼中，工人與資本家進行政治鬥爭的「戰爭學 校」。工會的策略，都是上述三種角色折衝後的結果，如何解決，或無法解決這 些衝突，導致每個國家的工會都有不同的傾向（Hyman,2001）。
Freeman & Medoff（1984）則透過實證研究發現，工會能透過「集體」的方 式「發聲」，促進會員的自由、權益與經濟層面的表現，例如改善收入及提高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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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在產業內的決策參與等。藉由改善勞工的勞動條件，使雇主作出更理性的決策，
促進勞資雙方的信任與共識。
在歐美國家，這些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條件下，應運而生的工人運動和社 會主義民主政黨，一直是左派媒體與改革派國家媒體政策倡議的中流砥柱
（Hackett, 2000）。回到前述工會的目的，工會的目的是促進團結、改善勞工的 生活與提升地位，可以推論，工會要發揮作用，成員必須具有高度的勞工意識與 凝聚力（蔡崇隆，1995）。當勞工開始反思自身的工作條件、環境等的時候，才 可能形成一個為自己爭取工作權的自主工會。
回頭來看我國工會的發展，解嚴前，政府對所有社會運動採取敵視的態度，工 會受到威權時代法令的限制，在法律上屬於一般社團；黨政結構扶植工會做為政 府動員投票的工具，以利地方選舉，在政治力量控制之下，勞工無法形成「集體 的階級意識」。這樣的工會文化，受到許多學者批評，也因此有了花瓶工會等稱 號（王惠玲，1997；Huang, 1997）。 雖然解嚴後政治力對工會的介入減少，街 頭運動風起雲湧，勞工意識抬頭，八零年代甚至曾出現工潮。然而，由於工會組 織運作仍屬弱勢，加上法令限制仍在，勞工三權尚未落實，我國工會自主性並未 提高，團結及動員力仍舊不足（李耀泰，2008）。舊勞動三法儼然是工會正常化 發展的阻礙。
媒體組織工會的限制，除了上述結構因素的影響外，新聞工作者也因工作內 容的特質，傾向以個人方式尋找抵抗組織的機會，而非集體抗爭，屢次研究結果 皆發現，記者勞動意識較為模糊（劉昌德，2008；賴若函，2010）。無組織的衝 突方式，有其侷限。有組織與無組織的衝突差異，雖然都是工人工作環境不滿的 反應，但在無組織的衝突中，工人只能以個人的方式，作為對壓迫環境的反應，
使用的方式可能為一：從引起不滿的事件中退出，二是反應其對壓迫行為的抗拒，
這些反應很少來自計算性的策略；以無組織的方式表達衝突，經常不被當事人認 為是衝突（Scott et al. 1963:40；轉引自 Hyman, 1984）。
馮建三（2001）分析中國時報、聯合報及大傳聯的工會刊物，發現大傳聯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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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階級意識互相衝突，階級意識模糊，聯工月刊則採取與資方合作的態度，階級 意識並不明顯。唯有中時工輿展現出階級意識與瞭解如何對抗資方。林富美（2002）
研究發現，解嚴後，執政黨與資本家結盟聯合壓制勞工，因此並未改變資本家對 勞工的控制。我國媒體工會的設立常受制於資方，勞資權力結構與個人權利的考 量，影響工作者的工會意識及集體行動，工會易受分化。藍、白領階級的新聞工 作者在工會內部的偏態，造成階級意識的分裂，也弱化了工會的行動。
以上研究說明了，台灣新聞工作者的勞工意識模糊。但是，做為文化場域的 生產者，媒體工作者其實占據了一個受資方支配的位置，必須在資方限制的生產 條件下，生產出合乎資本家要求的作品，並沒有擺脫勞工的身分（Bourdieu, 1994;
轉引自傅明雅，2006）。
朱若蘭（2002）針對民國七十三年至九十一年間任職於媒體的記者們，分析 記者們勞工意識的建構過程與內涵，發現記者與編輯等白領階級，由於工作性質 與內容，並未產生對勞工身份的認同，直到報業萎縮，發生勞資糾紛，在抗爭過 程中，激發了這些新聞工作者的勞工意識，結合勞方共同利益對抗資方，並體認 到工會運動的重要性。過去台灣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意識相關研究也指出，勞動意 識影響了集體行動的力量（林富美，2002；劉昌德，2008）。由此可見，台灣新 聞工作者的勞動意識仍有待加強，也唯有培養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意識，才能有更 多翻轉結構的可能。
新聞自主權是新聞工作者勞動權中最與眾不同的勞動條件。但我國的媒體許 多問題來自勞動權的低落，這些問題唯有當新聞工作者擁有身為勞動者的勞動意 識，並團結媒體內部的勞工，爭取勞動權，擁有專業自主權，媒體才能實現新聞 自由及其他的可能性。
法律學者林佳和（1996）在分析德國爭取內部新聞自主案例後指出，要真正 落實內部新聞自由的憲法要求，最終只有透過運動及抗爭，但運動及抗爭不可能 是個人為之，需要（組織）集體背書才有推進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