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條件與新聞專業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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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由於旺旺集團主席蔡衍明親共的立場，當前北京政權對台灣民主 的影響也是這次旺中併購壹傳媒案，及後續蘋果日報工會創建受注目的因素之一。

因此，若立場親共的財團掌控了媒體，媒體內容也會受影響，台灣的公民社會對 於併購案對於台灣民主的衝擊深感擔憂。

此外，台灣報業長期衰退。林麗雲（2008）檢視報禁開放的歷程及開放後的 報業變遷，發現 1987 年報禁解除之際，政府為從公共利益角度出發，並未立法 規範所有權、市場行為，甚至是媒體內部民主，大報快速擴張，並使中小型報刊 倒閉；大報利用促銷手法惡性競爭，報業的企業主更是利用報紙作為參政工具。

2000 年後，《蘋果日報》等外來媒體強勢競爭，台灣報業更是在內耗中一蹶不振。

由於沒有相關立法規範，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條件不彰，而在報業持續不景氣、報 社經營以市場邏輯為圭臬的情形下，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條件也持續下降（林富美，

2007；劉昌德，2008）。關於國內新聞工作者勞動條件的相關研究，將在下節中 繼續探討。

第三節 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條件與新聞專業自主

劉昌德（2008）針對解嚴後的 1988-2007 年間進行大規模調查，瞭解我國 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條件。研究發現由於媒體所有權集中，市場邏輯掛帥，我國新 聞工作者的勞動條件持續下降，社經地位也下降；因為法律限制、階級意識淡薄、

職業認同度低，工會組織發展亦成效不彰。

目前媒體市場邏輯掛帥的情形，也使得記者的勞動條件雪上加霜，甚至產生 職業災害。林富美（2007）研究指出，許多記者因工作壓力大，作息混亂、體力 透支，健康情況不佳而產生身心疾病。賴若函（2010）則檢視現行職災相關法令 應用於新聞工作者的效果，發現媒體組織普遍缺乏職災保護機制，工作者自身也 缺乏職災法制的瞭解認知及勞工意識，現行職災法制適用性不高。

在先前許多學者的研究中發現，新聞專業自主是新聞工作者自我認知中最重 要的基礎，避免外力干預新聞工作（McDevitt et al, 2002；Deuze, 2005；轉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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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蕙苓，2010）。尋求新聞專業自主也是新聞工作者最基本的需求（游蓓茹，2013）。 Philips, Couldry, & Freedman（2009）認為，工作權缺乏保障，構成一種新聞審查 機制，將減損新聞工作者的自主性（轉引自羅世宏，2013）。可以見得，新聞工 作者的自主權仍舊受到資方的影響，適合視為勞動條件的一部分。

Bourdieu（1994）將工作自主權定義為，針對機構或個人，相較於某種權力 中心、某種層級屬性與權威所做出決定的可能性或獨立性（轉引自舒嘉興，2001）。 國內早期則有好幾個以 Johnstone（1976）針對組織控制及記者自主權的研究，

對於記者自主權所下的操作型定義，「決定該新聞強調的重點、選擇報導題材的 自由、組織中有人指派記者採訪工作、記者報導內容由其他成員刪改次數的多寡」， 做為評量記者工作自主權的研究（林淳華，1996；華英惠，1992）。羅文輝、劉 蕙苓（2006）則彙整國內以 Johnstone 定義所做的研究，定義工作自主權為「新 聞人員工作時所擁有的自由，包括決定新聞重點、選擇報導題材、決定採訪對象、

決定訪問問題、決定新聞內容」等（林淳華，1994；華英惠，1992；Johnstone, Slawski,

& Bowman, 1976）。

我國的新聞工作者是否享有完善的專業自主權？林淳華（1996）調查發現，

記者除了採訪與撰稿的部份擁有自主權外，交稿擁有自主權較低，其他各項實際 決策的權力極低，但記者也渴望獲得更多的實際決策權。

在歐美國家，勞動參與決定權，被視為是產業民主的一部分，而產業民主是 民主運動的一部份。基於保障社會弱勢、以及要求各層次參與的民主原則，勞動 者應享有勞動參與決定權，以勞動者身份直接、間接行使企業經營職權，有權參 與影響自身權益的各項企業決策。在歐洲與北美，許多國家已經透過賦予勞工程 度不一的參與決定權，實踐產業民主，在法律面上，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透 過團體協約的締結，例如：美國、英國；另一種則透過法律強制規定，例如：德 國、法國、荷蘭等（林佳和，1996）。

媒體組織內的參與決定權，1994 年自立運動時，國內曾有相關研究及評論，

提及歐美國家幾個組織的範例。這些案例有的是運用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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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讓員工入股產權，或公眾信託的方式，達到實質勞動參與決定權，使編 採獨立於資方的影響之外。如法國的《世界報》（Le Monde），員工皆為報社的 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擁有產權，社長與總編輯由報社員工以一人一票方 式選出，股東不得介入；同時，《世界報》如同法國其他報紙，都有政府直接、

間接的補助（馮建三，1996）。近年來，雖然《世界報》的資金來源，仍因平面 媒體式微改變，已有資本家入股，《世界報》成立一個二十人的監委會，其中九 位委員是《世界報》員工，挑選報社資金來源，仍維持由員工票選總編輯的傳統；

英國的《衛報》（the Guardian），則將產權分為四份，以公共信託的方式，讓非 營利的基金會擁有產權，並明言這樣的方式，是用來維持新聞報導的獨立自主。

德國《每日報》(taz, die tageszeitung)運用合作社的概念，發行人由公民、大學生、

記者共同出資組成，並依靠長期訂戶以避免依賴廣告作為收入來源，以維持報導 獨立性。目前，《每日報》發行量近六萬份，仍是一份具有輿論影響力的左派報

（蘇正平，2012；馮建三，1996）。

也有學者肯定工會與利害關係人等機制，對於落實新聞自主的實際效能。

Baker（2007）認為，應立法規定媒體併購案須獲得新聞部門員工同意，保障企 業併購後繼續受雇的權利，避免侵犯勞動權和適格性不足的業者影響新聞品質，

和新聞工作者的專業自主性（轉引自羅世宏，2013）。

Wolff（2012）則提出勞工自主企業（Worker’s Self-Directed Enterprises）作 為現行資本主義生產及分配方式的替代系統，他認為當社群以合作與民主方式編 派、實踐勞動時，生產力將達到最優模式。勞工自主企業讓勞工不僅入股成為股 東，更重要的是勞工有權力管理公司，分配生產的剩餘價值，享有全部生產的結 果。而這些參與決策的過程，也是每個人最根本的民主養成訓練，全面達到工作 場域的民主。Wolff （2012）舉西班牙的蒙德拉貢公司（La Corporacion Mondragon）

做為較成功的勞工自主企業（Worker’s Self-Directed Enterprises）的案例，該公司 現為西班牙第十大企業，擁有八萬五千名員工，員工對於公司決策皆具有投票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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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些利用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或勞工自主企業（Worker’s Self-Directed Enterprises）達到產業民主的案例，在歐美也仍是少數。而這些替 代模式，亦不可能單獨發生，必須與社會改革相輔相成，社會改革乃是建立以上 機制的前提（Wolff, 2012）。在報業萎縮、數位匯流的時代潮流之下，這些新聞 組織的制度會如何變化仍值得觀察。此外，我國的新聞組織產業結構與國外也不 同，因此，尚待研究發現能適應我國新聞組織文化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