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ㄧ、2001-2009 年之沙以外交關係：沙以外交關係的裂解與重組
911 事件後，美國的中東政策大幅轉變，開始以反恐之名，大舉介入中東國 家的內政，以防止極端主義的形成，甚至主動打破兩伊相互制衡的現狀，因而導 致沙美關係倒退。為確保國家權力，沙國開始拓展其外交路線的其他可能，雖仍 與美國維持同盟關係，但已不再一昧扈從美國。基此，持續跟隨美國陣營的以色 列逐漸與沙國漸行漸遠，導致沙以關係在此時陷入停滯。
（ㄧ）內部因素
2001 年 911 恐怖攻擊事件26使沙國受到世界強烈關注，沙國長期實施的瓦哈 比主義(Wahhabism)被認為與極端主義興起有極大的關聯(Bergen, 2002 ; Gordon, 2003)。18 位兇手有 15 位擁有沙國國籍，此外，主嫌賓拉登(Osama bin Laden)是 來自沙國的建築富商(Bergen, 2002)。賓拉登家族過去更與沙國王室有多起商業往 來，承攬許多王室的建築工程(Bergen, 2002)。西方國家多認為沙國的教育體制、
財政體制與培育、資助恐怖主義的興起有關，美國更首次施壓沙國進行內政改革，
導致沙國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Wynbrandt, 2010)。宗教正統性對沙國來說極為重 要，這是王室政權合法性的來源，一但進行內政改革將可能再次刺激沙國國內的 保守勢力。儘管意願不高，但為緩和沙美關係，沙國不得不對極端主義採行更加 嚴厲的態度，利用國家力量打擊極端主義(Wynbrandt, 2010)。沙國的作法有二層 意涵;第一，沙國為緩和沙美關係，必須讓美國相信改革內政的決心。第二，極端 主義的發展危及沙國王室。長久以來，保守與進步的矛盾困擾沙國王室，極端主 義更時常以恐怖手段表達對沙國王室的不滿，沙國正好能藉此機會打壓境內極端 主義。
26 2001 年 9 月 11 日，由蓋達組織劫持的兩架民航機，分別衝撞美國世貿中心的雙塔，導致二 千多人喪生。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September-11-attacks
‧
的分歧以及以巴間的緊張關係。隨後於 2002 年提出「阿拉伯和平倡議(Arab Peace Initiative)29」。該倡議一方面向國際社會釋放訊息，沙國主動處理以阿問題，並且 有條件與以色列實現關係正常化，沙國想藉此倡議徹底解決長期存在的以阿衝突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Hamas
29 阿拉伯和平倡議指出，假如以色列願意撤出 1967 年以後所佔的領土以及戈蘭高地和黎巴嫩 南部，同時根據聯合國 194 號決議，讓巴勒斯坦難民重回家園，並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建立國 家，沙國將聯合其他阿拉伯國家共同和以色列簽署和平協議，發展全面關係正常化。<Elie Podeh(2014).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8, No. 4, pp. 584-60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色列撤出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與黎巴嫩南部(Guzansky, 2011 ; Rabi&Mueller, 2017 ; Podeh, 2018 ; Abadi, 2019)。
以色列方面卻對阿拉伯和平倡議反應冷淡(Guzansky, 2011 ; Rabi & Mueller, 2017 ; Podeh, 2018 ; Abadi, 2019)。首先，國家安全一直是以色列最關注的議題，
從所佔領的領土退讓，意味著以色列自動減弱對巴勒斯坦的控制，而戈蘭高地控 制水源與戰略價制，黎巴嫩南部則能防止真主黨的突襲，以色列自然不願放棄這 些領土(Guzansky, 2011)。此外，即使阿拉伯國家都願意與以色列發展外交關係，
也並不代表巴勒斯坦問題就會因此而解決，阿拉伯和平倡議就遭受哈瑪斯的強烈 反對，此舉可能引發更大規模的恐怖行動，因此以色列當局並未接受此協議 (Abadi, 2019)。
綜上所述，在內部發展的脈絡下，沙國與以色列位於同一立場，亦即打擊極 端主義，穩定區域安全。但不同於以色列的強硬態度，沙國始終承認哈瑪斯並嘗 試調解巴勒斯坦內部分裂與以巴問題(Kostiner, 2009)。此舉明確顯示出沙國試圖 走出自身的外交路線，而非一昧的跟隨美國與以色列。沙國更於此時提出阿拉伯 和平倡議，以承認以色列的安全換取以巴問題的徹底解決。然而，儘管以色列與 沙國所追求的目標一致，但要求以色列從既有的領土退讓，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困 難的事，這攸關以色列的國家安全發展。此外，阿拉伯和平倡議並未如預期般對 所有阿拉伯國家產生拘束力，以色列仍必須擔憂國家安全的問題，自然不願接受 沙國的倡議。但事實上，沙國提出的阿拉伯和平倡議，首次願意公開發展與以色 列的關係正常化，已為沙以關係帶入新的里程碑。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二）區域因素
2003 年海珊政權被推翻，無疑破壞中東的權力平衡(Ulrichsen, 2016)。在此之 前，海珊政權雖為區域的不穩定因素，其他國家多少會擔憂伊拉克的擴張行為。
然而，海珊的存在卻也牽制另一個區域強權—伊朗(Kamrava, 2005)。海珊身為少 數遜尼派卻統治什葉派佔多數的伊拉克，非常害怕伊朗利用什葉派的影響力顛覆 政權。故自 1979 年以來，伊拉克與伊朗處於相互制衡的動態中，伊拉克的角色 無形之中壓制伊朗，有利於沙國的安全(Kamrava, 2005)。雖然伊拉克也被沙國視 為威脅之一，但雙方卻都面臨相似的威脅來源，例如國內什葉派的騷亂，並擔憂 伊朗的權力持續壯大、利用宗教意識形態作為擴張工具(Kamrava, 2005)。沙國藉 由伊拉克的制衡與美國的安全保證下，至少能抵禦伊朗的勢力進入海灣地區。然 而，美國於 2003 年出兵伊拉克推翻海珊政權後，完全破壞此ㄧ平衡，使沙國陷 入不安全的處境(Rabi &Mueller, 2009)。海珊的垮台幫助伊朗不費一兵一卒就清除 最主要的敵人。此外，伊拉克多數為什葉派人口，剛好給予伊朗利用什葉派影響 力干涉戰後伊拉克內政的機會(Rabi & Mueller, 2009)。伊朗缺少伊拉克的制衡，
因而能長驅直入海灣地區，加深沙國對伊朗的恐懼(Rabi &Mueller, 2009)。少了武 力強大的海珊政權來平衡伊朗，伊朗追求區域霸權的目標逐漸開始變得可行 (Rynhold &Yaari, 2019)。
基此，美國以反恐為名推翻海珊政權，導致 911 事件以來的沙美關係更形惡 化。不同於 1991 年美國出兵伊拉克獲得全世界的支持，2003 年美國推翻海珊的 行為，不僅威脅沙國安全，正當性更是不足，反而激起中東世界對美國的反感。
海珊政權垮台帶給沙國另一棘手的問題，反美情緒在沙國擴大，長期與美國緊密 同盟的沙以關係，剛好成為極端主義所抨擊的目標(Abadi, 2019)。同時，美國試 圖在中東建立民主制度也與沙國的體制相違背，種種因素導致沙美關係的惡化。
‧
因此，迫使 2005 年上任的沙國國王阿布杜拉(Abdullah bin Abdulaziz Al Saud)30轉 換過於親美的外交政策。全面平衡(omni-balancing)成為此時沙國較為傾向的立場 (Henriksen, 2017)。沙國固然理解美國對沙國的支持是沙國王室的重要力量，然而，
一昧過度傾向美國將使得內部矛盾更加被凸顯(Henriksen, 2017)。
與此同時，伊朗遭到美國強烈圍堵，並通過一系列的措施制裁伊朗。為反制 西方的制裁，伊朗開始轉而致力修復與海灣國家的關係，向沙國釋出善意，促成 由談判、會談等方式緩和伊朗對沙國的敵意(Haji-Yousefi, 2018)。在 2006 至 2007 年之間，伊朗主動向沙國釋出善意，雙方舉行多場雙邊會談，沙國更與伊拉克的
儘管如此，以色列也受惠於伊拉克與伊朗兩國彼此牽制的情形(Kostiner, 2009)。
首先，兩伊彼此處於複雜的對立關係，諸如邊界、教派衝突、庫德人等等，排除 歧見互相合作的機會非常微小(Vassiliev, 2000 ; Wynbrandt, 2010)。此外，在地緣 政治的角度上，伊拉克與伊朗的領土緊鄰彼此，權力間的競爭將沒有任何緩衝地 帶，造成兩伊將重點置於雙方的權力平衡，而非處理地處遙遠的以色列(Kostiner, 2009)。基此，以色列非常樂見伊拉克與伊朗的制衡關係。2003 年後，以色列長久 以來的心頭大患海珊政權終於瓦解，卻引發伊朗進一步的崛起(Kostiner, 200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少了伊拉克的制衡，伊朗開始在中東地區扶植親伊朗的非國家行為者，他們隨著 伊朗的崛起而更加活躍，可將其視為伊朗推行的代理人戰爭(Rynhold &Yaari, 2019)。例如真主黨與哈瑪斯在意識形態上皆主張以武力消滅以色列。真主黨遍及 黎巴嫩南部，緊鄰以色列，哈瑪斯則控制加薩走廊，雙方對以色列的攻擊將非常 立即，使以色列倍感壓力。
綜上所述，海珊政權倒台後的中東新局勢，使得沙國與以色列必須思索，如 何平衡一個逐漸強大的伊朗。由利益平衡論的角度分析，海珊政權被美國推翻是 最關鍵的時間點，因為中東地區的現狀又再一次被改變。值得注意的是，沙國與 以色列在現狀改變的認知出現差異，因而展現出兩國不同的外交戰略。首先，沙 國將美軍推翻伊拉克視為現狀改變的威脅，美軍的行為不僅破壞長期制衡伊朗的 力量—伊拉克，更激發中東地區普遍對美國單邊主義的不滿，這樣的反美氛圍驅 動極端主義活動，不利沙國境內的國家安全(Teitelbaum, 2013)。有鑑於此，沙國 選擇與美國保持距離，試圖走出自己的外交路線，不再過度依賴美國(Teitelbaum, 2013)。
相反地，以色列對現狀的改變截然不同於沙國。以色列將海珊的垮台視為有 利的機會。儘管以色列也受惠於伊朗和伊拉克彼此制衡的情形，但無論如何，不 論伊朗或伊拉克均始終對以色列充滿敵意。因此，美國的作為至少消滅以色列長 年的威脅。以色列將現狀改變視為機會，支持美國推翻伊拉克的行為。基此，沙 國與以色列在區域因素的認知上並不一致，沙以兩國採取完全不同的戰略面對此 一現狀的改變，連帶使雙方外交關係陷入停滯。
然而，在伊朗遭致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制裁後，迫使其轉而選擇和阿拉伯 國家釋出善意，伊朗與沙國的關係開始程現良好的發展趨勢(Haji-Yousefi, 2018)。對伊朗的態度導致沙以兩國對現狀認知產生分歧。對於伊朗崛起這個現 狀改變，以色列將其視為極大的威脅，特別是 2005 年後伊朗對以色列的敵視更 甚以往。但對沙國來說，儘管伊朗採取更為擴張的外交政策，卻因為遭受西方
然而，在伊朗遭致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制裁後，迫使其轉而選擇和阿拉伯 國家釋出善意，伊朗與沙國的關係開始程現良好的發展趨勢(Haji-Yousefi, 2018)。對伊朗的態度導致沙以兩國對現狀認知產生分歧。對於伊朗崛起這個現 狀改變，以色列將其視為極大的威脅，特別是 2005 年後伊朗對以色列的敵視更 甚以往。但對沙國來說，儘管伊朗採取更為擴張的外交政策，卻因為遭受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