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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
結論
本文旨在探討沙國與以色列自 1948-2017 年外交關係之影響因素為何。有鑒 於各時期的沙以外交關係各有其發展特色，本文將沙以外交關係的時間序作為 各章節的安排。本文採用利益平衡論作為沙以外交關係影響因素的分析框架。
另外以內部因素、區域因素與外部勢力為分析面向，以此三面向對沙以外交關 係的影響因素進行探討。
在 1948-1979 年時期，沙以外交關係主要受區域因素所影響。沙國初期並未 具有足夠實力抗衡以色列，因此多扈從於阿拉伯陣營，形成阿拉伯世界對抗以 色列的態勢。儘管如此，阿拉伯世界中依然存在矛盾，沙國一方面聯合對抗以 色列，但另一方面卻謹慎平衡與其他阿拉伯國家的權力關係，因而開展出與以 色列的競合關係。1950-1960 年代，埃及的崛起成為首次將沙以推向合作的關鍵 因素，沙以畏懼埃及的威脅而展開合作。然而，隨著 1967 年以色列於六日戰爭 大勝，沙以合作關係又出現轉變。過於強大的以色列使沙國感到威脅，因此轉 而與埃及等阿拉伯國家合作，共同平衡以色列。沙國更在十月戰爭後對以色列 與西方國家實施石油禁運，震驚世界經貿發展。
綜上所述，1948-1979 年沙以外交關係主要受區域內的威脅而改變，一旦 區域內的威脅過於強大，將立即驅使沙以尋求任何潛在盟國，達成權力平衡，
1948-1967 年沙以合作 ; 1967-1979 年沙以則轉為對抗。在內部因素方面變化不 大，沙以政權穩定、國力漸增，對以巴問題也長期處於對立意識形態，無法解 釋沙以關係何以在合作與對抗之間擺盪。外部勢力則剛開始萌芽，大國仍在觀 望中東局勢，尚未形成左右沙以關係的力量。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更在十月戰 爭後，遭到沙國石油禁運的報復，顯示出外部勢力尚未能完全左右沙以外交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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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2001 年時期，沙以關係出現結構性轉變，外部勢力成為影響沙以關 係的關鍵因素。由於區域威脅急速增加，沙以不再僅憑相互合作就能平衡威 脅。因此，給予美國深化影響力的機會，美國對沙以的軍售逐年上升，漸漸形 塑出美、沙、以的同盟關係。這樣的現象產生出雙向關係，沙以大量接受美國 的安全保證，同時，美國對沙以的控制力也隨著援助而加強。美國能將沙以關 係形塑於符合美國中東利益的發展，美國逐漸成為沙以關係裡的中介角色，維 持溝通管道，防止沙以關係惡化。隨後，美國更於冷戰後成為世界霸權，利用 其優勢力量推進沙以外交關係的發展，美國對沙以關係的主宰力來到史無前例 的高點。基此，沙以對美國採取扈從的外交戰略，美國對沙以關係因而形成牽 制力量，足以解釋沙以在美國的控制下，於兩伊戰爭中的對立終究沒有變為衝 突，以及在波灣戰爭後，創造出長達十年的和平紅利。
2001-2017 年時期，美國已確立對沙以關係的影響力，唯一不同的是各時 期的美國中東政策，明顯改變沙以關係的發展方向。2001-2009 年，美國將反恐 思維貫穿其中東政策當中，導致沙以對現狀改變的認知出現差異，沙國多樣化 自身外交路線，以色列則持續追隨美國，連帶導致沙以關係的弱化。2009-2017 年，美國中東政策轉向，逐漸減弱該地區的干預，甚至與伊朗展開和談。此舉 促使沙以展開自助，沒有美國的依靠，沙以快速地發展同盟關係，深化全面的 合作，沙以關係由於美國的弱化，來到前所未有的緊密關係。
綜上所述，透過本研究可得知，“維護國家安全免受威脅”的思維貫穿沙 以的外交戰略當中，特別位處於紛亂的中東局勢當中，如何確保自身的國家安 全成為沙以在各時期最為關注的議題。沙以關係由各種影響因素交互影響而 成，惟各時期仍有一關鍵件因素發揮決定性影響力。1948-1979 年為區域因素，
1979-2001 年為外部勢力，2001-2017 年是外部勢力。本研究發現，區域因素變動 引發的安全疑慮，在 1948-1979 年對沙以關係產生最關鍵的影響。此時沙國與以 色列均獨自承擔自身的安全保障，亦即只能透過自身與其他中東國家的合縱連 橫，來達到制衡威脅的效果。但相異的是，在 1979 年後，對於安全保障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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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沙以自身轉移到外部強權美國身上，沙以採取扈從美國的外交戰略，以最小 的成本獲得最大的效益。美國藉由強大的綜合實力確保沙以的國家安全，但也 因如此，美國開始對沙以外交關係產生高度的影響力，能將沙以關係維持在符 合美國利益的發展之下，因而減少沙以之間的衝突。基此，沙以外交關係的影 響因素從區域轉移至外部勢力的關鍵在於“對國家安全的承擔”，由沙以各自 承擔轉變為由美國承擔沙以的安全保證。此後，雖然在 2001 年後，美國的反恐 政策對沙國造成一定程度的傷害，使其轉往多樣化外交路線，但仍未破壞美國 承擔沙以安全的責任，因此沙以關係仍然在美國勢力下維持穩定關係。最後，
自 2009-2017 年，美國對中東干預減弱，並且和伊朗進行和解，導致過去沙以依 賴美國安全保證的情形大幅改變，沙以不再扈從美國，反而各自加強合作以平 衡伊朗的崛起，國家安全再次轉由沙以各自承擔。
此外，以利益平衡論分析，當沙以對現狀改變的認知相同會採取合作，相 異則採取抗衡，但美國勢力的崛起進一步改變沙以的外交戰略。沙以關係自 1948-1979 年，由於受區域因素影響，會在合作與衝突之間擺盪。但到 1979 年 之後，沙以關係大多介於合作與僵局之中，但並不會形成敵對關係，因為在扈 從美國的外交戰略下，沙以大多維持同盟關係。惟至 2009-2017 年，美國勢力消 退後再次改變現狀，沙以均將其視為威脅，由於無法繼續採取扈從美國作為外 交戰略，沙以隨即展開相互同盟的自助行為。
內部因素在本研究中，影響力較不顯著，原因可歸納為“沙以政權的穩定 性高”，“意識形態對立名存實亡”。沙以政權對社會掌控度高，可藉由威 脅、利誘的方式輕易平息國內的動盪，因此內部動亂充其量只會帶給沙以騷 動，較不易造成大規模的改變。此外，由本研究可得知，以巴問題完全不被沙 以兩國所堅持，反而被當作外交關係的施展工具。以巴問題的好壞大多是沙以 關係變化的產物，並非影響沙以關係的因素之一。最後，經由本研究可知，在 沙以外交關係的發展脈絡中，相互對抗並非常態，保持敵對狀態的時期僅有 1948-1952 年，1967-1979 年。相反地，透過非正式關係的合作才是沙以互動的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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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雙方更在 1979 年後採取扈從美國的外交戰略，至此已無大規模的實質性衝 突。因此，沙以外交關係主要受到物質、利益等較為現實取向的事物所支配，
對於意識形態如以巴問題、阿拉伯民族情感等因素，在沙以外交關係的發展上 影響力較小。
研究建議
為突破研究之限制，筆者整理三點作為未來之研究建議，以補足現今研究之 不足。首先，研究此領域之人員，可修習一定基礎之阿拉伯文或希伯來文，以便 能將研究資料的來源拓展至沙國與以色列之官方檔案。第二，有鑒於文獻分析法 會遭遇文獻來源的立場，以及作者觀點之影響。建議可採用其他研究方法，例如 調查法，由當事人的觀點分析事件。可實際訪談沙以兩國的政府官員、退休官員、
智庫人員及當地人民等。
最後，近年來以色列與週邊海灣國家關係漸漸趨於緩和，雙方的互動關係因 而逐年增加。除了沙國外，以色列也與其他海灣國家展開多項經貿、科技、軍事 等往來。往後若要繼續進行此議題之研究，筆者建議能採行比較之研究方法，將 以色列與沙國的外交關係與以色列和其他海灣國家之外交關係進行比較，疏理出 以色列與沙國以及以色列與其他海灣國家的互動中，有什麼相同與不同的地方，
而又是什麼因素導致這樣的差異，確實也具有豐富的研究價值。